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东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於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到2009年2月，通常江心坡指代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约7万平方公里，现在多属缅甸克钦邦。江心坡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缅甸控制。

地区简介

划界历史

班洪事件(早期交涉 刘陈线 滇缅铁路 1941年线)

地区简介

江心坡原分三部，北高南低，上部名江头地，又叫卡枯戛，中部名中石旦，又叫格昂卡，下部名下石旦，又叫卢南卡。上部寒冷，而中、下部炎热。炎热地区的传染媒介、病原体及动物宿主，均易兹生，因而疾病较多，其地有瘴气，面积约为27000平方公里。

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西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於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但通常江心坡指代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约7万平方公里，现在多属缅甸克钦邦。

划界历史

缅甸同中国的云南省接壤，蜿蜒曲折的边界线呈南北走向，有二干七百多公里长。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有三段还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一段是南段，即佧佤山区的一段。这里一直居住着勤劳的佤族人，他们长期过着部落生活。一八八五年，英国占领缅甸后，它的军队从来没有到达这个地方。而那时，中国却到达了这个地区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班老那个地方有银矿，中国政府曾经动员民工去开采过。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七年，中英两国先后签订的两个条约，对这一段边界都有一些规定，但由于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段边界长期没有确定下来。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一九三四年初，英国派军队进攻班洪和班老地区，遭到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抗击，没有得逞。七年后，也就是一九四一年，中国面临抗日战争的严重危机时，英国又乘机借封闭滇缅公路(当时连接中国和外国的主要通道)来施加压力．强迫中国政府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区划定了—条边界，把班洪和班老辖区的一块划入英国占领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九四一年线”。不久，由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双方没有来得及在这条线上竖立界桩。缅甸独立后，继承这个协定，班洪和班老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这块土地被划入缅甸的自治邦——掸邦。

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又名南畹三角地。这个地方是中国的领土，面积约有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这一点。但是，一八九四年中英两国签订第一个中缅边界条约以前，英国不经中国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修建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一八九七年，中英两国签订第二个中缅边界条约时，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

第三段是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清朝时，有一些地方两国都没有管，由一些部落在这里散居着。英国在这个地区曾不断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武装侵占片马。这个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抗议运动风起云捅。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属于中国。但是，事实上，英国仍一直侵占着这个地区。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英国的统治。

五十年代初，中国云南解放时，国民党军队残部李弥率几千人逃往缅甸，盘踞在掸邦地区。此后，他们不断向中国境内进行破坏和骚扰。一九五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剿时，进人南段“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方，并且在那里驻扎下来。当时，缅甸内战还未结束，无暇顾及这个地区。而到一九五四年，缅甸内战已经结束，开始向这里派遣部队。

一九五五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而发生一次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界线上大雾浓密，几步外什么都看不清。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事隔不久，缅甸军队在北段边界又占领了五个地方。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周恩来两次会见吴拉茂，向他提出这个方案。周恩来首先指出：“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这样才是公道，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关于具体方案，他提出：“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领的五个地方。双方军队撤走后，我们应该保证，另一方的军队不进入撤出的地区，这样就可以把双方隔离开来，由联合边界委员会寻求—个对边界问题的恰当解决。”周恩来还强调：“北段的问题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同南段一样，都是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

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同吴努进行了四次会谈。在第一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根据新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以及对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向吴努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三点原则性建议：第一，关于南段未定界，周恩来指出：“我们承认，缅甸有权用纯法律的理由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缅甸承继了英国的统治。国际法上有一个原则，新的政府可以承袭过去政府的既成事，不管过去政府是被交替的或者是被推翻的。但是，我们过去都是被压迫的民族，现在独立起来了，我们应该既考虑本国的愿望，也考虑对方的愿望。我们承认缅甸有权在法律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求缅甸方面也承认，中国人民承认一九四一年线在情感上的困难。”周恩来还说：“我们准备把驻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军队撤出。我们愿意得到缅甸政府的保证：缅甸军队不进驻我军过去驻扎的地区。”周恩来的这个要求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立桩划界以前，军队最好不要急于进去。另一个是缅甸政府可以先派人进去做工作，因为当地民族很强悍，必须先做好工作，搞好关系，否则要出乱子。第二，关于勐卯三角地区，周恩来考虑到如果断然收回这块“永租地”，缅甸北部交通会面临严重困难，因此十分体谅地说：“中国人民认为，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应该如何收回。”第三，关于北段未定界，周恩来建议：“自尖高山以北边界没有划定，我们愿意看到缅甸政府定出时限，把缅军从片马、岗房、古浪三地撤出，中国军队保证不进入这一地区，以待划定界限。”周恩来强调：“以上三点要联系起来解决，才能改变我在前边所说过的情况。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便于我们进行解释。这三点建议后来写入十一月五日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全面而又兼顾双方利益的建议使吴努深受感动，他说；“你说不会容许边界问题来破坏中缅的友谊，我非常感激。中缅友谊正是我们设法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非常有价值。”他赞成：“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在二十六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双方可以组成一个边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南段的任务是立桩，在北段的任务是划界，在勐卯三角地的任务是寻找具体的解决办法。他建议缅方，对南段问题应该“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一九四一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的。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那么你们既向入民做了交代，又对中国表示了友好”。对勐卯三角地的“永租”问题，“应该想个办法来解决”，“可以同边界问题全盘联系起来研究”。对北段的划界，周恩来认为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他说：“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将来划界时，把英国早在一九一一年承认是中国领土的片马等三地划入中国。这一点现在我们也不宣布，便于缅甸做工作”。

