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况

历史沉淀(村名由来 建成历史 村落变迁 行政归属)

建筑构造及其特色(文房四宝及排水系统 鳌鱼墙/金钱眼 防盗设施及保存方式)

布局特点

著名人物(郑绍忠 郑润琦 郑绍杭 郑志安 郑洵侯)

人口与经济(人口渊源、变迁与结构 经济发展概况)

基本情况

三水大旗头村，古锅耳屋群大旗头村，也称郑村，始创于明嘉靖年间，原名叫大桥头，是广东粤中地区典型的、最具独特建筑风格的清代村落，据说古村由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所建，至今保存完整，现已被定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该村是一个祠堂，家庙兼备，聚族而居的建筑群，内部布局采用广东民居典型的“三间二廊”式。前临半庙方扩，扩基砌以石坎，突出部份状如壶嘴；扩边有一笔形古塔——文塔；塔下有两方石；大者高三尺许，如砚，小者方块状如印，组成一个明显的“文房四宝”齐全的人文景观，寄希望后代“读书做宫”之意。

历史沉淀

村名由来

大旗头村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镇东北28公里，乐平镇北偏西2公里处。据村中钟姓长者讲，明朝初年，钟姓始祖福安公自南海南浦村迁居而来。明嘉靖5年左右，郑姓开基祖康泰公（三水县蚺蛇郑氏十世祖）由蚺蛇村迁居于此。对于来此定居谁早的问题，有三种说法：一说钟姓先祖最早放鸭为生，择水而居，他赶鸭至此以后，见该地水草丰美，河汊纵横十分有利于鸭群放养，于是，便择地修屋定居下来，是大旗头最早定居者。这一说法的论据就是现在钟姓村民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村中地势较高的北面。按一般的推理而言，居于村中地势最高位置的应该是最早来此定居的人，因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村落极易遭受水涝洪灾；一说是郑氏康泰公与钟氏先祖一起以放鸭为生，二人放鸭至此地后，觉得此地河汊广布，水域水草丰美，利于放鸭，于是二人就决定定居于此；第三种说法是，康泰公最早来此定居。对于康泰公为何移居此地，按现在村里老人的说法是：由于当时蚺蛇村太小，而村中人口太多，同时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之时，村里原有的土地根本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于是，蚺蛇郑姓十世祖曹隆公（名倚云）、康泰公（名大良）堂兄弟两人，其中曹隆公与蚺蛇村人植禾峰迁至清新县定居，该地取二人名字，而得名“禾云”镇，故倚云公为清远禾云镇郑氏之始祖。而康泰公则迁至三水大桥头村，为该村之始祖。康泰公来该村后，筚路蓝缕，勤劳苦作，终于子孙繁盛，村落大成。明代正是珠江三角洲大开垦时期，也是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在明代广东省共新设置22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有顺德、三水、新安（宝安）、新宁（台山）、高明、开平、恩平等县。可见，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钟、郑始祖迁居于此，拓荒耕田，从此掀开大旗头村的发展史。因此，无论谁最早来此，钟姓、郑姓共同开村辟地，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原来，由于村落旁侧河涌建有大桥，即称此村为大桥头，至清代光绪年后，该村郑姓第六代世孙郑绍忠（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加尚书衔）死后，葬于村西南向的老虎岗，由村里远眺，绍忠墓如大旗飘展，于是后人改此村名为大旗头，该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建成历史

十九世纪末，国家危难当头，水师连连败仗，海防吃紧，中国组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试图强国。但就在建军关键时期，慈禧太后却授意动用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1891年，宣布“完工”。还在两年前，郑绍忠的母亲过逝，郑绍忠回家守孝期间，也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大旗头村开始修建私宅。据说郑绍忠修建私宅的款项也是慈禧太后所拨。慈禧太后不但关心她的皇家园林，还挂念臣子的屋舍，她听闻臣子在老家尚无像样的居舍后，下旨要求国库拨金修建。说起私宅，郑绍忠的前任——病倒在水师提督位上的方耀的宅第也很气派，至今在普宁市洪阳镇犹存，方家大宅始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陆续用20年时间方才建成，包括老寨、中寨和新德安里，及绍园，三寨相连，房屋773间，外置护寨河，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气派非凡，是广东省内罕见的大型府第式建筑组群。广东两位水师提督方耀、郑绍忠和他们的主子一样，都沿袭了中国人喜好修建宅子的传统，只是他们各自的大宅刚刚建成，两人先后都病倒在水师提督的位置上，不久就死去，方家和郑家的大宅成了他们对各自后人的荫庇。直到今天，它们已经成了岭南建筑的代表，而郑绍忠及其后人修建的大旗头古村，去年更成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村落变迁

