赛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1932年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中文名：赛珍珠

外文名：Pearl S. Buck

别名：Pearl Buck

国籍：美国

出生日期：1892年6月26日

逝世日期：1973年3月6日

职业：作家

主要成就：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

生平经历

反对传教的教师

与《水浒传》

与中国

文学历程

与诺贝尔奖(授奖辞 受奖辞 评论界反响)

主要作品

其他情况

文学历程

在中国的往事(与徐志摩的真假徘闻 和林语堂对簿公堂 鲁迅印象中的赛珍珠)

生平经历

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作家，中国南京大学著名校友。本名珀尔·布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赛珍珠以英文姓氏为姓（其父即名赛兆祥），取pearl中文意思珍珠，合成自己的姓氏。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先后在清江浦、镇江、苏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18年，她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值得一提的是，从幼年起，她就在鼓励声中开始写作。

17岁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来中国。1917年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从事传教工作。婚后随丈夫迁居安徽北部的宿县（今安徽省宿州市），在此期间的生活经历成为日后闻名世界的《大地》的素材。1921年秋她的母亲去世后，全家迁至南京。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中国。自1921年至1935年，她与布克(J. L. Buck) 长期居住在所执教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分配给他们的小洋楼里，这所民国建筑仍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今为赛珍珠故居，在这里她写出了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 》（The Good Earth) 三部曲等小说，并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1934年与布克离婚；1935年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结婚，因而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从事写作。1934年由于中国条件较差以及为了亲近她的女儿以及Richard Walsh，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1949年出于对当时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她还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Welcome House”，在后来的50年，这个机构帮助了超过5000名儿童。1964年为了帮助不合收养条件的儿童，她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Pearl S. Buck Foundation）。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她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重新看中国”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1973年5月6日她抑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Vermont），葬于宾西法尼亚州普凯西的绿山农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她热爱的中国大地。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赛珍珠于1922年在庐山牯岭开始尝试写作，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立即印成为畅销书，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 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一生中，赛珍珠创作了超过100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地》。她作品的题材包括小说，小故事，剧本和儿童故事。她的作品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她试图向她的读者证明：只要愿意接受，人类是存在着广泛的共性的。她的作品主题涵养了女性、情感（广义的）、亚洲、移民、领养和人生际遇。

赛珍珠还为林语堂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作序。

反对传教的教师

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布克来到南京，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并住进了校内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在赛珍珠和布克三、四十年代先后离开中国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即今平仓巷5号，南京大学北园赛珍珠故居）。布克（J.L.Buck）是一位农学家，教授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课程，创办了金大农业经济系并任系主任，因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等书而被视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教育学、英文等课。她既要备课、批改作业，又要参与社会工作，会见中外各界人士，还要修剪家中花园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乐乎。在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赛珍珠即在家中腾出地方，让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了进来。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

赛珍珠最喜欢教的课是英文，因为这门课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充分“表现”她的渊博学识和过人的口才。当然也曾有学生认为她上英文课是“海阔天空，离题万里”而告到了校长室去。她自认为“上得较为逊色”的是宗教课。在给纽约传教董事会的工作汇报中，赛珍珠直言不讳地说：“对在课堂上传授宗教知识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满。”她认为“和正规的宗教课相比，在教育学课上传授宗教知识则更胜一筹”。这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董事会很不客气地告诫赛珍珠：“只有正规地传授神学才算正道。”赛珍珠没有屈服于压力，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愤而辞去了宗教课的教职。对此，陈裕光校长和许多外籍教师都深感惋惜。但是在中国、美国许多地方，赛珍珠都仍然公开声称她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她认为，“空谈无益，基督徒应该给中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譬如教育、医疗和卫生”。

与《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迄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有的直译成《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意译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在所有译作中，翻译得最为准确、最为精彩也是最有影响的，还当数它的第一个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英译本便出自赛珍珠的笔下，赛珍珠是将《水浒传》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赛珍珠精通汉语，对中国小说有着极高的评价。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的，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她的这番话赢来了文学大师们的热烈掌声，因为她在数年之前翻译的《水浒传》在西方的流行，已经让人们对中国小说刮目相看了。

赛珍珠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赛珍珠翻译《水浒传》还是2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当时南京出售着《水浒传》的好几个版本，有的只有七十回，有的长达一百二十回。赛珍珠选择的是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她认为这个版本最好，因为较长的版本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七十回本则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

赛珍珠之所以选定《水浒传》来翻译，既有艺术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水浒传》的口语化文字对中国小说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赛珍珠对这种文字风格很是赞赏。而小说的政治内容对她的吸引力则更大。她十分清楚，“中国历史上的起义人士不管属于哪一种人，也不论他们持有什么信仰，无一不喜欢《水浒传》，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她也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在首都南京有好事者散布谣言说，农民运动正在传播一首革命歌谣，诉说农民生活的艰辛：“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后来一查才发现原来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歌谣”，而是《水浒传》上的一首诗。所以，赛珍珠认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腐败的官府之间的斗争”。在赛珍珠眼里，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于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受环境逼迫，万般无奈之下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公民，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

