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著名学者

人物简介

1996年12月26日，国际著名学者盛成，这位年近百岁、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世纪老人”，默默地走完了其具有传奇色彩的漫长的人生旅程，用尽他生命中最后一丝气力，实践了一位东方赤子的“归一”的人生理想。

盛成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1899年2月6日，他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家境没落的汉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在光复南京的战役中，盛成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和鼓励。

1910年出家金山江天寺，师从著名的“革命和尚”黄宗仰，同年与其兄盛白沙（民国烈士、功臣之一，曾任广州革命军政府海军“肇和舰”舰长、汕头海军临时舰队指挥，并协助孙中山平息陈炯明叛乱,系孙所倚重的革命中坚。1923年为叛乱分子杀害）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结识革命家黄兴，得其大赏识因而更为现名，号成中；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年仅12岁，是称誉一时的“辛亥三童子”之一，因有特殊贡献而置身南京方面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行列，并得到孙本人的亲切嘉奖和勉励；随后先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时政府创办的陆军学堂，学堂胎死腹中，旋入铁路学校，再求学于佛、儒学大师欧阳竟无

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法语预科。三年后，他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任职。在“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胶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他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代表。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运领袖，结为亲密的战友。

1919年年底，盛成满怀着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理想，登上了“勒苏斯”号邮轮，开始充满艰辛的留法勤工俭学之旅。

他先进入法国蒙彼利埃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蚕桑学，后又转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并获得高等理学硕士学位。二十年代初，盛成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是该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凭借自己所具有的崇尚自由和热爱艺术的个性，很快又加入到超现实主义“达达”运动的波澜之中。留法勤工俭学的岁月中，他不仅积极参加历次维护留法学生合法权益的斗争，而且以非凡的勇气投身于国际左翼进步组织的社会活动中。1927年，盛成应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但是由于盛成的言行和思想与当时完全听命于苏共的法国共产党存在很多分歧，使得他最终告别了政治舞台。在一阵迷惘之后，他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领域。

1928年，盛成应聘到巴黎大学主讲中国科学课程。在这段时间里，盛成深深地领悟到东西方思想相通之处，他独具慧眼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天下殊途而同归。”从此，这便成了盛成为之奋斗终生的最高理想目标。由此应运而生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1928年在巴黎出版后立即震动法国文坛，西方报刊纷纷给予介绍和评述。诗人瓦雷里为该书撰写了一篇长达十六页的万言长序，盛赞这部作品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长期持有的偏见和误解。该书还得到著名作家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等人的高度评价；并先后被译成英、德、西、荷、希伯莱等十六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三十年代初，盛成从海外载誉归来。他先后到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兰州大学执教。抗战期间，他一度投笔从戎，担任过上海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武汉全国文艺界抗敌联合会常务理事等职。1948年，盛成应聘到台湾大学担任教授，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国学研究。由于思想进步他受到当局的迫害和校方的排斥。1965年，盛成脱离台湾来到美国。在美期间，他用英文写成《欧阳竟无传》。不久，盛成再度来到法国南部，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著作被收入法国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发行了由他本人亲自朗读的教学录音带。六十年代，他还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请，把《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出版。

1978年10月，这位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几经周折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盛成先生归国后，长期在北京语言学院担任一级教授。八十年代，进入耄耋之年的盛成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马来语与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1985年，法国密特朗总统授予这位“世纪老人”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盛成，这位学贯中西、饱经沧桑的东方赤子，不仅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近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他在历次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中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成为秉承“五四”传统，毕生追求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强权压迫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行动楷模。

