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词条

彭真

释义

§ 个人概述

彭真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山西省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区委）书记，地区职工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工人部部长、唐山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49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9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被投入监狱。1979年2月，中共中央予以平反。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7年4月26日卒于北京。

§ 生平纪实

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彭真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文革：批斗彭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9年4月任全国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0年5月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一届名誉会长。

1994年1月被推举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二届名誉会长，同年起任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7年4月26日卒于北京。

他还领导山西阳泉盂县梁家寨人民修筑了彭真渠

§ 精彩人生

初露锋芒

彭真14岁时，父亲和村里一些人商量，决定请一位私塾先生，在农闲时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彭真入私塾时已能看一般的书，再加上他聪明好学，很快就远远地超过了同堂的其他学子。私塾先生很看重彭真，在一次讲评完彭真写的文章后，问他将来有什么愿望和打算，彭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铲除不平，匡扶正义！”少年的彭真竟有如此雄心壮志，使私塾先生很为吃惊和钦佩。

1919年，彭真16岁时考入设在侯马镇的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国民小学校。由于家贫，彭真没有住校，而是自带干粮，晚自习后回家。彭真学习非常刻苦努力，他的国文成绩最好，作文常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彭真在学校除努力学好功课外，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学校老师迅速将北京、太原、临汾等地学生的爱国行动讲给学生，抱有“铲除不平，匡扶正义” 雄心壮志的彭真带头在校内宣讲，并在进步老师的支持下，组成宣传队，到侯马镇及周围村庄宣传。彭真被同学们推选为宣传队长。侯马镇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镇，洋货特别是日货对当地产品冲击较大。彭真带领宣传队喊出“打倒列强”、“振兴中华”、“抵制日货”等爱国口号，烧毁日货宣传售货车，号召中国人不用洋货。宣传队还积极宣传禁烟、禁赌、禁缠足，对社会丑恶现象和落后的封建恶习给予严厉抨击。彭真

通过参加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彭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他担任学校宣传队长，发动学生，大胆宣讲，不仅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也充分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已经具有的爱国精神。1921年，彭真在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国民小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彭真的志向是到省城太原求学，继续深造，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愿望。

鞠躬道歉

1942年2月，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毛泽东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马列学院在张闻天院长领导下，联系本单位及个人的实际，学习研究文件，探讨三个作风问题，感到整风将会大大改进我们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方式，促进我们的学习与工作。学习是生动的，方法是民主的，心情是愉快的。根据学习讨论的体会，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把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与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室，探索基础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互相结合的最佳途径。

然而，这样的学习进行了一段时期之后，据说在整风运动中发现了一些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整风运动改为“抢救运动”，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三部，撤销各个研究室，由各个支部领导运动，派来了工作组，以前的学习、研究、探讨，改为对一些领导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于是人们的心情完全变了，周围的气氛也不同于以往。这时，某些知识分子(党校三部是青年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又爆发了一种莫明其妙的狂热，编造一些自己是“敌人”中的“英雄”的荒唐神话，比如说自己在某处埋设炸弹企图炸毛主席之类莫须有的故事，这就更增加了情况的混乱。我当时因历史单纯，没有被列为批斗对象，只由于不敢乱说话，被批评为有“温情主义”。

“抢救运动”的结果，发现“有问题”的人是极少数，而被批斗的许多人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须要甄别。有一天，党校三部召开了全部师生员工大会，礼堂里挤满了人。主席台上坐着党校教务长彭真，他向大家说，在“抢救运动”中出了差错，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学校领导，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接着，他弯下腰去，向大家深深一鞠躬! 这时，大厅中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建国后曾担任过国家交通部长的李清，“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捂着脸快步跑出了会场，大厅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声声抽泣。

法制“严打”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曾主管政法的彭真同志经常讲，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针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然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1980年1月彭真同志来上海，23日上午上海公、检、法负责同志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治安问题，当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鉴同志也参加了汇报。彭真同志听完汇报后讲了一番话，令与会人员受益不浅。他说：

