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是批露中国农村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农民沉重的负担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20个国家出版，并获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曾一度遭禁。

简介：

《中国农民调查》 - 作者

内容：

节选

《中国农民调查》 - 获奖

《中国农民调查》 - 朱镕基清华赠书

简介：

这是一部透视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反思警世之作。作者耗时三年，遍访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收集的材料和废弃的手稿，几近等身。作品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揭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费税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文本叙述客观真实。听作者锥心泣血哭述农民的命运，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眼泪。

《中国农民调查》 - 作者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1986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迄今已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电影剧本等近四百万字作品问世。其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并译介到国外。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涉足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等领域，其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中国农民调查》是陈桂棣、春桃伉俪的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事实叙述客观，读来荡气回肠。本书于2006年在柏林获得世界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其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国农民调查》最初作为重头文章以节略版形式刊于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其翔实的一手调查资料、真面现实的严谨态度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当期杂志迅速脱销。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月销量几近十万册，成为年初的畅销书。2004年的初期，《中国农民调查》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关注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

然而在2004年3月后，出版界传出《中国农民调查》停止再版的消息（最后一次印刷为2004年1月第3次印刷，印数为15万，各媒体亦以此断定本书的销售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主页突然把该书介绍撤下）；在2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国内媒体对此书和同期出版章诒和的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和另一作品《天不亮就分手》不报道、不推崇、内部淡化处理；3月18日两会刚落幕，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奉明确指示，召开会议正式封杀此书。（据香港《开放》杂志2004年4月号）张西德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作者和出版社提起侵权诉讼后，该法院发出临时禁令禁止本书流传。网络上关于《中国农民调查》的已有专题、评论迅速减少、消失。至2004年下半年，已不见正版《中国农民调查》出售，同时盗版书市则继续广为流传、翻印；但网络上或各大学BBS上不难找到其电子版阅读。

约在2004年12月，《中国农民调查》一文在网络上解禁。

内容：

在叙事风格和叙事结构上，以总体把握中国的“三农”问题为目的，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关系，渐次展开叙述和描写。全书共分十二章，其中第一到第四章，以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中心，具体展开农民在税费重负的压制下生存的窘迫，命运的多舛。作者揭露了那些已经蜕变成黑恶势力的村官乡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暴行，也写了农民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的上访与抗争。第五章到第八章就农民负担过重，中央三令五申的减负政策和措施为什么就是贯彻不了的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调查、探寻与分析。第九章到第十二章，通过对农业问题专家的税费改革主张的叙述，以及他们关于农业体制综合改革思路的评价等，表现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济世之心。作者还以足够的篇幅展示了一批长期在农业改革第一线弄潮的官员的卓越见解，其中，对于温家宝总理的工作作风的描写尤其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本书从安徽部分农村的调查开始，重点叙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案例，反映出农民在税费改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何西来撰于六砚斋，2003年12月15日）

第一章 殉道者 安徽阜阳地区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依法反映不合理提留问题，受乡干部迫害，最后惨死于派出所中，引起路营村全体上访。新华社内参报道震动中央之后，利辛县委书记仍隐瞒重点。在中央联合调查组接管后，杀人凶手终获惩罚，相关人员得到处理。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民不合理收费的减负措施。丁作明已平反，而丁作明家中却越来越困窘衰败。

第二章 恶人治村

第三章 抗税案始末

第四章 漫漫上访路

第五章 古老而沉重的话题

第六章 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第七章 达标，形象工程和其它

第八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第九章 寻找出路

第十章 天降大任

第十一章 破题

第十二章 敢问路在何方

跋：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节选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言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

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3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与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镕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一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一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叼，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中国农民调查》 - 获奖

2004年10月02日，由国际「Lettre 」文化杂志所主办的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终于在柏林揭晓。结果在中国引起广大回响、不过却遭中国查禁的「中国农民调查」，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奖，奖金五万欧元。

主办单位在声明中首先表示，由中国作家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所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第一次全面性地调查了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九亿农民，有关他们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现况。

声明又说，这本书描写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乡下人所面临的恶霸、独着上身直去厨裁、贪现在应该把它污、谋杀暴力与行贿等问题，证明了中国工业化能大力推动，其实是以牺牲贫穷中国农民为代价。这本要冒相当大风险与勇气才得以完成的书籍，一出版马上成为畅销书，不过也旋踵遭禁。

《中国农民调查》 - 朱镕基清华赠书

2011年4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返回其母校清华大学，到他曾任职院长的经济管理学院出席活动，与学生交流。其间他一反退休9年来不评论时政的态度，多次高调批评现时的教育制度，指大学出现假论文、基础教育不足等，又表态反对补贴汽车产业。他还向同学赠送《中国农民调查》等在内地的禁书。

朱镕基给学生们赠送《中国农民调查》，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去认真的思考不要被异见分子的话所迷惑，当年还得了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知道那是什么奖项吗？是专门鼓励各国异见分子的，还什么总理接见了，那是挑内哄，同志们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去看问题，不要听风是风、听雨是雨，我们应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