在这段时间，赛珍珠除了教学之外，就是埋头翻译《水浒传》。前后耗时五年，终于将《水浒传》翻译成了一千多页的英文。而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成“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她先后试用过《侠盗》、《义侠》等名，但自己都不甚满意。直到出版前不久，她才突来灵感，想到了《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在纽约庄台公司1933年出版这本上、下两卷的译著时即以“All Men Are Brothers”为名。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很是畅销，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窜”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

与中国

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这位获奖者就是赛珍珠，曾经在金陵大学执教的美国人Pearl Buck。而她的所有获奖作品也大都是她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东侧）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写成的。

赛珍珠开始写作生涯时，适逢一场不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风潮。她读过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知甚多，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接触频繁，这都有利于她对周围掀起的风暴作出判断。于是她便在平仓巷5号小阁楼的窗台下，摆放一架打字机，面对金山，沉入了对作品的构思之中。

1923年赛珍珠写出了处女作《也在中国》，此后便屡屡有作品发表。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南京时，社会失去了控制，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真是危机四伏，所以她沦落为“洋难民”，离开了南京。当1928年夏回到南京的家园时，尽管整座院落成了马厩和“公厕”，但她却在一个小壁橱里惊喜地翻出一个木箱。士兵和劫匪掠走了她的大半家产，却把这个木箱留了下来，箱中完好无损地放着她在母亲去世后为其写的《凯丽的传记》一书的手稿——这部手稿排成铅字时书名便改成了《异邦客》。赛珍珠继续创作，不久给美国的朋友戴维·劳埃德寄去了一篇曾经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同时还附上了未曾发表的续篇，建议将两者合成一部长篇，书名定为《天国之风》。

戴维·劳埃德接到《天国之风》的书稿后，分别寄给了20多个出版社，纽约的庄台公司总裁理查德·沃尔什慧眼识珠，很快便决定出版赛珍珠的《天国之风》，只是将书名定为《东风·西风》。

不久赛珍珠的新作《王龙》又从南京金陵大学寄到了纽约庄台公司，沃尔什又热情地答应出版，只是觉得《王龙》之名很难为人接受，而书名应“扣人心弦，富有浪漫情调”，建议改用“大地”之类的名字。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Gread Earth）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庄台公司也因此从一个负责累累的出版社一跃而成为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沃尔什与赛珍珠双方还愉快地订下并切实履行了这样的协议：赛珍珠写什么，他就出什么。所以赛珍珠后来写成的《大地三部曲》之《儿子们》、《分家》以及其他多种文学作品，都是由沃尔什的公司出版的。

赛珍珠一生写了85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儿童文学、政论等。她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文艺评论。她早期曾著文批评美国教会人士在国外的某些做法；晚年的政论主要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并攻击共产主义。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被称为“中图通”，她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大地》，1931；《儿子们》，1932；《分家》，1935）中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在《北京来信》（1957）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1969）中，她明显地流露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敌对情绪。

文学历程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三部曲—— 《大地》（1931年）、《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以一卷本《大地上的房子》（1935年）出版，该书唤起人们注意普遍的人类境况、自然的循环过程以及人类的兴衰。《母亲》（1934年）介绍了一位不畏艰辛劳苦、勇于求成的妇女原型。似乎是为了强调东西方联合的可能性，赛珍珠也以同样的口气发表了一些散文作品。她给她的母亲和父亲写了传记《放逐》（1936年）和《奋斗的天使：灵魂画像》（1936年）。在两种重要的文化都起重要作用的生活中度日是有困难的，这两本书对此分别作了同样的评价。

上面提到的那些书为赛珍珠赢得了声誉。独特而略带异国情调的人物无疑地使得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这种特点也同样使作品本身具有力量。这些书——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都忠于她所信奉的小说概念。它们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

赛珍珠1934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回归美国标志着她开始努力扩大写作范围。她没有抛弃远东地区，然而除了这个题材以外，她不但以东西方世界的结合为题、而且也严格地以美国为题材进行著述。大多数作品受人欢迎，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作品与她获得诺贝尔奖前不一样，未能受到评论家们的注意，甚至连温和批评性的支持都没有。

在《一颗骄傲的心》（1938年）和《诸神：美国传奇》（1940年）中，她倾诉并反省了有关自己、家庭的许多问题以及成名的种种酸楚。为了弥补写作题材上的缺陷，并防止读者以名取文，赛珍珠用约翰·赛奇斯的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为题材的小说。上述作品着重描写了一些她自认为是标准的美国人的形象，但她塑造的人物没有能给她早期著作的普遍性主题增添光彩。或许是这些人物不同于她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美国读者太熟悉他们了。随后，她得意地将这一尝试公之于众，并宣称达到这样的目的：证明来自生活中的故事才会受到描写对象们的欢迎。在写这些书时，她试图像她的有关中国的作品那样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她强迫自己尽力按西方人的传统习惯来写西方的故事，因此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不能像早期那样娓娓道来，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正是其书畅销的另外一种原因。