大旗头村的村落变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钟、郑开村祖迁入大桥头定居创业—清同治2年，郑金投降清廷）属于大旗头村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村落人口不多，最多时也不过40余户左右，村落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郑姓主要分布于村西南区域，钟姓分布于村北区域。两姓之间独立，但在村落事务上协同一体，如抗御盗匪，解决两姓争端等。根据郑绍忠后人郑询侯（现定居于澳大利亚）回忆：在现今村落东向和北向之间，早年曾建筑有帝王古庙，里面供奉洪圣大王，该庙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村里郑、钟二姓解决争端的协商之地。两姓人口数量也大致持平。 第二阶段（同治2年后—民国末年1949年）此一时期，大旗头郑氏后人郑绍忠对全村进行全方位改建重修。相传郑绍忠因守孝回乡，开始准备重修私宅，但他的最初动议并没有获得郑氏宗族长房裕仁（康泰公之长子）一支的积极配合，本来郑绍忠准备对全村郑氏家族所在的区域进行整体改建，由于长房支系（裕仁分支）的抵制，最终他的这一构想没有实现，他只好把修造的重点区域集中到他自己这一支（三房裕礼分支，康泰公之三子）所在的东向区域。由于当时他已经是广东水师提督，位居一品，乡望甚众。因此，在重修过程中，郑绍忠还是有意突出了三房支的地位和权势。整个建筑群布局以郑氏宗祠为中心，并将自己的尚书第建在宗祠旁边，一方面为了凸现其地位的显要，另一方面也彰显郑绍忠的孝道，以示永伴祖先身边。郑绍忠还在建筑的朝向和层次上特意和村落中的其他郑姓分支及钟姓村民的聚落做了区分（见图1－1、图1－6）。从图可以看出，村中其他部分的民居朝向都是东北－西南向、西北－东南向的，而郑绍忠集中修建的建筑群朝向均为正东西向的，民宅朝东，取“紫气东来”之意。又聘请专业设计人员（风水师）勘查设计，建筑朝向为正东向、走向为正南北，似军营排兵布阵一样，形成整齐的村落布局。同时，结合全村的空间方位，突出郑绍忠的从军功绩，凸现其战场杀敌的将军形象，村中建筑群落以御敌防卫为根本思想，加强对核心部分——郑绍忠及其直系子孙居所的防卫，全村既体现军营规制的形式美，又体现出村落防卫的实用功能。此一时期是大旗头村发展的最迅速时期，同时也是村落整体形态、结构、功能最为完善的一个时期。郑绍忠以后，村中郑钟二姓族人对该村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建设，最终形成一个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的宏伟村落。 第三阶段（建国以后—1980年前后）建国以后，大旗头的郑绍忠房支家族被当作反动地主阶级看待，现在的古建筑群落被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评《红》六组称为地主庄园，是广东的“宁国府”和“荣国府”，并写了《三水县大旗头村郑金地主庄园调查》。随着土改——破四旧——“三反五反”——“打倒孔家帮”——“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大旗头村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家庙、宗祠、府第、文塔等遭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围绕郑绍忠及其宗亲而兴建的各种纪念性建筑不是被严重损毁，就是改做它用，建威第曾经被用作大旗头小学的教室和活动室，因而出现多处加建、改建以及其他较为严重的损毁和破坏——墙体多处油漆粉刷加建门窗、隔墙，堵塞原门窗，室内原有的匾额楹联全部失散，家俱丢失殆尽。振威第被改为牛棚。尚书第的情况也几乎一样，曾被用作仓库、食堂，现在的尚书第仅有头进尚存，东立面保存比较完好，但厅堂内部构架已经不复原貌，原来的抬梁式架构已经被替换为简单的棚屋结构，厅堂内的阁楼已全部不存。其他如郑氏宗祠、振威将军家庙等的精美木雕、石雕、砖雕、屋脊的陶塑都有不同程度损毁。原有的郑绍忠画像、家族收藏的古董等全部被毁。这些对深入研究郑绍忠及其家族发展历史和大旗头村的近代史及其历史文化价值造成巨大影响。 第四阶段（1980年—2005年）这一阶段的村落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 （1）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深入发展，经过20 年左右的发展，大旗头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得到大力改善，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村里的中青年一代，不再喜欢居于这种比较阴暗潮湿的古民居中，因为当年的民居为了防盗防贼的防卫要求，房屋的视窗都很小，屋内明显采光不足，而且又显潮湿，这样的古民居对那些追求现代生活和物质享受的现代人来说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这样，那些有钱又想提升生活品质的村民纷纷移居村外建房盖楼，留在村中生活的就是那些目前还没有能力移居外面的人和那些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对村落本身和历史有着深重怀念的老人。另外，还有一些被出租给外来种田的打工者。由于村中人口的急剧减少，很多传统民居便处于一种无人看管的境地，时间延久，自然破落荒废。2004年，古建筑群内的居民几乎全部迁出。 （2）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国家加强对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挖掘和保护，以历史辩证法的视野审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以来，大旗头的古民居群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大旗头村于1994年被评为三水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评为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被评为广东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10月大旗头村被评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12条村）之一，2004年它又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第一村。目前，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投入古村落的保护和重修，这一岭南古村落奇葩又重新焕发新的风采。