“达达狂年”和盛成

盛成于1920年1月抵达巴黎，恰逢风靡欧美的“达达主义”运动由苏黎世而纽约，而汇合于洛桑，而潮涌入巴黎之时。达达主义者以巴枯宁“破坏即创造”的著名论断相号召，致力于全面反叛传统价值，这对自幼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满怀革命激情且已有丰富革命履历的盛成立即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每当夜幕降临，塞纳河两岸以蒙巴拿斯和蒙马特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几乎所有咖啡馆和酒吧都是“达达”们的聚会场所。醉心文学的去蒙巴拿斯，钟情艺术的去蒙马特，盛成则是兴之所至，两边穿梭，既大喝蒙巴拿斯的“文学咖啡”，也痛饮蒙马特的“艺术香槟”。他把这每日例行的庆典称为“参加达达文艺晚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俄狄浦斯情结”，先后结识了查拉、杜桑、阿尔普等“达达”鼻祖，以及毕加索、阿波里耐尔、布雷东、海明威等正在脱颖而出的世纪大师，而尤与毕氏和海氏交谊深厚。他曾乘兴用中文为毕加索的画题写诗句，使后者大感新奇和开心，只可惜这件中西合璧的墨宝未见流传，或已轶失亦未尝可知。　1920年的巴黎“达达”运动后来被称为“巴黎学派”，而这一年则被称作“狂年”。“狂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亲历“达达”极大地影响了盛成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道途。他数年后之所以有勇气用法文写作《我的母亲》固如他自己坦言，很大程度上是得了“达达”的一点“灵光”；往大处说，他1920年3月先加入法国社会党，继而与社会党左派加香（Cachia）、弗罗沙德（Frossard）一起创建法国共产党，并担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一事，亦与他对“达达”的反思，与“达达”内部的分化，以及“达达”置身其间的整个欧洲的革命情势直接相关；至于他后来既未能与旅法的中共支部结合，复因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法共乃至第三国际领导人发生根本分歧而又坚执己见，终致被逐，恐怕与“达达”的影响也不无干系——然而却并非共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缘故。

1975年盛成整理出版了法文诗集《狂年吼》，以缅怀那一段狂飙突进的岁月。两年后，他作为唯一在世的“达达”元老，应邀出席了西德政府在西柏林举办的纪念“达达运动”艺术大展，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又过十年，他写了一篇相当简约的追忆文字，概括表述了他所认识的“达达”，包括“达达”的发生和自身演变，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意义，以及他个人与“达达”的关系，其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

我们同布雷东分手，我们是积极的，主张艺术为人生。我们也是有组织核心的，同布雷东消极的无组织的各自为政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我们同社会联系紧密，倾听民众之声，我们将法国的古典精神“正确（PRECISION）、光明（CLARTE）、和谐（HARMONIE）”增改为四个词：VIGUEUR，自强不息（此词本义是生动、强有活力）。LIMPIDITE，通体致用（此词指内在的，而原来的CLARTE是外表的）。HARMONIE，全面协调（跟过去不同的是，以前“和谐”中的正反是绝对的、局部的，而现在的正反是相对的辩证的全面的。因此，科学、艺术、文学是综合的，没有纯艺术和纯文学，没有文即没有艺，没有科学就没有文艺，没有文艺也没有科技。一切是综合的，二十世纪就是综合的世代。）PAIX（PEACE），和平大同。和平的目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以上四词，就是我们的信约，也是我们行动的灯塔。

《我的母亲》和瓦雷里

第一次留法时的盛成当然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但看来也确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先后就读于法国蒙白里埃农业专门学校、蒙白里埃大学和意大利巴都大学。无论社会活动多么密集繁忙，似乎都没有影响他的学业，没有影响他最终以优异成绩获高等理学硕士，其精力之充沛，意志之坚韧，协调平衡能力之强，当真出类拔萃。而革命和学业又都没有影响他谈恋爱。盛成16岁时在上海经历了他纯洁的初恋。他出国后之所以选修蚕桑这一与其志趣、经历似乎大相径庭的专业，就是为了了却他那英年早夭的恋人未竟的心愿。仅此一端，即可见其性情。在法国和意大利，盛成又先后与6位分别来自亚美尼亚、意大利、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异国佳丽共坠情网，每一次都爱得刻骨铭心乃至神魂颠倒，而每一次又都因为种种阴错阳差不得不挥泪分手，唯一贯穿始终的是但丁《神曲》中贝亚特丽契的身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感人肺腑的旋律。这两种不朽的人类情感原型正是他1928年写作《我的母亲》的动机。他希望“这本书要有《神曲》底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它应当成为“饿肚子底朋友，痛苦者的知音”。在这个意义上，它将是一首“人曲”。