使用假名字，在出版问题上常因商业性的解释而被笼罩上阴影，这一点对赛珍珠来说也很重要。赛珍珠一直明白她的名望的商业力量。原本只作为家史的母亲的传记后来出版了，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她丈夫的公司。传统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被高明的评论家所承认并推荐给读者的，而赛珍珠则认为，只要大众喜爱，作品就具有价值，她的文学生涯为这种矛盾冲突所困扰。赛珍珠使用假名，是想兼顾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顾了后者，失了前者。

当更多地致力于慈善事业时，她似乎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报刊新闻这两个方面获取写作的故事情节。赛珍珠以美国军人与亚洲妇女所生的弃儿以及曼哈顿工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为题材，写了一些小说。她也写了很多涉及世界种种问题的其他体裁的文章。

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与诺贝尔奖

1938年，赛珍珠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授奖辞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

赛珍珠有一次告诉人们，她是如何感到负有向西方阐述中国的特性和现状的使命的。她从事这项工作，根本不是作为一项文学专项研究，对她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人民始终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当人们问我他们是何种人的时候，我回答不出。他们不是这或者那，他们仅仅是人民。我无法给他们下定义，正如我无法给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下定义一样。我与他们如此接近，曾与他们如此亲密地一起生活过，无法给他们下定义。”

她与中国人民一起饱经沧桑，经历了好年景和饥馑的年景，经历了血腥混乱的革命以及狂热且不切实际的改革。与她所交往的既有知识阶层，又有处在原始状态的农民，在见到她之前，他们几乎没有见过西方人。她经常处在致命的危险中，她是异国人，可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异国人。总的看来，她的见解保持着其深刻而温暖的人性。她完全客观地把生命注入于她的知识，并且给了我们这部使她举世闻名的农民史诗——《大地》（1931）。

她用一个男人作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先人在数不清的世纪里所过的生活并无二致，而且他有着同样素朴的灵魂。他的美德来自一个唯一的根源；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正是上地生产出庄稼来回报人的劳动。将王龙创造出来的材料，与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一般无二，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喜悦把他的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予了这黄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随着死亡的来临二者将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得到安宁。他的工作也是一项完成了的责任，因而他的良心得以安宁。既然欺骗在他的追求中毫无用处，所以他是个诚实的人。这是他的道德观念的实质，而且他的宗教观念也是同样为数甚少，在祖先崇拜中就几乎可以领悟到他的宗教观念的全部。他知道人的一生只是从黑暗到黑暗间的一丝闪光，从他身后的那个黑暗延伸着祖先的那个父子相传的链条，而且如果他不想丧失能在一个未知的臆测区域继续生存的微小希望的话，那个链条就不能由于他而折断，因为那样就会断绝一个家族的香火，所以每一个男人都不可掉以轻心。因而故事就以王龙的婚姻以及他的人丁兴旺之梦开始。至于他的妻子阿兰，他没有梦见她，因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而这并没什么不当和不合适。她是邻村一个大户人家的仆人，又因为据说难看，所以很便宜就能买到，又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大户人家的儿子们或许并没有纠缠她，新郎对这一点是看得很重的。由于他的妻子表现出是一个优秀的帮手，而且孩子们很快就出世了，所以他们一起的生活很美满。凡是对她提出的要求，她都予以满足，而她自己则一点要求也没有。在她沉默的眼睛后面隐藏着一个沉默的灵魂。她是完全顺从的，但又聪明，行动敏捷；她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妻子，这沉默寡言来自一种严厉教育下获得的人生观。成功伴随着他俩。他们能够省下一点钱作他用。王龙的巨大渴望，首先是做一名父亲，其次就是得到更多的土地来耕种，现在这第二个渴望可能不知不觉地显现丁出来。他能够买更多的土地，一切都预示着幸福和兴旺。然后命运之手的打击降临了，旱灾突袭了这个地区，沃土变成了飞旋弥漫的黄尘。他们卖了地就能避免饿死，但这样做就等于把通往未来的门栓住锁上。他们俩谁也不希望这样做，所以他们与不断增大的乞讨大军一起，动身去一个南方城市，以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为生。阿兰在她的少年时期曾经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乞讨旅行，那次旅行的结局就是，为了救她的双亲和她的兄弟们，她被卖掉了。由于她的经历，他们得以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生活。王龙像头役畜一样辛苦劳作，而其他人则用学得的乞讨技术去乞讨。秋天和冬天过去了。随着春天的到来，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并进行耕种的渴望已无法忍受，但是他们却没有回家的旅费。然而命运再一次进行了干预——那命运在中国就像旱灾，瘟疫和洪水一样自然。在那个伟大的国家里，战争总是在某个地方出现，而且战争的方式也像空气的力量一样不可思议。战争在城市蔓延，使法律和秩序变为混乱。穷人抢劫富人的家。王龙侧身于暴民之中，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动机，因为他的农民的灵魂厌恶暴力行为，但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有一小把金币几乎是给硬塞进他的手中。现在他能回家了，可以在他的被雨水浸透了的土壤上进行春耕。而且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再买地，他富有而且快乐。由于阿兰劫夺的财物，他更富有了，虽然从根本上讲还是并不幸福。在阿兰做仆人的日子里，她就对邸宅里的秘密隐藏处略知一二，这也就使她发现了一点儿宝石。她拿走这些宝石是毫无预谋的，几乎就如同喜鹊把闪闪发光的东西偷走一样，而且她也同样本能地把它们藏起来。当她的丈夫在她的怀里发现这些宝石时，他的一切都改变了。他买了一个又一个农场。他成为该地区的头面人物，不再是农民而是个老爷，而且他的性格也变了。那种纯朴以及与土地的和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遗弃的一种诅咒，这诅咒来得虽然缓慢但却毫不含糊。王龙过着老爷的悠闲生活，可心中再也没有真正的安宁了。他娶了一个小妾，阿兰被打入冷宫，在精疲力竭之后死去了。儿子们都不是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大儿子沉溺于放纵的空虚生活中，二儿子被对金钱的贪婪所吞掉了，当了一名商人和放高利贷者。小儿子搜括本已不幸的国家，当了一名“军阀”。在他们四周，中央帝国在动荡的新生中被扯得粉碎，这新生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的令人痛苦。然而，这个三部曲并没有把我们带到太远的地方，它在第三代和大地的某种言归于好之中结束了。王龙的一个孙子在西方受了教育，他返回家园，用所学得的知识改善农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则在新与旧之间的那种冲突中像浮萍一样生活着，赛珍珠在其他的作品中描写了那种冲突——大多是以悲剧的笔调描写的。