“安定团结和‘四化’不可分。公、检、法抓治安，抓安定团结，就是抓‘四化’。不抓治安工作，怎么搞好生产？搞‘四化’，不抓安定团结不成。

“公、检、法是什么机关？专政机关。要保护好人，打击坏人。反革命是坏人，现行刑事犯也是坏人。劳教的，不说是坏人，是做了坏事。公、检、法要使好人喜欢，坏人害怕。做到这一点，可以打５分。这是指导思想，认识一致了，就好办。

“形势决定任务、方针和政策。上海控江路事件就是形势，它告诉我们什么？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慢慢腾腾不行。整顿治安，一个惩办，一个教育。惩办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因为“文革”混淆了两类矛盾，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不少人对“严打”有顾虑。针对这一问题，彭真同志说：“量刑幅度和形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刑法对量刑规定那么大的幅度？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的判处，都是从几年到死刑。一是各种犯罪的情节千差万别；二是由形势决定的。如果社会秩序好，一年才发生少数案件，那就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治安情况不好，大量发生刑事案件，而且情节严重那就要从重。这是形势决定的，形势不是主观意志。犯罪的情节、形势都是客观的。当然判轻判重都要依法行事，不能违法。”

他进一步指出：“下一步怎么搞？继续严厉打击现行犯。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不打击，怎么搞‘四化’？劳改、劳教释放后重新犯罪的，要加重处理。

“要挖‘团伙’的头头和教唆犯，对头头要依法判重一点。团伙其他人除凶杀、强奸等和屡教不改的以外，在劳动中改造。青少年着重在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送工读学校。”

建设北京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10大建筑。彭真从北戴河打电话给刘仁、郑天翔等，传达了中央决定，指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10大工程领导小组，立即从财力、人力、物力及设计和施工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北戴河会议一散会，彭真赶回北京，向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彭真说：为了纪念国庆10周年，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干劲，党中央决定在北京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包括能够容纳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参加宴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的大会堂等十大工程。这件事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定，抓紧筹划，要广泛邀请全国和北京市的著名专家精心设计。一定要组织好施工队伍，切实保证工程质量，如期完工，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绝不能出差错。

彭真亲自抓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和施工。他说：“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首都人民的集会场所。这次改建、扩建天安门广场，一定要设计好。如何设计，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请示，他指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庄严宏伟，气魄要大，使它成为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马路上的电线要改为地下，有轨电车要换为公共汽车。路面要修得坚固，要经得起最重的坦克通过。天安门广场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公安街，西至西皮市大街。广场西面建设人民大会堂，东面建设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东西相距为五百米。”彭真委托刘仁、郑天翔等率领设计、施工人员到广场测量，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具体设计。设计方案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审查批准后施工。广场长880米、宽500米，面积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大为40公顷，北面的马路扩建为1000米长、80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列的游行队伍。

彭真当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非常关心。他多次对具体领导这一工程的赵鹏飞、沈勃谈话。他对沈勃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思想要继承发扬我国建筑的风格和传统，要同天安门、故宫、正阳门、前门相统一，同时要吸收外国的一切好的东西。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优秀的东西，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从整体到局部，从外表到内部装饰，都要反映出中国的传统，使中国人民喜闻乐见。他特别讲道：在封建时代搞的建筑体现“惟我独尊”，资本主义国家搞的建筑大都采用拜物教的建筑手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人民大会堂要体现“以人民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使工人、农民一进大会堂，不仅感到庄严雄伟，同时也要感到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不能使人走进大会堂像走进故宫那样有压抑感。他多次嘱咐：十大工程的设计方案制定出台，要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汇报，请他审查。他是国庆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多次对负责施工的赵鹏飞讲：工程质量一定要保证，十大建筑是建国以来首都最重要的建筑，是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民族精神的建筑，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定要精心施工，切实保证工程质量；人民大会堂建好之后，其坚固程度要不亚于故宫，要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迎接国庆10周年的十大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中央各部门、解放军和各省、市、区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工，工程质量在严格把关、监督、检验之下，全部合格，保证了国庆10周年各项庆祝活动的顺利进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天安门广场新建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建筑风格形式虽与天安门城楼不同，但却是有机的和谐与统一，在建筑艺术上是一个创新。东西两组建筑长300米、宽174米，与880米长、500宽的天安门广场配合得很协调，相得益彰。外国广场与周围建筑物高的比例为1：2，1：3，1：4，中国宫廷广场的比例空间为1：10，显得比外国广场开阔。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天安门高与广场之比例长为1：12.9，人民英雄纪念碑高与广场宽比例为1：11.5，两边建筑物高与广场宽之比例为1：12.5，这样的比例使广场显得舒展开阔，气魄宏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设计要求。