行政归属

历史上的大桥头村，原属南海县禄步堡所辖，明初经钟氏、郑氏先祖迁居开发，筚路蓝缕，终成村落。该村的地域范围从唐太宗元年（西元627年）至明世宗嘉靖五年（西元1526年）的899年间，始终属南海县禄步堡江边圩。明嘉靖五年（1526年）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兼巡抚广东姚馍，巡按广东监察御史余相，左布政使梁材，按察使周宣4人会议决定分割南海、高要两县部分地区设立新县，是年5月，世宗嘉靖帝恩批设立三水县（据清嘉庆二十四年《三水县志》），大桥头便隶属三水县三江都禄步堡江边圩管辖。一直延续至明朝衰亡，清朝兴起。 有清以降，自顺治至康熙、乾隆年间，大桥头村在行政隶属上仍属三江都禄步堡江边圩管辖。清道光三年（1823年）三水县改都为坊，划分15坊，大桥头行政归属三江坊。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水改坊制为5区制（设5个区，55个局，31个圩），大桥头行政隶属东区保平局范湖圩。期间，在郑绍忠身故以后，根据其墓葬特点，改大桥头村为大旗头村，行政建制归属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 民国十年（1921年）废局改乡，设5区37乡3镇，大旗头隶属东区乐平乡管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国实行基层保甲编制，大旗头列入保甲编制，仍然属于乐平乡管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水县改原来的东、西、南、北、中五区为一、二、三、四区，大旗头村改属三区乐平乡。民国三十 年（1941年）三水成战地县，一、三、四区沦陷，乐平镇也沦陷为日军占领区，其中民国三十 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军扶植的汪伪政权在西南镇设立“三水县政府”。下辖三个区，大旗头实属第四区属地。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将县制分为4区24 个乡镇，此建制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3月15 日，三水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5 个区（称区人民政府）22 个乡1镇，大旗头行政隶属东区乐平乡，同年10月改设4 个区（称区公所）22乡1镇，大旗头村改属三区乐平乡。1953年10 月，改设6个区，68 个乡2个镇，大旗头隶属三区范湖乡。1955年三区更名为乐平区，原来的建制结构不变。1957 年撤区并乡，设20 乡1镇，大旗头隶属乐平乡。1958 年乐平乡更名为跃进人民公社，大旗头属跃进人民公社管理。1961年公社名称更为乐平人民公社，大旗头仍然属于乐平人民公社管辖。 1984年恢复区乡建制，三水全县共设11个区，4个镇，83 个乡，大旗头隶属乐平区乐平乡管辖。1987年全县撤区建镇，全县共设11个镇，大旗头村属乐平镇。1993年国务院批准三水撤县改市，原三水县的行政区划为三水市的行政区域。 2002年，三水市撤市，并入佛山市，三水由市改为区，大旗头村归属三水区乐平镇新旗村委会管辖，2004年，佛山市全面取消农业户口，大旗头村仍由新旗村委会管理。