为了说服吴努，二十七日，周恩来又在西花厅家中单独会见他，谈话气氛十分融洽。吴努认为；“整个说来，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公平的。”这使周恩来很高兴。他对吴努说：“我们不仅以这样的原则来对待中缅边界问题，而且也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蒙古、朝鲜、越南的边界问题。”

在中缅两国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对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坚持先弄清事实的由来，抱着现实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会谈期间，缅方认真研究了周恩来的建议。事后吴努告诉周恩来：“我和缅甸政府的一些人都感到满意，内阁的外交小组也认为周总理的建议是合理的。”由于建议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到缅甸克钦族的切身利益，吴努请来克钦邦的三位首领吴赞塔信等前来一起参加会谈。十一月三日，会谈继续进行，周恩来向克钦邦首领耐心解释了中国这样提出问题的原因和好处。吴赞塔信十分感动，他说：“对周总理这样耐心的解释非常感谢。能这样讨论问题，就不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吴努在一旁也表示：“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合理的方案，我非常满意。”

在友好的气氛中，周恩来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愿望：把“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好，作为典范。”这是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想法。他准备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开端，创造经验，提供范例，再争取逐步同其他邻国一一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什么选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范例呢？周恩来曾经对姚仲明说：“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后遗留下来的，很复杂，无论是勘界、竖桩．还是绘制地图，我们都没有好经验，需要认真研究一下，选择一个对象来试之。缅甸与我们关系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这是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谈问题的政治基础。缅甸代表了一些小国的想法，如果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消除缅甸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安定其他周边国家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还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

经过这次北京会谈，双方虽然没有形成正式协议，但是，两国领导入对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恩来和吴努在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宣布：“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按照这个约定，中缅两国在一九五六年底以前分别完成撤军工作，这就在边境上先造成一种良好的和缓气氛，有利于双方冷静地研究和解决其他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同吴巴瑞和吴努就未定界问题进一步说明了各自的观点。除此之外，双方还谈到已定界问题。吴巴瑞说；“已定界的一部分是以瑞丽江为界，而瑞丽江时常改道，使一些原来在缅甸的村庄到了中国那边，又有一些原来在中国的村庄到了缅甸这边。当缅甸村到了中国那边时，缅甸政府的行政统治并不延伸过去，而当中国村庄到了缅甸这边时，中国的行政统治就延伸过来”，希望明确这个问题。周恩来很重视这个情况，建议可以确定一个原则：“凡进入对方国境的村庄就算作对方的领土。但如果村民不愿加入该国国籍，也可允许他们回来，但这样他们就得抛弃原来在该村的财产。”吴巴瑞同意以这个建议作为基础来解决已定界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次访缅期间缅甸人民和缅甸政府所表现出的真挚友情，更加增强了周恩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经过十天的悉心准备，（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专题报告。因为事关重要，在开会的前一天，他再一次会见了尹明德、王季范、于树德，还有云南省副省长龚自知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会议开始前，他还在同历史学家金灿然一起研究如何划界。这天的会场布置得别开生面，大会主席台上挂着中缅边界情况示意图。周恩来首先根据示意图详细讲解了历史上地图的变化。

为什么周恩来首先要从地图的变化讲起？因为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很多很不相同的画法，这种情况不能不在广大范围内引起混乱的看法。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王季范见到周恩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根据地图，我感觉极大的不安。”周恩来后来说：我—下就听懂了，“王季范先生就是读图有感的人”。所以，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今天从他那里学来．头一个也讲地图。”因为是尚未划定的边界，在地图上是用虚线表示的，位置也没有固定下来。在收集到的几张历史地图中，最早的一张是清朝道光二十九年由清政府出版的《皇朝一统舆地图表》。在这张图上，中缅边界北段未定界标在中国怒江（进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以西的高黎贡山脉处。第二张图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经京师大学堂审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在这张图上，北部未定界也标在高黎贡山脉处。第三张图是民国六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当时，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这张图将未定界所标位置西移，把高黎贡山脉以西的江心坡标在中国一边。第四张图是民国二十二年丁文江、翁文灏等为纪念申报馆成立六十周年，采用近代制图方法绘制的。这次出版的行政总图和云南省分省地图有出入。总图中，北段未定界是以尖高山为起点，沿怒江和恩梅开江（位于高黎贡山以西）之间一直向北。云南分省图中，是以尖高山偏西北一点，把江心坡划成两块。第五张图是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对上图作了修改后的地图。这张图在南段承认一九四一年线，而在北段的未定界处却把划在中国一边的面积大大扩大了，实际上是想把地图上的未定界尽量往西划，来掩饰他们在一九四一年条约中所造成的损失。这张图在人们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并不能作为要求划界的根据。周恩来说，这五张图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当然实际跟交涉可能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和交涉之间有—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一百年来从刚才说的，一八四九至一九四八年没有交代的。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既然历史上的地图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一九五二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在申报馆出版的地图的基础上绘制了一本新图，送到周恩来处审批。周恩来认为：“这样一本地图恐伯不适宜出版”，原因是边界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批准出版这本地图，我们的四邻都会为之不安。因此，一九五三年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了这本地图。在这本地图上，南北两段边界都注明了是未定界，并且说明不是政府审定的。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今天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他强调说：“这一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的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中缅边界的交涉从清朝末年开始，经过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整个交涉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人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的过程。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把清末时候的情况仔细研究一下，作为根据。这是我们研究边界最主要的根据，历史的根据。”他高度赞扬了历史上“这种爱国主义立场是对的，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同时，他又指出：“现在两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过去由英国占领的缅甸来说，已经取得民族独立，成为独立的联邦共和国。中国也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的制度虽然不同，但彼此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不能相同。”周恩来强调，要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必须解决得是公道的、合理的，能够给人家一个范例，就是中国现在解决边界问题是合理的，使大家放心，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现实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处理我们国家的边界问题。方法上只能经过谈判，不能采取别的办法，军事紧张应该把它消除。”