这位爱情上的国际主义者之所以选中母亲作他“人曲”的向导，自然是出于他对母亲的一份特殊感情。事实上，早在长辛店实习期间他就已写出了雏稿《盛世母范》，现在只不过基于因身在异国他乡而更深切、更复杂的感受，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充改写而已。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心中老觉得别人爱我，是一时的，我的母亲爱我，是一世的。别人的爱情是有条件的，有目的的。我母亲爱我是无条件又无目的的……我的母亲，儿时失恃，少年守寡，五十后又丧长子受尽社会苦辣酸咸，好多年不曾餐过一饱，终日在债里度日子，她不是我的圣人，谁是我的圣人？我爱她，她爱我，这种母子的爱，苦人与苦人相爱，饥者与饥者携手，我何必去找爱人来做我的响导，我自然要找这位爱我一生一世的母亲来做‘人曲’的主宰”。

在盛成看来，这种神圣的母爱又是“天下殊途而同归”至理的体现。母亲是人人有的，母教是人人受的，母爱是人人赞的，孔孟耶稣，概莫能外。人类于此拥有的共同语言，恰与贝多芬《欢乐颂》在人们心中所能激起的那种普遍情感一脉相通。1927年他在巴黎大学主讲《易经》，开篇第一课“引言”的主题就是“天下殊途同归”。当时巴黎各界的名流雅士纷纷到场，而莫不折服于这位年轻人的雄辩滔滔。《我的母亲》将再一次印证这世道人心中的荦荦大者。

但出书和开课毕竟不是一码事。《我的母亲》成书后分投好几家出版社，除一家外，均如泥牛入海。退稿的这家话说得很客气，但并没有因此留下任何余地：“你先生的稿子非常之好，我们十分钦佩，可是我们不能承印。”出版商有出版商的逻辑，谁都没脾气。

没脾气的盛成一筹莫展之余，经友人点拨给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大诗人保罗·瓦雷里写了一封类《上韩荆州书》求助。他在巴黎大学讲《易经》时，瓦雷里就和科学家班乐卫一起坐在台下前排，课后还曾和他热烈拥抱，感谢他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这位被称为“二十世纪的维克多·雨果”的大文豪肯出面援手，出版《我的母亲》当不愁柳暗花明。

瓦雷里果然急公好义，不仅立即给盛成回信同意推荐《我的母亲》，而且答应为其作序；不仅马上动手写了序，而且一写就是16页洋洋万言。这种介入方式也当真是立竿见影，书商们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纷纷表示要承印此书。最后由盛成择定亚丁阶印书局于1928年6月印行了第一版。这下他可成了个“爆炸性”人物。圈中人闻讯纷纷致贺，传为盛事，其中海明威的来信最俏皮，也最有代表性。在信中他劈头就恭喜盛成成了“千万富翁”，然后解释说，瓦雷里素来惜墨如金，平时若想得到他寥寥数语的回信也属万难，故朋友们都戏说他“一字千金”；现在你盛成一下得到了他一万多字，不是“千万富翁”又是什么？最后他表示，他一点也不准备掩饰他的艳羡乃至嫉妒之情。

《我的母亲》出版后好评如潮，当与瓦雷里的始作先声大有干系。但若将之仅仅归功于瓦雷里，那也有欠公正。事实上，瓦雷里之所以有此绝无仅有之举，也是首先受了这本书的深深感动。他在序中写道：“我读了盛成先生的《我的母亲》一书之后，在最柔和彩色之中，与最优雅外貌之下，发现出至大新奇之事的初生，令我梦见天将破晓，玫瑰一色底万象，无穷纤细的光华，暗示着公布着新世代诞生中无量地事变......是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底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称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既奇特而极有正谊，如何使人不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呢？”他还坦陈这本书有力地改变了他先前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从而改变了他内心的世界图像。