在这部小说的许多问题当中，最严重最悲惨的就是中国妇女的地位的问题。从一开始，作者的悲怆之情就是在这一点上最强烈地显现了出来，而且在这部史诗作品的静谧当中读者不时地感受到这种悲怆之情。作品开头有一个情节，它最为生动地表达出了自远古以来中国妇女所具有的价值。这价值得到了强调，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带有一种此书自然罕见的幽默笔触。在一个幸福的时刻，王龙怀抱着穿着新衣服的头生子，眼前一片光明的未来，禁不住要大吹大擂一番，但又突然惊恐万状，抑制住自己。这是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几乎是向隐形的精灵们挑了战，并把他们的邪恶的目光引向了自身。他试图避开这个威胁，于是把孩子藏在怀里，大声说道：“真倒霉，生了个闺女，谁也不想要，而且还长了一脸麻子！让她死了算了！”阿兰也加入了这场喜剧，表示赞同——也许连想也没有想。实际上精灵们并没有必要把目光浪费在一个女孩身上，总之，她的命运是足够艰辛的。正是赛珍珠笔下的女性形象给人们带来了最强烈的印象。这其中就有阿兰，她沉默寡言，这愈加显得份量重。对她的整个生涯的刻画也同样着墨不多，但又同样深刻有力。

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物见于《母亲》（1934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书中没有提到她有别的名字，好像要表明她的整个命运就用“母亲”这个词表达出来了。然而她却是一个生动的、个性化丁的人物，是一个勇敢，精力充沛、强有力的形象，也许比阿兰更具现代性，而且没有她的奴隶气质。丈夫不久就弃家而去，但她为了孩子而把家维系了起来。整个故事以忧伤作结，但却不是失败告终。这位母亲是不能被压倒的，甚至当她的小儿子由于当了革命党人被斩首时她也没有垮下去，她不得不找一个生人的坟墓去哭泣，因为她儿子没有坟墓。就在这时她的孙子出生了，她又有人去付出爱并为之作出牺牲。这位母亲是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女性人物中的最为完美的人物，这部书也是她的最佳作品之一。但就性格刻画和小说布局来说，写得最好的却是两部描写她的父母的传记——《流亡》（1936年）和《战斗的天使》（1936年）。它们应该称为十足的经典作品，它们将成为传世之作，因为它们充满了生命力。从这个方面来说，人物刻画所仰赖的模特儿也就意义重大。