在中缅边界问题中，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是南段的“一九四一年线”。既然这条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为什么还要承认它呢？这是到会代表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周恩来说：“如果否定一九四一年线，就要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这就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一个条约为止。一九四一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是已经签订的边境条约。而这个地方两国都不是直接统治的，我们按照现在办法解决比较否定了重新划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一九四一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北段，中央采取低的方案，只提出归还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寨子，而不提出过分的要求，许多政协委员也想不通。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他还说；“这是我在人大常委会报告里着重谈的，得到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主要根据。因为现在两国的情况不同了，是友好的国家，所以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太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

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周恩来收到吴巴瑞的来信。这封信实际上是缅方对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恩来向吴努提出的“双方各有得失的连锁方案”的理解和回答。由于国内的压力．吴巴瑞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即在南段承认“一九四一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地由缅甸支配；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五十平方英里土地交还中国。当时．中国国内要求改变英国统治时期边界状况的舆论十分强烈，商谈具体方案的时机还不成效，因此，周恩来没有马上答复。三月底，周恩来在昆明时，会见了正在那里访问的吴努，口头说明了中国方面的意见。内容是：“在北段，我根据地形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并且根据过去英国在致清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承认中国在小江流域的管辖范围，要求把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地面积划得比缅方所建议的较大”；关于勐卯三角地，。中国不准备收回，但是要求在一九四一年线作调整，即换回该线以西的班洪、班老等地区”。周恩来建议：“将来中缅边界商妥后，由中缅两国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替代一切旧的边界条约。”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勐卯三角地作为中国的领土理应交还中国，但是这样做会给缅甸的交通造成困难；另一方面，班洪和班老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两个部落的头人都住在中国境内，而缅甸政府过去从来没有管辖过。此外，班洪和斑老两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面积也比勐卯三角地的面积小。这样做．既贯彻了废除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原则，也便于中国政府去说服中国人民接受以“一九四一年线”为基础来进行谈判，使中缅双方的利益和实际困难都得到适当的照顾。

这次会谈后，按照吴努的建议，由周恩来以书面的方式提出双方的保证；这就是“为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缅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中缅两国同意在两国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双方互相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集团”。

五月二十一日．吴努来信催促周恩来对吴巴瑞二月四日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做出正式答复。六月七日周恩来约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告诉他：“关于中国方面的正式复信，那需要在人大开了会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才能回答。因为，如果不经过人大的手续，人民代表可提出责问政府。人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致信吴努，并附上三张地图，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具体意见，并以此作为对吴巴瑞二月来话的正式答复：

一、关于尖高山以北地区，中国政府重申，中缅边界的最北部分，即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你访问北京期间我们共同谈定的习惯边界线划界；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的—段，中国政府重申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至于应该归还给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的面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等因素，提出如附图二所示的具体建议，希望缅甸政府能够予以同情的考虑和接受。

二、关于佧佤地区和勐卯三角地区，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由当时中英两国政府经过换文在佧佤地区划定的界线，是英国强加于中国方面为中国人民所不满的一条界线。但是，考虑到中缅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除要求对这条线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在佧佤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条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中国政府建议调整的地区面积见附图三。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方面在一八九七年永租给英国管辖的勐卯三角地区，永久地移交给缅甸联邦，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认为，以上各点具体建议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考虑。

信中提出：“为了使这种新的情况能够以庄严的条约形式肯定下来，中国政府建议中缅两国签订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以代替一切旧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在新的边界条约中，将包括过去已经划定、无需加以更改的各段边界和即将由我们双方划定的各段边界。”信中还表示，为着尊重缅甸的独立和主权起见，中国政府愿意在新的条约中声明，放弃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中规定的，中国有权参加炉房银矿经营的权利。中国政府希望缅甸将单独经营炉房银矿，而不让其他国家参加经营。

为了说服中国接受缅甸方面的意见，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吴努派缅甸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率缅甸友好代表团来到北京，向周恩来通报缅甸国内的情况和对周恩来七月二十六日信的反应。