法国《世界报》1928年8月11日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此写道：“盛成打了个大胜仗，使瓦雷里能听他的话，不再把东方人当作一个‘怪物’来看待，这可真是了不得，简直开了一个新纪元……《我的母亲》替瓦雷里开了谦卑赦佑之门，他要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及社会对他的醉心的赞美之词来一番重新检阅了。瓦雷里这篇长序的重要性，表明在他那冰寒的建筑物里，有几件东西被破坏了，一口人气钻进了这太古的顽石，他要到另一方向去下工夫了。”

关于《我的母亲》和瓦雷里，或许还是法国《东方报》1928年7月18日的评论文章说得最为中肯：“如说受瓦雷里序言之荣幸甚大，然而盛成之才也可与之相比。……他的忆念，他追述起来的时候，完全是诗态。笔法之纯熟，文章之窈窕，伶俐而又直率。”

盛成因《我的母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程度甚至连他本人都始料不及。出版当年盛成即被吸收加入了法国文人协会，这本书亦被视为法国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其部分章节被收进法国中小学课本，还灌录发行了他本人用标准的法语朗读的有关章节的录音带。在法国大学文科必读书的“世界名著”一栏中，《我的母亲》迄今赫然在列。这本书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德、荷、西班牙及希伯来等多种文字，有关的报道和评论更是遍及各国报刊。罗曼·罗兰、萧伯纳、罗素、居里夫人、梅特林克、纪德、巴比塞等读到此书后或致函盛成，或发表评论予以高度评价。当时的英国首相鲍德文因此书特别安排与他会见；土耳其国父兼总统凯马尔、埃及国王因此书而专门邀请他访问讲学。在埃及，素有“诗王”美称的邵基（Ahmad Shauqi）因此书把他引为兄弟；在印度，泰戈尔因此书和他结为至交；至于戴高乐和他历时数十年而不衰的友情，其最初的契机也是因为《我的母亲》。

北京图书馆现藏有一册该书的法文初版，是作者本人赠送的。书的封面写着：“献给世界上的妇女、慈母及儿童”。扉页是盛母的像，像下是她的一句话“救苦人”；旁页空白处有作者的毛笔题词：“精版一百五十卷，其中赠埃及国王一卷，土耳其总统凯马尔一卷，中国方面赠给马相伯先生一卷，法国方面赠给瓦雷里先生一卷。自留三卷，一赠母亲，一赠武弟，一自赠。今自赠之书已丧失，此乃丧失之赔偿，并非精本。特赠。盛成（印）。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八日”。两年后，即民国二十五年，该书中文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一部作品而名动全球的，盛成大概是第一人。其后亦不乏暴得大名者，且路数大致相近，如前些年张蓉的《鸿》所引起的轰动，然皆不得重现当年《我的母亲》出版后的盛况。究其缘由，除了时代风云际会和作品题旨格调上的差异外，有无像瓦雷里那样既权威又恳切的引荐，恐怕终还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吧。

暮年重振雄风

1966年3月6日，时年67岁的盛成第三次来到法国。

上一次是1935年1-4月间，距他1929年功成名就返国报效整整6年。那次是受有关方面委派来欧洲调查故宫盗宝案，虽曾多次出入法国，也趋前一一看望了师友，但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路过。转眼又已契阔30余年，法国还是那个他所熟悉的法国，巴黎还是那个对他情有独钟的巴黎吗？

30年的风风雨雨，他历任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和中华书局编辑；抗战期间，还担任过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台儿庄战地慰问及调查纪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等；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参与了东北、北平的接收工作，1947年又参与接收台湾大学，不想在台湾一陷就是18年。若不是后来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直接疏通了蒋经国，同意他去美国探望女儿，他还得在那里陷下去。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曲折，法国始终是他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他无法适应美国。在他看来，如果他在美国待下去，其结果只能是步老友海明威的后尘；而在法国，他将东山再起。