对于当代小说所提供的芸芸众生，人们难得怀有巨大的感激之情，而且人们情愿把他们忘却。那些人物不具有极其丰富的品质，而且作家也竭尽全力贬抑他们，作家往往进行不懈的分析，所产生的贬抑效：果自可想见。然而，在这儿人们却看到两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们过着无私而又积极入世的生活，既不耽于空想又不游移不定。这两个人物迥然不同，他们又被共同投掷进在一个艰辛而又奇怪的世界之中的一场共同的斗争之中，这个事实往往导致巨大的悲剧——但却并非失败；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是昂首站立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母亲凯丽天赋极高，勇敢而又有一副热心肠，天性诚恳，在种种总是紧张的力量当中达到了和谐。在悲哀与危险当中，她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考验。由于生活条件的严酷，她失去了许多孩子，而且在那骚乱的日子里，她也数次受到可怕的死亡的威胁。让她去目击在她周围的永无止境的灾难，也几乎是同样困难的。她竭尽所能去减缓这灾难，她所做的绝非无足轻重，但是什么力量也不足以胜任这样一项任务。甚至在内心深处她也经历了一场艰苦而又不懈的斗争。就她的职业和天性而言，她所需要的不仅是坚定的信念。她献身于上帝，但这对她说并不够，她也必须感到那种牺牲已经被接受了。仅管她乞求着祈祷着，希望看到牺牲已被接受的迹象，但这迹象却从未出现。她不得不继续不懈地寻找上帝，试图不靠神的帮助而信善，以此得到满足。然而，她却保持了精神的健康，保持了她对生活的热爱，虽说生活向她展示了大量可怕的东西，她也保持了对世界向她呈现出的美的鉴赏；她甚至保留了她的幸福和幽默。她就好像从生活的深处喷涌而出的一股清泉。女儿以罕见而又活泼的明白晓畅讲述着她的故事。就事件的进程而言，这部传记写得精确，但是在各种情节的叙述和对人物的内心生活的描述中，富有创造性的想像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毫无虚假之处，因为这种想象是出自直觉的，是真实的。语言生动活泼，如行云流水，写得清晰，弥漫着一种温柔而又温情的幽默。然而故事也有——处瑕疵，女儿对母亲的热爱使得她不可能公正地对待她的父亲。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局限性是明显的，那是些严酷的而且有时又是痛苦的局限。作为一名传教士和基督的士兵，他是无可挑剔的，在许多方面来说甚至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本应该独自一人生活，摆脱开他几乎没有时间注意的家庭责任，无论如何，与他的投入全副身心的职业来说，这些责任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一来，他就对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帮助，在她的传记中他也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然而，这一点在另外一部书里得到了完成。那本书的题目就是他的生活和存在的关键：《战斗的天使》。安德鲁并不拥有他妻子的那种丰富而又综合的天性。他是狭隘的，但又是深刻的，并且像闪光的剑那样明亮。他将每一个念头都献于他的目标，那就是为异教徒打开通向拯救的道路。与此相比，一切皆无足轻重。凯丽祈祷却又未获得的，也就是与上帝的密切关系，他却完全拥有了，他对圣经的信念怀有坚定的见解，无可动摇。带着这种信念，他就像一位征服者一样行走着，在这个广袤的异教国家里走得比谁都远，他历经千辛万苦又对这千辛万苦视而不见，并且以同样的方式遭遇着威胁与危险。对这些贫困、盲目而又奇怪的黄种人，他怀有温柔和爱。在这些黄种人当中，他的严厉的天性鲜花盛开。当他赢得他们的灵魂，使他们作出信仰的宣告的时候，他毫不怀疑这宣告的真实性，他以一个孩子式的天真，认为这宣告是真实的而把它接受下来。通向上帝的大门以前对他们始终是关闭着的，现在向他们敞开了，至于如何衡量他们，判断他们，现在则完全是明察秋毫的上帝的事。他们已经获得了被拯救的可能性，对安德鲁来说，刻不容缓的就是把这个可能性给予在那个广袤的国家里他所能遇见的每一个人，在那儿每个小时都有数千人在死亡。他的热情在燃烧，他的工作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具有某种天才的成分． 他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这项永无止境的行动，为此耗尽了心血，而他允许自己所享用的休息，就是在热情的主祷文里神秘地沉溺于上帝之中。他的一生尽管不断遭受狂风恶浪的打击，却是一团直冲九霄的烈火，是不能用寻常的概念来予以评价的。女儿在刻画他时毫不掩饰他那张不讨人喜的脸，但在他的高尚的整体面前却始终保持着毫无杂念的崇敬。对这两副刻画得完美无瑕的人物肖像，人们怀着深深的谢意——他们个性迥异，但都同样罕见。

瑞典学院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赛珍珠，感到是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有关未来的梦想的目的相吻合的，因为她的值得注意的作品为通向人类同情和对人类理想进行研究铺平了道路，那种人类同情穿越了广阔分隔的种族边界，那种研究又是人物刻画的一种伟大而又充满生机的艺术。

华尔士太太，我尝试着简要概述您的工作，不过在这儿又确实并非必需，因为听众们对您的非凡的作品已是了如指掌。虽说如此，但我希望我能就这些作品的趋向谈出些看法，这趋向就是把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世界朝在我们西方领域之内的更深的人的洞察力和同情打开——这是一个壮丽而又困难的任务，如您所做的那样，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你的所有理想主义和伟大的心。

请容我请你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由瑞典学院所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受奖辞

要让我表达出我对给予我的评价和奖金的感激之情，那是不可能的。就我本人而言，我确信我接受了远远超过我在作品中所能给予的东西，我只能希望，我还要写的许多书将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今天晚上所能做出的感谢更有分量。而且确实，我只能够以我认为这个礼物的初衷的精神来接受——也就是说，与其说这是个为过去的成就所颁的奖，毋宁说是为未来所颁的奖。我认为，不管我未来写什么，当我记起今天这个日子的时候，我都会永远获得收益和力量。