九月二十七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吴敏登除了坚持吴巴瑞信中的立场外．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引起周恩来的注意。这就是边界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的一段到底富山口的一段，也就是中国称为“习惯线”，而缅甸称为“麦克马洪线”的一段边界，在吴巴瑞信中所附的图上和周思来信中所附的图上有很大的出入。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中国和印度接壤的一段边界线，它是一九一四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背着中国政府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而一直称它为“习惯线”。当时，缅甸和印度都是由英国统治的，这条线一直划到缅甸境内，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是其中的一段。新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习惯线？吴敏登说；“缅甸认为应该按伊洛瓦底江流域，因为这是符合地形的。在一九一四年那张临时版地图上是标明了经纬度的，但是，如果按经纬度，可以发现是没有包含地形的。在麦克马洪的备忘段中，讲得比较含混，说以伊洛瓦底江和布拉马卜特拉江的分水岭为界。实际上，缅甸认为只提伊洛瓦底江流域就可以。自然，这些地方非去看看才能知道。我们很难说我们的地图就是正确的。但是，它能代表伊洛瓦底江流域。如果中国能接受伊济瓦底江流域为界就容易了。”他还谈到：“在一九一四年原图上独龙江直流到我这张图上的红线（麦线），而经勘测后发现是流到我这张图上的蓝线（吴巴瑞信中图），因此现在采取红线就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十分注意地听他讲完，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对他说：“你提出的是个新问题，这很值得研究，这倒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十月三日，周恩来第二次会见吴敏登，问答了他九月二十七日提出的问题。关于“麦克马洪线，周恩来指出：“去年在北京，我曾对吴努说过，这条线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法的。它所以是不公平的，是因为当时中国并不了解那个地方的地形，当时的达赖喇嘛之所以没有反对也是因为不了解，因此是强加于中国的。它所以是不合法的，是因为它是由英国和西藏简单地换文确定的，是个密约。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加以批准．这在中英文本上都是注明了的。因此，我们是很不愿意承认这条线的。但是为了中缅友好，为了安定我们之间的边界，我们在中缅边界这一段愿意按照习惯线来解决。”周恩来在研究两张地图时发现，它们之间对习惯线不同的划法，造成面积的差别达一千多平方公里，这比片马、古浪、岗房和缅甸用来交换勐卯三角划地加起来的面积还大。如果按照吴巴瑞信中所附图来划界，中国就要损失很多土地，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公正地解决这两条线的出入呢？周恩来说：“我的看法是进行实地勘察”，同时，也要“根据友好关系来考虑”。他指出：“如果勘察的结果缅甸确实管到那个地方，中国可以否定麦克马洪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愿意采用麦克马洪线。”为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周恩来还提出四点建议：一、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已确定，可以暂时不忙于解决具体问题，但不停止工作；二、按照吴努在昆明的建议，成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由双方委派首席代表和其他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可每月或每两月谈一次，继续处理边界问题；三、共同进行勘察；四、先签订两国友好条约，规定互不侵犯，互不进行领土扩张。吴敏登认为周恩来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所提出的方案是“眼光远大而体谅的”。他说：“我感到放心了，因为两国总理所确定的原则仍然是完整的而没有改变，目前双方的分歧仅仅是如何执行这些原则的问题。”

十月十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吴敏登转达了缅甸方面的意见，说：“缅方认为吴巴瑞信中方案是对缅甸最愉快的方案，其中包含中国需作的小小的牺牲。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宽宏大量的，因此是可以作这种让步的。”他还列举了缅方坚持这些意见的所谓“法律依据”，强调，在边界委员会动身前往勘察前，应该确定原则，原则应该是地形，而“合乎自然而又方便的地形是分水岭”。

尽管在谈判中，周恩来一向照顾到缅甸方面的困难，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从来不让步的。对吴敏登的谈话，周恩来立即做出明确回答：“中国政府了解缅甸政府的愿望和困难，当我们考虑答复你们所提出的建议时，我们会把它们考虑进去。但是，你今天提出了一些法律依据，自然你也指出这是过去的历史，只能供作参考，而不能作为谈判基础，因为那些条约是过去英国签订的条约。我今年在政协和人大会议上报告时都曾指出历史资料只能用作参考，因为按历史来谈是谈不清楚的。另外有一部分历史材料到现在还起法律作用．主要是并且特别是关于边界问题的，这是要考虑的，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根据新的情况，根据两国的友好关系。新的情况就是两国都已独立，并根据五项原则互相表示友好，而实际上也是友好的。”周恩来告诉吴敏登，他七日到北京天文馆参观，增加了一点新知识，人们看看这些眼光就远大了。他说：“我现在愿意加一点新意思：现在已有了人造卫星．不久就可到月亮（上）去，而我们还在争论边界问题，未免太小。”对所谈的具体问题，周恩来进一步强调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困难。他说：在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习惯线”，我们不愿用“麦克马洪线”这一名称，因为我们不愿承认英国和西藏订的密约．它是地方政府订的，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且目前西藏政府也反对这条“密线”，认为它是不公平的。确定“习惯线”必须经过勘察。对勐卯地区，我们为了友好，认识到交换是比较好的方法，如果吴努照顾我方的困难，同意在昆明谈判的基础上继续努力，那么我们愿意在片马地区的面积上作让步。考虑到双方在有些问题上还会有些出入需要解决，周恩来还向吴敏登表示：我们愿意等待，“在一切问题都顺利解决后．我们再签边界条约。但是从现在起到签订边界条约时止，可以作为准备时间，作为进行准备工作的时期，而不是僵持时期”。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率领的缅甸经济考察团和吴巴瑞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先后到达北京。周恩来陪同他们到杭州等地参观后，在上海继续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又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同意缅方提出的除独龙江流域外，这一段边界基本上沿着分水岭去勘察，看着是否符合地图的情况，然后加以肯定。他说：“目前中缅边界问题看来还不容易立即解决，考虑到你们的困难，并且为了推动两国就边界问题尽速达成协议，我们建议两国先成立边界委员会，首先勘察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中缅边界线。在这段边界上，除独龙江流域外，可以大体按照分水岭进行勘察。这样就给解决边界的其他部分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接着逐步解决片马三处各寨问题和勐卯三角地同班老、班洪交换的问题。如果边界委员会能在今冬成立，经过明年一个春天的准备，待大雪融化以后，就可以开始勘察，估计三四个月可以完成。”周恩来恳切地说：“我们的这一建议，希望能获得缅甸政府的同意。”