到巴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看望瓦雷里的遗孀。1933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就取名保罗，以纪念瓦雷里的知遇之恩，两家因此结为干亲；现瓦雷里虽已去世多年，然恩义并不为之稍减。

1955年他全文译出了瓦氏名作《海滨墓园》，巴黎汉学界曾视为大事；有人甚至提议将他的译本再译回法文，认为这样法国就会拥有两个瓦雷里。

瓦雷里遗孀重逢故人，盛情自不待言，但这并没有妨碍她的坦率。席间她对盛成说：“你当时寄给瓦雷里的信是由法兰西学院转来的。转交时，纪德正好在我家里。瓦雷里看后，把信交给纪德。纪德看信后说：‘这个中国人了不起，将来会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字有贡献。’于是瓦雷里给你回了信。但现在，你的法语已经不行了”。

盛成当年的法语堪称无懈可击，他因最早使用短句写作而对法语文学作出的贡献是同行们公认的；然而眼下却连看报纸都发生了困难。在美国时，大女儿针对他的英语也作过类似瓦雷里夫人那样的提醒。战后各国语言都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不无痛苦地承认，自己确实有点落伍了。

看来真想“东山再起”，就必须首先舍弃一切虚荣，从头开始回炉法语。他在巴黎稍事停留，便一头扎向南方城市亚威农（Avignon)。南方一直是对艺术家有特殊魅力的地方，凡·高、毕加索、马蒂斯等都曾来此定居，而亚威农又地处战后欧洲新的轴心线上，这有助于强化他从头开始的决心。

在亚威农盛成到处跑，到处听，到处看，有时一天要记100个以上的生词。他以做诗的方式练习造句，以南部古建筑为依据推敲章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莱茵河、地中海、南部的阳光、古建筑的立体感，是我第二次冲击法语文学的重要背景”。

两年多过去了，盛成有心检验一下自身的再造之功。他回到巴黎，向瓦雷里夫人呈上他刚写的一首诗。夫人看了点点头，说：“你的法语又可以了”；朋友们则戏言“你又毕业了”。这恢复了他的自信。所谓“昔日刘（盛）郎今又来”，至此方为不虚。

而盛郎每来似乎都能赶上个什么当口。初次是“达达狂年”，这次则是“68风暴”。他甫回巴黎没几天，对现行教育制度深恶痛绝的大、中学生们便开始了他们的造反行动。到处是游行的队伍，满眼是翻卷的旗帜。尘封的革命记忆被倏忽唤醒，盛成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学生一边。在被占领的奥顿大戏院和万神庙，在掘路筑垒和警察紧张对峙的拉丁区，哪里活跃着学生的身影，哪里就回荡着盛成的声音。他采用学生们喜欢的最新词汇写成的诗篇不胫而走；他的名字和另一位同样全身心投入运动的老人的名字——让·保罗·萨特一起，被人们传诵。

而运动的尘埃刚刚落定，他又写了一篇题为《果熟因除》的万字长文寄给老友戴高乐。在文章中，他以一个学生运动过来人的丰富阅历和经验，联系半个世纪前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欧美的达达运动，详细剖析了这次“风暴”的由来，其用意当属“仅供参考”之类。这两种在他人看来多少有点悖谬的行为，在盛成却是统一的。这个“一”就是他始终坚持的世纪文化立场：自由、公正、人类福祉至上。在此前提下，公是公，私是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正像他从来没有试图利用和总统或其他“大人物”的私交谋取一己之利一样，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意识形态分子，因此支持矛头直指戴高乐政权的“风暴”和珍视与戴高乐本人之间的友情并无根本冲突。戴高乐显然也十分理解和欣赏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他不仅马上指示在内部刊发了盛成的文章，而且次年在拟定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的未遂计划时，还准备请盛成当他的顾问。授予盛成以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最初也是出于他的动议，只是因当时盛成坚辞不受（怕受了将来无法落叶归根），才不得不延至1985年由密特朗落实。