1959年10月8日，为了庆祝十大工程胜利竣工，感谢十大工程和密云水库的建设者，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宴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宴会。彭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举行宴会，是为了感谢大家。宏伟壮观的十大建筑10个月建成，密云水库拦洪工程的胜利完成，是获得解放、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奇迹，表现了他们伟大的创造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批判吴晗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当时，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和吴冷西，由彭真担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会议的任务是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此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要搞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到所谓“反动派”，可却又任命彭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这是为了诱导他犯错误。

出席第一天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以及中宣部、北京市委的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惹愚、刘仁和郑天翔等人。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则唱起了高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唅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真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已经查明吴唅同志跟彭德怀根本不存在着甚么组织上的联系。吴唅同志是根据毛主席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

经五人小组同意，就这个会议写了个《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2月7日，彭真带领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一行人搭机飞往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毛一再问彭真：“吴唅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嗯，从当时思潮上看，他不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他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不过，我们通过调查，没有发现他跟彭德怀有甚么交往。”

这次，毛未有异议。11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同意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正式发到全党。

3月下旬，毛主席来到上海，下榻于西郊一座门牌号为”414” 的花园别墅里，这是柯庆施专门为毛主席修的豪华别墅。康生来向毛汇报工作。他谈完后，把身子倾向毛泽东一侧，低声说，“彭真同志于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甚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分明整到毛主席头上了？”彭真

毛听后，十分恼怒：“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他说：“吴唅和翦伯赞等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甚么吴唅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样，彭真赶紧写起检查来。 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在会上，康生批判了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又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他的“严重错误”。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彭真成了文革中第一批倒台的中共高层人物。

把派性扔到黄河里去

1986年5月是彭真最后一次回故乡。此前，山西省曾多次请他回老家看看，可他一直没回去，主要是怕伤心。彭真的老母亲原本身体硬朗，80多岁还能操持家务。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多次批斗，受尽折磨而死。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侄子也被诬陷为地主、现行反革命惨遭迫害致死。他总说，谁不想自己的母亲呀!后来，他决定回去，但与当地领导约法三章：1.不要告诉别人；2.不要别人来看我；3.我回去上坟，自己掏钱。在回乡的火车上，他还一直嘱咐家人，不能因为我回来就怎样，如果那样的话就不算是我的家人。

当彭真一行来到村里时，事前还是透风了，村民们奔走相告，把他家围得水泄不通。彭真先进父母生前的窑洞，抚摩着曾经是那么熟悉的炕和桌子，含着热泪向父母的照片鞠躬，又同表姐等亲属拉了会儿家常，然后，坐在院子里和村民们亲切交谈。