但是，缅甸方面对这个建议迟迟没有答复。直到第二年四月，吴拉茂才向陈毅转达了缅甸方面的意见。主要内容是：一、关于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边界，缅甸政府仍然希望双方先确定以分水岭为界，然后进行勘察．而不赞成中国政府所提出的首先基本上沿着分水岭进行勘察，然后加以肯定的建议；二、关于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缅甸政府同意归还中国，但是要求对吴巴瑞总理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所建议的交还地区的范围不作任何修改；三、缅甸政府难于接受中围政府所提出的由缅甸将班洪、班老部落在一九四—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以换取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的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同意由缅甸政府继续保持对勐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四、缅甸政府希望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并组织联合边界委员会，勘察两国最北段边界情况，但是，认为必须先就前三点达成原则协议．才能着手组织这个委员会和进行实地勘察工作。

这些意见，中国人民显然是不能同意的。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在致吴努的信中坚持原有立场并进一步协调说：一、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为双方尽速消除还存在的分歧，中国政府认为，从速成立边界委员会，并且派出勘察队去勘察这段边界，可能仍是最切实有效的办法；二、关于片马、古浪、岗房三寨地区，我们双方已经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承认这一地区应该归还中国，至于面积大小问题．双方就整个边界问题作进一步友好协商的过程中，是不难解决的，三、关于勐卯三角地如何用适当的方法来废除它的“永租”关系，这在当前是“症结性的问题”，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以勐卯三角地交换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的话。事实上，这两个地区依照法理都应该归还中国，两者自然不能交换。因此，我希望缅甸政府愿意回到我们双方已经协议了的废除“永租”的原则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勐卯三角地区“永租”的具体办法。

班洪事件

早期交涉

虽然中缅两国有着两千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但两国的国界是到了1886年英国吞并上缅甸以后才得以正式划定。清政府与英国通过1894年，1897年两次边界条约，划定了尖高山以南的中缅边界。由于条约文本内容的矛盾，中英两国在实地勘界时，于镇边厅阿佤山区一段发生分歧，清政府勘界大员刘万胜，陈灿在会勘失败后向英方勘界委员司格特提出了一条界线要求，英国人习惯将它称为刘陈线，中国则称为黄线。同时，司格特也将他绘制的一张边界地图，连同一份书面说明交给了中方代表，他在这张地图上所标注的界线我们通常称为"司格特线"。此后，中英两国政府就此划界问题进行了交涉，但未取得任何结果。1903年英国驻华公使奉命向清政府做出声明，表示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前，英政府将把司格特线视为临时边界线，中国官员与军队不能跨越这条界线。然而由于司格特线至刘陈线的广大地区为凶悍的野卡佤人部落，英国的实际控制线并没有到达司格特线。阿佤山区这段边界，此后成为中英两国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缅"南段未定界"。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班洪事件"便是由这个未定界问题引发的。

据中国国内相关资料的记载，英帝国主义者在1934年初，趁日本侵占东北，国民政府忙于围剿江西红军根据地之机，悍然入侵中国班洪，班老地区，掠夺矿藏丰富的炉房银矿，并企图借此完成英国妄拟之中国国境线，从而激起了中国边疆各族军民英勇抗击，史称"班洪事件"。

不过，从英国外交部的档案来看，英国政府当时并没有趁中国内忧外患之机占领南段争议地区的计划。在伦敦政府看来，它只是批准了由一支百余人的军队护送缅甸公司的成员在刘陈线以西进行矿藏勘测的计划。

1933年10月27日，英缅政府收到缅甸有限公司的申请，提出派一批矿业工程师，在小股军警力量的保护下，进入佤邦北部地区进行矿藏勘查。根据缅甸政府的报告，1929年云南政府雇请的美国矿业工程师曾在名叫炉房的地方发现了最重要的铅银矿藏地。这里既不属班弄，也不属班洪，而隶属永邦，位于刘陈线以西。印度事务部因而很快批准了这一申请。由于炉房邻近争议地区，为了避免引起边界纠纷，印度事务部明确指出，批准远征行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开展的勘查或其他任何行动都不能超出中国所声明的那条最靠西的边界线，即刘陈线以东。如果需要在此线以东采取行动，必须在采取行动前向印度事务部做出请示。得到这样的方针，英缅政府抓紧在雨季到来之前，向炉房派出了远征队及缅甸公司人员。1934年1月24日队伍安全到达炉房。

印度事务部虽然对远征队做了不越过刘陈线以东的规定，但缅甸政府强烈反对向中国当局做出这种明确声明。理由是"这样一个声明可能被视为，甚至必将被中国人解释为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刘陈线作为中缅两国的边界线……尽管远征行动以及现在行政管辖的范围确实都只局限在刘陈线以内，但阁下强烈反对向中国当局作出这种暗含我们承认此线为边界线的陈述，在发行的用做远征用途的地图上，这条线仅仅被描述为一条临时保护线。"