从1965年8月1日逸出台湾到1978年10月10日归返大陆，13年间的绝大部分盛成是在法国，主要是在巴黎度过的。他虽然未能再现20年代末的辉煌，但仍显示了巨大的活力。他的寓所只不过是十四区的一间小屋，然而影响却辐射到整个欧洲。为了自食其力，也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自1968年起，不间断地开办了9年中国式的“私塾”讲授《易经》，每期均有10余位各国学人登门听讲或选学。

40余年前的一段文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延续，其深度自也大大不同。相应的，他的崇拜者、追随者和研究者也组织了一个叫“盛成之友会”的文艺沙龙，每周六中午聚餐一次，由盛成主讲各种感兴趣的题目，并回答大家的提问。有时他也会即兴吟诗题词，当场出售。即便是在他回国定居后，“盛成之友会”的活动也照行不辍；而他也不时寄去短简、小诗之类，供朋友们诵读欣赏。一个中国作家的文泽至此，在现当代应该说是极为罕见的。

盛成的受惠者当然不止于文人小圈子。1975年，法国文化电台曾特邀他作中国五四运动的专题广播，分6次播出，每次半小时，获得广泛好评；两年后，该台再次约请他播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分10次播出，每次仍是半小时，又一次大获成功。该节目后由法国文人协会授予特别奖。

盛成的童心和活力也常常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1974年应法国电视台之邀拍了一部推销香料的商业广告片。9分钟的片子拍完后，导演惊讶地说：“你是个职业演员啊！”他哪里知道，1927年盛成最穷困潦倒时，确曾和一位叫阿山伽瓦的日本演员搭档，一连拍过好几部电影，而那时他还没有出生呢！

但这一时期盛成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早在台湾时，他就试图从马来语入手，集中解决古汉语研究中的几个难题。此本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35年托付给他的课题，1966年他再度会见高本汉时谈及了进展情况，得到了后者的高度首肯。此后他开始为深入研究做进一步的准备，为此他甚至不顾已年逾古稀，自学了匈牙利文和土耳其文。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归国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完成了《马来语系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关系》、《中国人名、地名与马来语义的关系》等系列专著——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形如“天书”。

不用说盛成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学者（像他那样致力诗化人生的人，若不与诗如切如磋、相濡以沫才是咄咄怪事），但由于他的主要诗歌作品（包括早期出版的诗集《秋心美人》和后来的诗歌结集《狂年吼》）都是用法语创作的，而他的诗学著作则多成于海外，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较之他的传奇经历更罕为人知。好在这一局面已有根本改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先后推出四卷本《盛成文集》。笔者因人利之便于几年前便读到他写于1927的《嬗变——致保尔·瓦雷里》一诗的译本，堪为一时快事。在笔者看来，这首境界宏阔、意象精密、转换轻灵、浑然一体，汹涌着青春期的激情、活力、冥思和向往的作品，即便在今天也可归于上乘。我不知道这样的沉雄之作在诗集中还有多少，唯盼有关人士能尽早克竟全功。将译作视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正逐渐成为某种共识，按照这一逻辑，像《嬗变》这样最初用非母语初创，复又被转译成母语的诗，更有理由被纳入现代汉诗的谱系。果然如此，则盛成的诗最终将导致新诗史的改写也未尝可知。

清末将领

盛成，字挹轩，本荆州驻防。同治初，金陵克复，调江宁，由骁骑校累擢镶黄旗佐领。民军攻江宁，知城不可守，约知交城破各挈孥就火药库，谋同死。十月十一日，城破，有言缴械免死者，众要盛成往，不应，率子妇赵，孙国瑞，女三，赴药库，携酒痛饮，炷香以待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