我也为我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而受奖。我们是一个仍然年轻的民族，我们知道我们尚未达到我们最充分的力量。这个奖给了一个美国人，也就不仅使一个人获得了力量，而是使整个美国作家群体获得了力量，他们因这种慷慨的褒奖而受到鼓励，精神振奋，而且我还想说，这个奖给了一个妇女，这在我们国家是非问小可的。你们已经褒奖了你们自己的塞尔玛，拉格洛夫，并且长期以来褒奖了在其他领域的妇女，因而也许不能完全理解，此刻站在这儿的是一位妇女这在许多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但我不仅仅是为作家和妇女说话，而是为所有的美国人说话，因为这个奖赏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分享的。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谈到中国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叫，相类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力争取自由的斗争。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自由——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最为宝贵的财产。我们——瑞典和美国——仍然拥有着自由。我的祖国是年轻的——但它却以一种奇特的友情向你致意，你的大地是古老而又自由的。

评论界反响

评论家们对瑞典文学院选中赛珍珠并不是全都满意，但赛珍珠的书广受欢迎，内容靠近读者，作品表现了主题所固有的理想主义，特别是有些作品的题材与中国有关，这些授奖理由大部分人是看清楚了。大多数评论家并没有过分地批评赛珍珠的作品，一般只是客气地指出其不足，不过也曾提到这样的意见：如果瑞典文学院执意要选择一位美国人或者一位美国女性得奖，那么更合适的人选还是有的。

《大地》（1931年）特别被举证为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赫赫声望同人性的令人宽慰的吸引力相结合，它即使不是伟大的艺术，也是一种在两种文化间建立联系的重要尝试。《星期六评论》指出，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给赛珍珠并不是表彰她一生的成就；而是对“一本书的褒奖，一件完全应该获得崇高荣誉的杰作——《大地》”。这本畅销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而且拍成了电影。

赛珍珠自己评论说，诺贝尔文学奖本应授给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而后，诸多评论家也认为赛珍珠并不是主要的获奖人选。《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周刊以及《纽约时报》都登了赛珍珠的评论，而《星期六评论》没有像上述报刊那样重复赛珍珠对德莱塞的评价，而是糟糕地称赛珍珠为较次的作家，同薇拉·凯瑟和埃伦·安德森·格拉斯相比，“有时是明显地逊色”。《时代》周刊认为卡尔·桑德堡和凡·威克·布鲁克斯是美国更为可取的竞争者，该刊指出，赛珍珠比威廉·巴特勒·叶芝、乔治·萧伯纳、托马斯·曼要低一个档次。赛珍珠获取诺贝尔奖使得美国的报刊舆论得意地标榜那些比赛珍珠更为合格的作家。但诺贝尔遗嘱中提到过的理想主义是赛珍珠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舆论界认为对赛珍珠如有失礼，也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实用性，而不是艺术性，被用作评奖的尺度，这是1938年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一个因素。这一年，中国境内战争突发，作为一个中年人，赛珍珠意识到了这一点。世界注意到中国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不是一种演变。欧洲的情形也同样困苦：纳粹德国突然发动了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评论家们显然对这些因素给赛珍珠带来的个人痛苦极为敏感。据推测，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时局造成的困苦也同样敏感。《时代》周刊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欧洲”和赛珍珠“对独裁者的猛烈抨击”是这次评奖动机的明显表露，而作品的艺术性被忽略了。

赛珍珠实际上知道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处境以及大多数评论家对她所持的态度。她承认，“作品多了，易遭非难”。“老天爷作证，文坛上的当权派没有原谅我的手勤笔快以及作品的广受欢迎。”她没有得到宽恕，然而为了对赛珍珠表示公平，考虑到她的深深爱心和善意，评论家们没有忘记这样的事实：虽然她进不了伟大作家的行列，但她对多灾多难的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主要作品

* 桥（A Bridge for Passing）

* 来吧，亲爱的（Come,My Beloved ）

* 命令与清晨（Command the Morning）

* 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 ）

* 流亡（The Exile ）

* 搏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 ）

* 十四个故事（Fourteen Stories ）

* 大地（The Good Earth ）

* 《归心》和其它故事（Hearts Come Home and Other Stories）

* 匿花（The Hidden Flower ）

* 帝国女性（Imperial Woman）

* 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 ）

* 生芦苇（The Living Reed）

《儿子们》（1933年）

《分裂的家》（1933年）

《母亲》（1934年）

《母亲的肖像》（1936年）

《西太后》（1956年）

《西太后》这一作品在日本及韩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造成了外国人与中国人对慈禧太后这一历史人物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分歧。

其他情况

·赛珍珠生前曾加入中国国籍。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

·她因批评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拒绝参加她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仪式。