这个意见得到了伦敦政府的采纳。然而事与愿违，英国驻云南总领事哈尔定(H。 I。 Harding)此时已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向南京政府驻云南特派员王占祺告知了远征的目标，"此项派出开矿队之总部将来设于鲁方，译音Loufong;派出之开矿队将开入'北野佧'地方;派出之开矿队，对于中国任何时期正式要求划归中国之边界线决不越过。"由于边界划分的错乱，模糊，英军与边界佤族部落发生了冲突，面对中国方面对英军行动做出的询问，英政府虽然一再强调将继续视司格特线为两国边界线，不承认中国在司格特线以西提出的任何界线要求，并声称现在难以预料，派往勘查缅甸边界内某些地区的队伍，将来是否有必要开往他们现在所驻的炉房以外。但这些都是伦敦政府采纳缅甸政府意见而使用的更为谨慎的外交措词，从以上英政府内部的来往函件可以看出，英缅政府派出远征队是为了在刘陈线的缅甸一侧进行矿产勘查，并无越过刘陈线以东，占领班洪等南段争议地区的打算，只是考虑到以后的谈判立场，英政府一直不愿做出远征队不会超越刘陈线的保证罢了。事实上，伦敦政府也一直命令远征队不要越过刘陈线。到1934年6月，印度事务部给印度政府发出的政策指示还是:(1)继续克制，不要越过刘陈线，或在刘陈线以东采取任何抵抗中国军队的行动;(2)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我们军警部队的阵地与交通设施，尽一切可能控制住那些我们已进入的及已建立友好关系的刘陈线以西的佤邦地区;(3)只要军事形势允许，用武力抵制中国军队越过刘陈线的任何企图。

可是，就是在炉房地区活动的英军，也遭到了云南人民及当地佤族部落的反对，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班洪王胡玉山调集卡佤土民抗击英兵，云南景谷县人李占贤组成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开进司格特线以西与英军作战，夺回了炉房，丫口寨等地。中国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向班洪抗争发出声援。王占祺也曾多次照会云南总领事哈尔定，希望英国考察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退出争议界线外。

刘陈线

刘陈线是中国政府曾提出过的最靠西的一条中缅边界线，英军既然没有越过刘陈线，为何引起双方如此大的争论与冲突 首先可以肯定，中英双方当时所指的炉房或鲁方是一个地方。争执的原因在于双方对炉房与刘陈线之间的位置看法不相一致。英政府坚持认为炉房位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刘陈线以西，因而英国勘查队驻扎于此也就与中国无碍。云南地方政府在调查炉房的确切位置时，含糊不清。腾越殖边督办在1934年1月7日来电曾说炉房旧为茂隆厂，位置在班弄东北，属班洪无疑。也就是说应在刘陈线以东的中国一侧。但该督办寄给王占祺的班洪厂略图，炉房又在黄线(即刘陈线)以西。

其实，造成这一混乱的直接原因在于刘陈线本身的错误。由于长期疏于管辖，清政府对曾属于中国孟定，耿马土司的管辖的阿佤山区毫无所知。在清朝初年，阿佤山区各部落基本上可分作两个部分:北部的"葫芦地"各部落，分属孟定，耿马土司管辖;南部的"莽冷地"各部落，属孟连土司管辖。北部"葫芦地"本来大部分属于耿马土司管辖，乾隆初年以后，汉族人前往其地开采银矿，当地佤族酋长遂直接向清廷纳税，葫芦酋长地方便逐渐摆脱了耿马土司的管辖，发展成一个土司地区。然而嘉庆年间以后，由于矿厂关闭，清政府对葫芦酋长地的管辖也越来越松弛。尽管葫芦地始终不曾脱离云南，但因长期的疏离，清政府官员已把它视为化外的瓯脱地。到中英划界时，中方委员刘万胜，陈灿便提出按照"近滇归滇，近缅归缅"的原则，对这片"瓯脱"地进行划分。滇督曾函称:"滇省僻陋，素乏精于测量之人，是以刘镇，陈道前与英员分勘南北段界线，从无一处以经纬度数为凭，俱按约载山名，水名地方，官司所治理之地，土人所熟识之界线切实勘划峻事。"在中缅边界其它地方，分属中缅两国的土司地彼此相连，可以根据土司实际的管辖状况进行划定，调整，而"南段未定界"地区，是长期独立的佤族聚居地，刘陈二人在此想要根据"约载山名，水名地方，官司所治理之地，土人所熟识之界线"划定界线，必定困难重重。

刘万胜，陈灿依据"近滇归滇，近缅归缅"的划界原则，参照总理衙门发下的不精确地图，提出了这段边界的走向:"……循高山岭至猛林山，以山之东班洪所属各寨归中，山之西班况所属各寨地方归英。即顺猛林山山脊而行至帕唱山，南下至大南滚河，以帕唱山东班洪所管之永邦等寨归中，山之西班弄等寨归英。"若按文字理解，是班况，班弄归英国，班洪，永邦归中国，炉房一地应在中国一边。可问题就出在界线的文字叙述与刘陈所绘之图不相一致。图线实际经过的不是帕唱山而是班老山，帕唱山还远在西南。这样，永邦等寨，包括炉房在内都位于了刘陈线以西。英政府所指的刘陈线，就是刘陈二人错绘的这条边界线，它将炉房划在了缅甸一侧，因此英政府一直坚持其远征队没有越过刘陈线。然而在历史上，炉房一直是班洪，班老，永邦三部共管的地方，长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刘万胜照会中"以帕唱山东班洪所管之永邦等寨归中"的规定，炉房也是为中国土地。因此英军进占炉房在班洪王以及云南边疆民众看来，无疑是越界行为，有理由进行抵抗。随后，中英双方就班洪事件进行交涉时，英使馆参事台克满(E。Teichman)曾向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指出，"缅甸公司所到之地，有在黄线以西，而前此为班洪之一部分者，或者因此引起一般人之误会。"这当然不是什么简单的误会，而是英政府对中国当局失误的利用。

