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号事件

高升号事件善后

“高升号事件”打破了大东亚的这种均衡

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末松调查

高升号事件

公元1894年7月25日（大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牙山（朝鲜语：아산），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号（日本语:なにわ）巡洋舰悍然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殉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当时”高升号”总共装有清军官兵1116人，除245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 另有74名船上工作人员,其中只有12人获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员56名，全部葬身海底。

高升号事件，871名李鸿章所部淮军多年经炼精锐遇难，相当于此后牙山一役中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导致了中日双方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士气大为沮丧。此后，清军在朝鲜屡战屡败。

高升号事件善后

事件发生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日本语：むつ むねみつ）下令法制局局长末松按照 “文明国家” 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8月1日）的一周内，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于8月2日形成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 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日本语：あおき しゅうぞう）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一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没的是一条英国轮船。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点。

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舆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Holland）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1894年8月12日，长崎的第一次听证会结束，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8月14日，陆奥向驻英公使青木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之训令》，表示高升号本身“非法征募”、违反了女王的中立声明，要求青木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当日下午，青木即拜访了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饬令臣民严守中立。

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1894年11月英国作出最后裁定后, 到次年的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改由中国政府承担。

1902年5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与包括新任驻英公使张德彝、庆亲王奕匡等在内的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谈。 几经周折，中国政府与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411英镑的“慈善补偿”，1903年3月此款交割。此时，距离高升号沉没正好10年差四个月。

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中发生最早、牵涉面最广、耗时最长、也是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多边角逐。随着高升号的沉没，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展开，旧的大东亚秩序土崩瓦解。新东亚在硝烟、火光和血腥中诞生，并从此与世界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在高升号事件之前，日本一直试图与英国重新签订条约，力图废止不平等条约。这是明治政府前30年奋斗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条约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十分担心军方在朝鲜的任何卤莽行动可能将英国逼到敌对面去，前功尽弃。在明治天皇的亲自协调下，直到英国签订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本语：にちえいつうしょうこうかいじょうやく）的次日，日本才决定开战。但此时条约虽已签订，却未换文，因此，日本政府因高升号事件而对军方恼怒亦在情理之中。但英国政府以自己在高升号事件中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新的伙伴的诚意，英日亲近抗衡俄国。

高升号事件也促成了国际法的重大修改。1907年，受日本再次偷袭旅顺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刺激，各国迫切希望规范战争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召开。会议上，英国提出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即海牙第三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战争状态的存在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并且只有在中立国接到通知之后, 对它们才发生效力。

“高升号事件”打破了大东亚的这种均衡

1．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在东亚局势中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活动，还是以清朝帝国为重心，平衡各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力量。

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经走了26年之久，日本人目标明确，这前三十来年的功夫，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走向世界，进入与世界列强平等的体系内。而韩国则是日本人走出列岛的出口，也是他进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则无心进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将世界从自己的天下观里驱除出去。

从1848年开始，喊了将近五十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长计也学了，就是治不了夷。结果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人如愿以偿，第一个为它发放进入西方列强行列通行证的是英国。

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敏锐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气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国的没落已不足以作为他在东亚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转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国在东亚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在开战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国人竟然痛快地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实行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远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写作者雪儿简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一书中说。

无疑，大东亚的沉没，是作者雪儿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睁眼看晚清帝国的地位及其没落。“高升号事件”涉及到清国以及清国的属国朝鲜、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等，英国人在远东的唯利是图、俄国人在东亚的扩张企图、日本人要走向世界主宰亚洲的野心、美国人利益均沾的原则，还有德国、法国的参与，这难道还不是一部世界史吗？

以世界史的眼光看，日本要走向世界的脚步，是谁也拦不住的。因为那是时代的趋势，是进步。晚清帝国就是不想前进，则必然衰亡。这就是历史宏大叙事的框架。也是我们常常追问的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说的准确些，是晚清帝国失败了。

但是天下不会掉馅饼，日本人要将他们被殖民的代价，抵作进入世界史的学费，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要进入世界史，不仅仅交点学费就够了，还要在任何细微处努力。

2．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

“我告诉亲王……如果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坦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实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这样的疑虑态度，对于英国公使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决策取向带来的重要影响，但是在总理衙门却浑然不觉，它们在向军机处和皇帝呈递的奏折里，根本没有提到英国驻华公使对清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这一重要的外交情报。