·在中国江苏镇江、安徽宿州、南京大学，至今保存着当年赛珍珠生活过的赛珍珠故居。

·近年来，中美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围绕赛珍珠的文化交流。

文学历程

赛珍珠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三部曲——《大地》（1931年）、《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以一卷本《大地上的房子》（1935年）出版，该书唤起人们注意普遍的人类境况、自然的循环过程以及人类的兴衰。《母亲》（1934年）介绍了一位不畏艰辛劳苦、勇于求成的妇女原型。似乎是为了强调东西方联合的可能性，赛珍珠也以同样的口气发表了一些散文作品。她给她的母亲和父亲写了传记《放逐》（1936年）和《奋斗的天使：灵魂画像》（1936年）。在两种重要的文化都起重要作用的生活中度日是有困难的，这两本书对此分别作了同样的评价。

上面提到的那些书为赛珍珠赢得了声誉。独特而略带异国情调的人物无疑地使得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这种特点也同样使作品本身具有力量。这些书——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都忠于她所信奉的小说概念。它们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

赛珍珠1934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回归美国标志着她开始努力扩大写作范围。她没有抛弃远东地区，然而除了这个题材以外，她不但以东西方世界的结合为题、而且也严格地以美国为题材进行著述。大多数作品受人欢迎，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作品与她获得诺贝尔奖前不一样，未能受到评论家们的注意，甚至连温和批评性的支持都没有。

在《一颗骄傲的心》（1938年）和《诸神：美国传奇》（1940年）中，她倾诉并反省了有关自己、家庭的许多问题以及成名的种种酸楚。为了弥补写作题材上的缺陷，并防止读者以名取文，赛珍珠用约翰·赛奇斯的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为题材的小说。上述作品着重描写了一些她自认为是标准的美国人的形象，但她塑造的人物没有能给她早期著作的普遍性主题增添光彩。或许是这些人物不同于她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美国读者太熟悉他们了。随后，她得意地将这一尝试公之于众，并宣称达到这样的目的：证明来自生活中的故事才会受到描写对象们的欢迎。在写这些书时，她试图像她的有关中国的作品那样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她强迫自己尽力按西方人的传统习惯来写西方的故事，因此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不能像早期那样娓娓道来，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正是其书畅销的另外一种原因。

使用假名字，在出版问题上常因商业性的解释而被笼罩上阴影，这一点对赛珍珠来说也很重要。赛珍珠一直明白她的名望的商业力量。原本只作为家史的母亲的传记后来出版了，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她丈夫的公司。传统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被高明的评论家所承认并推荐给读者的，而赛珍珠则认为，只要大众喜爱，作品就具有价值，她的文学生涯为这种矛盾冲突所困扰。赛珍珠使用假名，是想兼顾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顾了后者，失了前者。

当更多地致力于慈善事业时，她似乎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报刊新闻这两个方面获取写作的故事情节。赛珍珠以美国军人与亚洲妇女所生的弃儿以及曼哈顿工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为题材，写了一些小说。她也写了很多涉及世界种种问题的其他体裁的文章。

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在中国的往事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赛珍珠来到中国后，从小就跟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跟着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的中国文化，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和中国孩子一块儿玩耍。童年的赛珍珠印象最深的是奶妈给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和厨师所讲的“三国”、“水浒”故事。这些口头文学以丰富深厚的精神内涵滋养了赛珍珠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代表作品《大地》、《儿子们》和《分家》三部曲甚至大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

与徐志摩的真假徘闻

赛珍珠成年后，曾先后任教于江苏镇江、安徽宿县和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人称“中国通”。据说，在这个期间，她曾经与中国著名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徐志摩邂逅、结识，并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异族未了情缘。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他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徐志摩是泰戈尔全程的翻译。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徐志摩。当时还是南京一个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师的赛珍珠，一见到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便一往情深，随后一段时间两人便有了“不寻常的关系”。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或借书中人物“影射”徐君。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要好的女性朋友。后来，其中一位朋友披露：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此男是谁”？外界始终没有人知道。

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了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以“影射”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恋情。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赛、徐恋情的影子，甚而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的情形，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影”徐志摩，寄托着其心灵深处的难忘与不舍。

直到赛珍珠死后5年，她的好友莎拉·布顿才在一次“访问记”里指名道姓说出，这个神秘的男友不是别人，正是大众情人中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在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所有徐志摩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艳事”的；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罗曼史。有人甚至说，赛珍珠比徐志摩大4岁，两人相识时，赛珍珠已32岁并开始发福，她姿色平平又不善打扮，徐对她是否有兴趣，也值得怀疑。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及其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等有力证据。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艳事”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未决的“公案”。