不管怎样，在日本入侵，中国人民民族情绪高昂的背景下，"班洪事件"一发生即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英缅政府派兵前往中缅边界，并与班洪土民交战的消息传来后，中国舆论不免都把此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亡的又一例证。从当时的报载，评论来看，许多人对于中缅边界地理及历史并不十分清楚，有的甚至把班洪认作为江洪(即车里)。但这不影响人们对"班洪事件"做出的反应，各大报纸纷纷发出英人窥滇之警号，"旅京滇人大声疾呼，向中央请愿，从速据理交涉，责令英人撤兵，重新勘立标界，否则滇南一片疆土，将沦为东北之第二……"。云南边疆民众乃组成义勇军前往前线抵抗英军。中国军民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恐怕也是英政府始料未及的。

滇缅铁路

班洪事件发生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政治斗争激烈，边疆各地局势动荡，自然不愿再让突发的"班洪事件"事态进一步扩大，加剧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在英政府的压力下，国民中央政府下令撤退并解散了义勇军，规定前往中缅边境考察的中方人员不得超越司格特线以西的争议地区。同时要求中英两国再次联合勘界，重新划定久悬多年的中缅未定界，以杜绝边界冲突再次发生。英政府的计划本是在尽可能避免冲突的情况下，探测炉房矿产的开采价值，现在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矿藏勘查的结果又不理想的情况下，英政府也愿意趁此解决久悬多年的滇缅未定界。

经过多次交涉，1935年4月9日中英两国互换照会，同意谈判解决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在司格特线和刘陈线之间的区域中，彼此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宜，为勘查此段未定界特设立联合会勘委员会。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中英双方各派两人，国际联合会行政院选派中立委员一人，当其他委员发生意见分歧时，该中立委员拥有最后票决权。委员会的职责有二，一是将1897年条约第三条第三，第四两节中，与未定界有关部分所规定之界线，实地查明，并绘于地图上。二是对于约定界线，如果发生应作局部修改的各项问题，委员会应根据实地勘查情形，报告各关系政府留待考量。

1935年底至1937年4月勘委会两次上界勘察，根据其第一项职责，确定了南段未定界部分的"约定界线"，由于这条条约线出现了骑截政区，部落的情况，勘委会又根据其第二项职责，对条约线建议作局部修改，提出了一条条约线之骑线，并在调查报告书的结论中说明:"吾人勘查之结果，与始料完全相异;吾人发现两处占地甚广之政区骑线，同位于条约线之一方，而条约线之另一方，并无相当之骑截区域。故条约确曾规定两线，一为天然线，一为政治线，且二者相差甚远。"这样，勘委会实际上是同时提出了两条难以调和中缅分界线。

这样的勘查结果，使中英双方仍难以达成妥协。由于勘委会多数确定的条约线是根据"条约线即天然线"的原则确定的，对英国十分有利，因此英政府要求以此线作为两国谈判的基础。而国民政府认为，条约线分割了班洪，猛角，猛董等中国边疆管辖区域，对此中立委员也予以了承认，因而要求对勘委会报告书中提出的两条线予以同等重视。双方争执不下。

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节节取胜，国民政府在1937年11月19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决定将首都迁至四川重庆。英政府鉴于中国国内的形势，暂停了与中国当局的南段未定界谈判。班洪事件的发生仍未带来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不久，当中国政府面对日本的战略封锁，决心加快滇缅铁路修建时，南段未定界问题再次变得尖锐起来，因为最容易修筑的铁路线路将穿过这段争议地区。

从缅甸修一条铁路至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一直是英国工商界的梦想。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设计路线。随着英法两国在中国西南边疆竞争的加剧，英政府对修建滇缅铁路的态度也日趋积极。然而在中国官绅的一致抵制下，有清一代，英政府始终没能取得滇缅铁路的修筑权。同时，中国由于资金，技术以及国内政局的限制，也没能靠自身力量修建起这样一条铁路，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滇缅边境只有一些适合马帮行走的土路。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封锁中国整个海岸线，滇缅国际交通线变成了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为增强运输能力，国民政府决心修筑滇缅铁路。1938年9月滇缅铁路工程局在昆明成立，以祥云为中间站，分东西两段同时施工，预计1942年底通车，接通缅甸腊戍的铁路。修筑一条连接昆明与腊戍的铁路成了国民政府不断向英政府发出的请求。

由于滇缅铁路最终选定的路线将穿过或非常接近中缅边界南段争议地区，英政府希望在铁路修筑以前，能先行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1938年12月12日，英国外交部电示驻华大使卡尔，希望他立刻询问中国政府，对于1937年勘委会确定的条约线，中方是否已确定出修改方案，并向中国政府指出:"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使这个长期争论得到解决，因为在此以前，陛下政府或缅甸政府不可能去考虑修筑一条滇缅铁路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加快云南段铁路的修建，于1939年春又向英政府提出，立即由缅甸政府或准许中国沿着拟议的铁路路线从腊戍至中缅边界修建一条适于卡车通行的公路，以便运输从仰光进口的建筑材料。英政府再次提出了滇缅未定界问题，卡尔受命向中国政府表明，英政府同意这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政府愿意按照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解决有争论的边界问题。

英国政府一再把南段未定界问题与滇缅铁路联在一起提出来，当然是想借中国对滇缅铁路的迫切需求使中国在未定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为能避开这个问题，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杜镇远于1940年初再次向缅甸政府提出修建一条为铁路施工服务的边境公路时，所建议的公路位于了南定河流域北岸，绕开了有争议的地区。这遭到英政府的坚决反对。3月17日英外交部电告卡尔，中国为了躲避未定界问题，建议修筑的公路在南定河流域的北面，这是行不通的。由于缅甸政府坚持认为这一问题与边界问题有关，所以如果能使中国政府在未定界问题上早日接受缅甸政府提出的意见，可以向中国政府许诺，一旦边界问题满意解决了，缅甸政府愿在最可能早的时机下，承担起杜镇远所请求的这条公路的修筑。