建筑构造及其特色

文房四宝及排水系统

未到三水大旗头村，已看到古村容颜，村子离公路咫尺之遥，成片的屋舍倒影在村前池塘。古村前的池塘据说代表洗笔墨池。相传郑绍忠只字不识，因擅武才打拼到广东水师提督的位置，因此他希望后代能通过读书做官，便在村舍前修建了洗笔墨池，还修建了一座笔形的古塔——文塔，代表笔，与塔下的两方石、村前草坪和广场，组成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池塘不仅仅有象征意义，在建筑群中，还担任重要的角色——集纳村中雨水。村中的房屋座西向东，地基也是微斜，屋檐雨水落在天井小巷，自渗井由高向低泄入暗渠，再由暗渠排到天井小巷，最后排进村前池塘。大旗头古村在修建之初便使用暗渠泄流，小巷全部以条石铺砌，方便清理下水道，有设计如此科学美观的排水系统，所以大旗头村修建百余年来，即便在暴雨时节，也从未发生过积水浸村事件。

鳌鱼墙/金钱眼

当我随意走进一户人家，迎面而来的，是一股阴冷的潮气，它们带给了我陌生人独有的闯入感。主人不在，我步入一户小院落。和头顶那些张扬肃穆的官帽屋顶不同，每一间屋舍，都显得通俗而实用。所有的屋子结构布局都大抵相同，院落坐东向西，东面三间屋，中间用木板屏风分割成前堂和卧室，西面中间有一小天井，南北两侧各有一厨房和门廊。每间屋子的面积都不大，有的大屋还被分隔成了两个小间，单间的门半开半掩，小小的铁窗透出一些光线，并未把屋子照亮，只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废弃家具，一种尘封已久的泥土味夹杂其中，刺激而又安宁。从靠近巷道的一侧门房退出，脚边不远处有一个形状酷似钱币的眼洞，这就是“金钱眼”了——这眼洞在彰显富贵的背后，却也非常实用。雨季，水可沿巷道滑下，进入眼洞，再通过暗渠汇入村前池塘。而头顶的官帽样屋墙，又叫硬山顶锅耳式封火山墙，人称“鳌鱼墙”，官帽两耳是厚厚的麻条石墙，可起到隔火的作用。这种具有珠三角地区特色的造型象征官帽两耳，后引申为“独占鳌头”的意思，只有拥有功名的人才能采用，后来在珠三角民居中被广泛采纳，远看墙体高耸严整，顿觉肃穆。

防盗设施及保存方式

古村百年前的防盗、防火、防风和防漏之设计非常精巧，曾经入村详细考察的三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说：“大旗头的规划建筑放在今天来看也是先进的”。古村机关满布、防盗设施十分完善，如高高的石脚、高达2米多的气窗、房屋的较低的窗口则都镶嵌铁条、如同现代的防盗网。所有的屋宇都设有两层屋檐，即使盗贼想破顶而入，都要花费一倍的力气。整个村被分为四条直巷，每一条巷口都曾有铁闸，必要时同时落下，整个村庄则如同一堡垒。而巷间却四通八达，很多楼宇间有天桥相通，不熟悉者如踏入迷宫。 更让人叫绝的是，整个村落墙体厚达半米多，外层青砖，里面竟然夹厚达30多厘米的麻石板，难怪在文革前期，曾经有人试图毁村，但发现屋宇如此难拆后，也只能望而兴叹。村中人回忆说，小时候村内一间民宅突发大火，屋内火光冲天，却丝毫未波及邻舍，失火屋宇除房顶烧穿外，主结构也安然无恙。大旗头古村建好以后，郑绍忠曾立下规矩：住进大屋的人，不得随意改建房子，10年内出售也得卖给本村郑姓的人，这也是大旗头古村能完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古村得以保存除了祖上的一些规矩起作用外，区里、镇里和文化、旅游部门对大旗头古村的重视也是重要原因。该古村也是首批县级保护文物。三水区旅游局还出资将古村“破四旧”时期散落在各处的文物收购回来，以再现古村原有的风貌。 四五条深巷将古村分为几片，每条深巷一端堵死，另一端修有门楼，遇到外人入侵，门楼上铁闸落下，村子便自成坚固的防守体系。 占地52000平方米的古村最初并未有这么大规模，只是随着郑家后人代代繁衍，一房一房地分脉，房子也一幢一幢地建起，建了房屋又建祠堂、家庙，久而久之，形成一片整齐密集的村落。