贯于大而化之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依旧热衷于劝说英国联手对付日本。而且游说没有一丝的外交辞令的机智、含蓄与优雅，直奔主题。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竟一厢情愿地以为英国人已经被他们的说辞激怒了，肯定会趟这个浑水。英国人评价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随后，英国人则一边以太极功夫从容应对清国，一边倾倒在日本对英国“无微不至”的外交游戏中。

“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特林·西格雷夫语。

的确，高升号事件后，日本人开始每一个细节的补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一再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的正当性

末松调查

著名的“末松调查”，就为青木提供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为日本人向世界传播有利的舆论提供了足够的谈资。日本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新闻媒体，并与当时国际媒体连接，媒体与官方口径统一。

想起看过梁实秋《雅舍札记》（文化艺术出版社）中抄入美国打油诗人那施（Ogden　Nash）的一首打油诗《日本人》：

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

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

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

他咧嘴笑，然后友善地鞠躬；

“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正如这首诗所云，这位“卑怯的攻击者”，由开始的躲闪，在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向英国致以隆礼，“为了目的随时可以将脸面和尊严放下”。拉着英国人一起拜会中国人，向英国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国人说“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清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而当时清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清国官方没有关系。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报》，乃英文版，虽然言论自由，但毕竟是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申报》也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聘用士人为主笔，适合中国读者的品味，高升号沉没后，派有战地记者采访获救者，但除慷慨陈词外，对于远在北京的决策者，究竟能有多少有用的信息，包括《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延伸《字林沪报》，实未可考量，相反，误导凿凿。

北洋舰队的老爷运输船操江号，同时被日军俘获。日本海军将这一“木质”战利品，改成训练舰。《字林沪报》极尽嘲笑讥讽之能：“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之勿用，倭人不加详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讥讽日人，更是不遗余力，“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劫得我木质旧式操江递书船，即以为大获胜仗。”而此时正是叶志超讳败言胜之时，所以《申报》兴奋尤佳，继续夸诞，当“平壤败绩之信”来临之际，看日本人以何面目相向祖宗。却不究日本人的节俭品格，更不知这一改成训练舰寓意额外的教育意义，其误导影响极坏。

3 ．出来谢幕的人是这场悲剧的主角，“高升号事件”的受难者，无论是后台的慈禧和军机处，还是前台的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似乎除了“以夷制夷”之术外，别无他法。“以英制日”落空，李鸿章愤愤拿国际公法说事儿，但法术势三位一体，在术尽势弱时，法又奈何？清国充分体验了弱国无外交的滋味。

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呀，这个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勃时代，中世纪的封建帝国正处于衰世之际。一个是在世界格局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国家，而另一个是刚刚破茧重生的新生力量。胜败趋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了。

清朝主宰的大东亚沉没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清国的沉没中崛起。

与清国在大东亚争正统，取代满洲人，继明朝之后的日本新帝国，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日本人的天下观。“征韩”是关键的第一步，日本人一边在“高升号事件”中投石问路，一边进入并控制了朝鲜的局势。相反李鸿章和清国并不真正关心朝鲜属国，他们的注意力全在“以英制日”上。

而且处于衰运的清朝，一开始就为上升气十足的日本所震慑。

租用挂有英国商船运兵，用日不落帝国的国旗作保护伞，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已潜伏了一个“怕”字，“怕”字当头，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

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价值取向不对称，更为重要的是实力不对称，只好玩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术道，与长于自己的“夷”周旋，不可不谓心苦。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给叶志超信，谈到增援朝鲜牙山的兵，几无可调动。“清军看似庞大，并非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种职能。”当七拼八凑的士兵上船后，发现武器和饮食配给既不充分，也非常混乱。

“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西方帝国各种势力在远东的角逐，在“高升号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对“高升号事件”的处理结果中，各方都已经看到了中日之战的必然，大东沟海战，只不过是高升号事件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雪儿认为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役，“高升号事件”本身已然改变了大东亚的世界格局，从中我们必须承认，一股旧势力在陨落，另一股新力量在升腾。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承认历史趋势的不可扭转。但一直以来，近代史研究，笼罩在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惯性情绪中，忽略甚至不愿承认“高升号事件”本身给我们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