林语堂

和林语堂对簿公堂

赛珍珠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大3岁。赛珍珠的父母和林语堂的父亲同为传教士，不同的只是赛氏父母是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人，而林语堂父亲则是在中国传教的中国人。赛珍珠和林语堂都十分热爱着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也很乐意陶醉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　赛珍珠一直想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始终不能如愿，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发现了“林语堂”这个名字。她觉得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经过几番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于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在林语堂家里见面。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外国作家写的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中国的实感。”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相近，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可以写的。”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后来，追求赛珍珠的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知道此事，也鼓励林语堂写出这本书。于是，一个计划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从1934年起，林语堂用了10个月时间写出了这部书，题目是《吾国与吾民》，此书于1935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比预想的反响还要大得多。许多评论家撰文高度赞扬这部书的成功。在这本书的前面有赛珍珠写的序言，她以理性而又深情的笔调称颂这是一本“伟大的书籍”。赛珍珠在序里这样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它是中国人开始真正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它体现出中美两个作家的亲密友情。在以后的时间里，林语堂与赛珍珠以及他们两家结下了深厚和稳定的友谊，不仅林语堂的书先由赛氏夫妻开的出版公司出版，而且两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聚餐，甚至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看上去两家人仿佛成了一家人。这是林语堂与赛珍珠友谊的“蜜月期”。

关系如此“铁”的两个作家，为什么到最后还会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了呢？据说，林语堂在美国生活期间，曾全力以赴研究中文打字机，结果将自己40多万美元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上面，最后不得不向有着多年合作的赛珍珠借钱。但令林语堂吃惊的是，他居然吃了闭门羹，赛珍珠没有借钱给他。这大大刺痛了林语堂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林、赛关系破裂的是，林语堂后来知道在与赛氏夫妇多年的合作中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本来在美国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却拿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这时，林语堂才恍然大悟，原来，赛珍珠开出版社也是为了赚钱的，而且他多年来吃的亏太大了。对此，林语堂委托律师向赛珍珠要回所有著作的版权，并且态度非常坚决，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接到这个消息，赛珍珠感到突然和吃惊，她打电话给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追问她的爸爸林语堂是不是疯了？后来，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任校长，为此他打电报跟赛珍珠告别，结果林语堂没有收到回复，为此，林语堂感到非常恼火，他痛心地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两个有着近20年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作家就这样义断情绝了，他们就像一条河流在某一处分开后，再也没有汇合过。具有深长意味的是，当赛珍珠去世后，几个养子为了争夺她留下的700万美元遗产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打了7年的官司才把问题解决。这可能是赛珍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鲁迅

鲁迅印象中的赛珍珠

赛珍珠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写中国题材的作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8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在中国度过，直到晚年，她还向有关方面申请访华。然而对赛珍珠而言，在新中国享有至高无尚地位的鲁迅对她的评语却在长时间内成为决定她命运沉浮的标尺。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他以“中国文化守夜人”的自觉使命感，时时观察着中国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坛的动向。鲁迅也认可赛珍珠是爱中国的，承认她对中国有所了解，只是不如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刻。在赛珍珠的《大地》被译成中文不久的1933年，即该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五年，鲁迅就对赛珍珠的作品有所认可的前提下，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他批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至1934年，鲁迅又对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为英文时，将其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事情，提出了非议。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这些评论，当然也和他谈论其他问题一样，极为深警精辟，非一般人所能及，不过也只是顺便提及，并非专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赛珍珠的看法，似乎有所转变。他在1936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已考虑到对赛珍珠的评价中可能存在的不妥。只是由于鲁迅先生健康日下，已无时日和精力再顾及这一问题，从而使后人产生“鲁迅对赛珍珠其人其文均无好感”的简单印象。简单印象又被简单推定为结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人用以推波助澜，遂使赛珍珠及作品在解放后的中国长期遭到禁锢、抨击的命运。鲁迅对赛珍珠的并无恶意的微辞，自然也成为各类文章讨伐赛珍珠的利器。

描写的是19世纪一个中国农夫挣扎求生存的故事，绝对是大手笔，长达一千多页一个三部曲，第一部就叫《大地》，第二部叫《儿子》，第三部叫《分家》。其中赛珍珠用力最多、写得最精彩的是第一部，有34章，第二部次之，有29章，第三部又等而下之，才4章。这是一部家族小说。这样逐渐递减的写法跟故事的发展形成了平行的关系，这类似于《红楼梦》的叙事模式。《大地》主要写于1920年代，发表于1931年。赛珍珠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大谈特谈中国小说则是在 1938年；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西游记》还没有被提升到顶峰，“四大名著”之说大概尚未成型。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很有口碑，也是因为这本书，赛珍珠1938年成为第一位同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和普立策奖的女性。

至于争议呢，首先……中国移居海外的作家拿到这种奖的作品，一般都是不被本土欢迎的，例子有很多。而她这部作品不受欢迎可能是因为她本人目睹了太多中国旧社会的黑暗面，也因为外国人可以说是通过这本书才开始了解那是时代的中国的（“在赛珍珠之前从未有人在小说里描写中国。”），因此对她书中的描写照单全收，于是……姨太太，迷信，腐败，昏庸，糜烂，以及古怪。当然，这是外国人的评价，在我们自己看来，可能是把黑暗的一面深化，把光明的一面西化（我自己的评价，可能偏颇）让外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也是必然的，正常的，生活所需的行为哪个地方的人类都能接受，但是信仰和风俗类的东西就很容易被异化进而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