此时，中国政府尽管凭着自身力量开始了滇缅铁路的修筑，但要使这条国际交通线发挥作用，仍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因为从缅甸铁路终点腊戍起，至中国边境为止120英里，须由缅甸政府同时建筑，方可双方衔接，同时滇缅铁路所需要的钢轨，车辆及材料，也须英国供给。于是，国民政府做出妥协，表示愿意改变铁路线路，使之经过南定河南岸，并允诺会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让步。不过，由于边界问题相当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议定，国民政府建议无须等边界问题解决即开始修建滚弄至苏达间的公路，到边界明确划定后，此地段归属何方，则由何方承担建筑费用。为了早日实现滇缅铁路交通，同时请求英政府能立刻开始缅甸段铁路的修建。

英政府明白中国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南下对英帝国所具有的意义，对于中国面临的困境，英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了在滇缅铁路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外交部认为此时应采取促进这条铁路修建的政策，尽力以材料，尤其是铁轨帮助中国。不过，在确信中国将完成其境内的铁路以前，不承担修建缅甸境内路段的责任。

事实上，这种转变的态度，发生的效果极为有限。因为英国此时为了防备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自身也急需各种物资。印度事务部和供应部都明确表示，在当时不可能从英国或从印度的出口中得到任何铁轨。这样，外交部提出的以材料帮助中国修建云南段铁路的政策，即使实行的话，也不过是一种精神鼓舞。随后，因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英政府在滇缅铁路问题上的态度才又有所改变。

1941年线

1940年9月日军进驻了印度支那北部，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在日益明朗化的国际局势下，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不断增加。此时，滇缅铁路若建成，对于中国来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同缅甸事务部在滇缅铁路的备忘录中指出的，"美国总统已把中国置于同英国一样的，美国会尽其能力帮助其进行反侵略斗争的三个民主国家之一的地位，因此当来自美国的支援物资到达顶峰时，将会有大量的物资材料转运到重庆，而只要缅甸路线仍是唯一一条可利用的交通线，就不可能不用铁路来输送其中大部分的支援物资。"

驻英大使郭泰祺于1940年12月18日再次向英政府递交了一份有关滇缅铁路的备忘录，提起英国政府注意滇缅铁路完工对中英两国具有的重要意义。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不遗余力的修筑昆明至缅甸边境的铁路，希望英国政府把仰光至腊戍的铁路延伸到中国边界。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英国开始考虑资助英缅政府修筑腊戍至中缅边界的铁路问题，而不再等到云南段铁路的建成。同时，英政府内部也普遍呼吁借此问题一并确定久悬多年的中缅南段未定界。缅甸事务部在提交给内阁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向重庆政府宣布其愿意承担修筑缅甸段铁路工程的决定时，陛下政府应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中国政府依照缅甸政府已做出的提议，对位于所计划的铁路线周围地区的长期争论不休的中缅边界线的位置进行调整。"外交部也向英内阁提议:"应告知中国政府，陛下政府准备提供必要的经费修筑(滇缅铁路)缅甸段，只要中国政府愿意(1)划定一条缅甸政府感到满意的边界线;(2)用他们自己的资源或者是从美国获得的美元贷款，尽可能快的担负起缅甸边界至昆明段的建筑;(3)为缅甸段提供一切需要用美元支付的铁轨和材料，以换取在将来的利润中占有适当份额或在供给可得到时，从英国获得等量的材料。"

这三项建议得到了内阁的同意。随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给卡尔的电报中发出了含有这些要求的指示，"陛下政府已决定，如果能从中国政府得到以下第四至第七节中各项问题的满意保证，他就会提供必要的资金以使缅甸政府修筑从腊戍经萨尔温江至边界的铁路，而且一得到中国政府的满意答复，陛下政府将立即要求缅甸政府完成缅甸境内的必要勘测，并着手修建已勘测过的路段。"这里所说的第四至第七节中各项问题，实际就是英国政府在承担修筑腊戍至中缅边境段铁路之前，要求中国政府允诺的条件，其中第四节提到的即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英政府希望"作为提供这项铁路工程帮助的回报，中国政府将同意按照缅甸政府已提出的方法解决未划定的中缅边界这一显著问题。尽管缅甸政府自身并不负责出资修筑铁路，但是建造这样一条铁路必将使他们担负起各种各样新的义务。这条铁路最终的税收前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于缅甸政府没有动力使他们自己承担起这些义务，除非按照所建议的方法调整边界，让他们以满意的方式确立起对萨尔温江以东地方的管理"。

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换文，划定了两国争论多年的中缅"南段未定界"。这条界线基本上是按照英缅政府的意图，以1937年勘界委员会确定的条约线为基础划定的。在中国政府付出了英方所要求的代价后，滇缅铁路全面开工。然而至次年日军即占领缅甸，滇缅铁路工程计划成为泡影，而中缅阿佤山区一带的边界却由此基本确定下来。

综上所述，班洪事件的发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晚清时期中国政府的错误，疏漏而在其所谓的边界线内采取的勘查行动，旨在查明炉房的矿产资源，由于它侵犯了中缅边界传统的习惯线，激起了当地佤族及云南边疆民族的激烈反抗，国民政府虽然也进行了抗争，可是为了获得一条畅通的国际铁路交通线，终究还是在久悬多年的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上向英政府做了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