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人法是清初六大恶政之一。清初与投充相关联的弊政，还有逃人问题。当时，逃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被逼勒投充者，他们不甘充当奴隶，陆续逃亡。另一种是满洲官兵从关外带来的大批奴隶。

类型

历史

发展

刑法制度

类型

这些奴隶是清军历年人关掳掠的汉族人民 （犯罪被罚为奴或买卖为奴者只是少数），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随清军进关之后大批逃亡。这就是所谓 “逃人”问题。

历史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谕兵部 “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 旗下奴仆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八旗生计，清廷为此制定了严苛的逃人法，设立督捕衙门，督捕逃人，惩罚窝主。逃人法规定查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原主。藏匿逃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里、甲长、乡约，各鞭打一百，流徙边远地区。逃人法对窝主惩罚较重，是一项维护落后奴隶制的法律。逃人法颁布后，并未阻止奴隶逃亡，他们逃回家乡藏匿或聚众自保，因此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逃亡的奴隶和投充者在编庄内形同牛马，没有生产积极性，畿辅地区的社会生产也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顺治六年 （1649年），奴隶逃亡者已如此之多，以至多尔衮发出了“逃亡已十之七八”的哀叹。康熙帝亲政之后，由于旗地上的租佃关系已逐渐发生了变化，旨在维护奴隶制的逃人法和督捕衙门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康熙帝逐渐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撤裁了督捕衙门。 清朝统治者停止圈地、投充，废除逃人法，实际是宣告在汉族地区推行落后的奴隶制失败。在此之后，大规模的霸占土地、人口的现象停止了。满洲贵族恃势抢占土地，俘掠奴隶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

发展

中国清廷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天命十一年（1626）始颁，中经多次更改。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 、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逃人法的严厉执行，在满、汉统治阶级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一部分汉族官吏反对严惩窝主的刑律，要求修改逃人法。清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族王公亲贵的利益，最初态度顽固，坚持逃人法。康熙中期后，随着旗地中农奴制经营逐渐被封建租佃关系所代替，前此严惩逃人和窝主的法令已不适应新情况，于是渐次更订，放宽惩罚。康熙二十五年（1686）规定 ，改3次逃人处死为给宁古塔穷兵为奴。三十八年决定裁撤兵部督捕衙门，把督捕事宜归并刑部办理，将逃人案件逐渐与其他刑事案件同等看待。雍正二年（1724）规定，逃人在某地居住不到一年，窝主等俱各免议；超过一年，责30板。乾隆八年（1743），大学士徐本等奏准刊布《督捕则例》，继续贯彻了减轻处罚的精神。此后，由于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加深，一般旗兵与余丁等逃亡严重，使清统治者把八旗兵丁逃旗作为督捕重点。但用逃人法加强对一般旗人控制的企图并没有实现。

刑法制度

大清律例中奴贱身份，律定严明。《清律》中奴婢（奴仆）和贱民，大致与《明律》相同。清代奴贱的法定地位，多系半人半物——人格方面，旗民故杀奴婢（奴仆）时，亦予处罚；强盗杀伤人者，奴婢亦同良人；私贱被放为民后其主仍压为贱时，可自理诉；如侵害财物，则略同常人法。其为物方面，罪主籍没时，财产与奴入官；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奴婢不在其内；买卖及质债奴婢，并不为罪；妄认或错认奴婢，视同妄认或错认他人财物。清还对良贱与主奴之间相婚、相奸、相养，均以其身份不同而在处罚上亦不相同。总之，清初奴贱在法律上的地位比明朝低下。《清律》规定可以买卖奴婢（奴仆）：“各旗买人，俱令赴市买卖”，其“在京者于大、宛两县五城兵马司用印，在外者于各州、县用印”①。因奴婢（奴仆）不堪其苦，大量逃亡。《清律》设《督捕例》。顺治五年题准，逃人窝家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十三年又题准，凡逃一次者面上刺字，二次者正法。十四年又定，窝犯免死，责四十板，面上刺字，家产、人口给予八旗穷兵。康熙七年覆准，三次逃者，绞监候。二十二年又复准，三次逃者免死，发往宁古塔与穷兵为奴。乾隆八年定，不知为逃人误行容留者，六个月内免议。嘉庆六年又定，三次逃人发往黑龙江等处当差。对逃人及窝主的惩罚，日益宽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