“文革”把彭真家搞得家破人亡，他本人更是深受迫害。听说他要回来，大部分人都很高兴，可也有人感到害怕，主要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和跟着起哄的人，还有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忐忑不安。村干部中有的人向他做检讨，彭真不让他们讲下去，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对我们国家的破坏损失很大，也确实是冤枉了不少好人。但这些责任不在下边，更不在村里哪些人，责任在中央。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希望。大家要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过去你斗我、我斗你，都不要提了。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要把以前的那些恩恩怨怨、把派性扔掉，扔到黄河里去，让它漂得远远的，把它忘掉!”过去无论有过什么过错，也不要有顾虑，不要讲恩恩怨怨，要团结。村里有水电，过去生产搞得就不错，现在应搞得更好。彭真说这番话时，下面一片寂静。听了他的话，大家都很受鼓舞。尤其是那些整过别人的人，原来很紧张，现在看到彭真同志对大家那样亲热，也没有问当年哪些人斗了他家里人，根本不提这事，他们松了口气，心里的石块落了地。

1986年彭真山西之行的几次讲话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那时，在山西干部群众中，“文革”遗留的派性还很重。彭真在家乡讲话的主题是要大家放下包袱、解除顾虑，大胆放心地去抓工作，特别强调团结，消灭派性。彭真说，山西大部分地区是老区，根据地多，大家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团结，一定要消灭派性，上下团结一条心，全省干部团结起来，才能把山西的生产搞好。党风问题是全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党风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老百姓要负责，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重点是要抓经济工作、抓生产，不要搞那些恩恩怨怨，既扯不清，也没意思。要讲团结，讲党性，要增强党性。

自我批评彭真

1984年，彭真在天津市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话说：“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这句话，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当天发回新华社的消息稿中写上了。彭真看了报纸后，觉得这个“都”字讲得不准确，就请这位记者来谈话，提出把这个字纠正过来，并当着李尚志作自我批评：“你写的报道没有错，话是我讲的，我应负责。”他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生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但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就都不是自己纠正的。其间，共产国际尽管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也帮助我们党纠正了一些错误。”彭真感慨地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积我几十年的经验和体会，实事求是最难。”

愉快告别

1992年9月，彭真的病情突然加重。先是发烧到40℃，接着，体温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又出现应急性溃疡，便血，血色素降到只有八九克。后来，在输血的过程中，腰椎又有病情变化，并发生了黄疸，吞咽也出现了困难。这次光发烧就有１个多月。但他始终顽强地支撑着，从没叫痛，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

彭真这次病重，曾几次出现病危。家中都准备后事了，中央办公厅也开会了，但他还是很乐观。一天晚上，他突然说不行了，要跟大家告别。他说，我们要“愉愉快快告别”，让身边的同志都去跟他握握手。他先是跟夫人张洁清告别。他对她说了一句话：咱们两人，我跟你很幸福。接着又跟子女告别，然后再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别，主要是一些警卫员。对工作人员，他跟他们握握手，亲亲脸。

那时，彭真已是90岁高龄。他说：人都是要死的，我是唯物主义者。但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能挺过去的。一是你身体底子好；二是医疗护理条件好；三是你的精神状态好。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彭真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再一次从死亡线上挣脱了下来。

经过精心治疗，彭真的身体又有所恢复。1994年，他觉得身体状况还可以，又开始提出下床活动。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他开始练手指的活动，练下肢的支撑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逐渐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坐到床边，从床边站起来，一直到走，最远时大概走过30米。他在躺了近一年半后，又重新站起来，又重新走路了，这虽然有医护人员的帮助，但也凸显出他顽强的毅力和对疾病不屈的态度。

§ 个人荣誉

1962年5月2日，在朝鲜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64年10月5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授予一级沙瓦德拉王家勋章。1983年6月28日，被秘鲁议会授予秘鲁议会大十字荣誉勋章。

§ 人物评价

彭真

彭真同志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显示出创造性地开拓新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革命家的胆略和组织才能。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一贯坚持原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作风民主，重视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他谦虚谨慎，朴实无华，严于律己，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顾全大局，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关心同志，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彭真同志不愧为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１９５４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１９８０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１９７９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１９５１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１９８０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1985年彭真会见美国副总统乔治· 布什

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