布局特点

清代光绪年间，清太后慈禧下旨为水师提督郑绍忠兴建了大旗头村。大旗头古村采用的是粤中地区典型的梳式布局，集民居、祠堂、家庙、府第、文塔、村前广场以及池塘于一体，村落布局完整，每家每户都采用硬山顶镬耳式、封山墙以及“三间两廊”式样，整个古村相对完整地表现了广东农村民居的特点。 大旗头村的布局相当有趣，村落坐西向东，南北延伸，从村南门进，村落的中心是郑氏宗祠，和其他村落一样，宗祠对面是水塘，据说代表洗笔墨池，不远处的一座三层六角的古塔就是中国乡村中常见的文塔，被称作是笔塔，再加上塔底下的两块形似墨砚的巨石，以及村前仿佛铺开的白纸般的晒谷场，就组成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相传建村的清代水师提督郑绍忠不识字，因擅武才打拼到广东水师提督的位置，因此他希望后代能通过读书做官，当然这里的文房四宝也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也表达了广东民间历来有好学的民风，笔塔现在仍然供奉文昌君和魁星，村里的孩子读书或考试，总有家长来此“开笔”或祈求顺利。 村口有古榕树，村里人称这一处的风景为古榕挂月，文塔旁边有木棉树，又表示村里后人能够读书做官，出人头地。大榕树因为浓荫蔽日，是村民休憩最好的场所。村里的老人坐在榕树下，有的下棋或者玩牌，有的就坐在文塔的塔基上看报纸。一只黑色的小狗睡在路的中央，池塘里有露出半只头的水牛，这一切也是今天大旗头村最经典的场景。

著名人物

三水大旗头古村也称郑村，村中居民多姓郑，由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初建，和其它古村命运一样，逼仄的小屋不再受现代人青睐，而且古村200余间屋舍也已经无法容纳上千人居住，如今郑的后人已经迁出古村。穿梭在古村，时而遇倾颓的院墙，时而看到厨房内满地青砖，有些屋舍欠缺照料日显荒凉。时光倒流100年前，清代的大旗头村何等风光。

郑绍忠

1891年升任广东水师提督的郑绍忠建造了屋舍后，让村中郑姓人免费居住。而他自己和他的前任方耀一样，5年以后病倒在广东水师提督的职位上，不久便辞逝。 据说郑绍忠生前颇得慈禧太后器重。1894年，和慈禧太后同一年六十大寿的郑绍忠还收到慈禧亲笔书写的“寿”字。 时光再倒流30多年，郑绍忠还是反清农民军一员，他应该不会想到日后的荣耀。据历史资料记载，郑绍忠原名郑金，三水大旗头村人，最初随农民军起事，后降清，改名郑绍忠。当时天下大乱，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广东境内土(当地土著人)客(客家人)大械斗正在上演，降清后郑绍忠四处清剿起事者，足迹遍布广东境内以及广西、福建，所过之处，多事的地方逐渐平息，清剿有功的郑绍忠甚至得到清廷的黄马褂赏赐。 1891年，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方耀因病出缺，两广总督获得清廷批准，调郑绍忠任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上任伊始，便处在清朝水师革新的前端，处在珠江口防御的风口浪尖。 郑绍忠扩建、增建炮台船坞和海军基地，购造新型船舰，招募水师，组织团练。期间，他测量珠江入海口，探测了海流、风速、海雾、海浪，编绘了详细的海图。同时，他还扩建了一些军事工厂和海军基地，以保卫3000余里的海堤。1896年，62岁的郑绍忠病倒后逝去。 据了解，目前在广东的东莞虎门和三水大旗头村以及广西均有郑绍忠的墓地，他死后究竟葬在何方至今仍未有定论。

郑润琦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举国震惊，国民政府及时为“廖案”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及员警全权”。这个以应付紧急事态、保卫国民政府为由而成立的特别权利机构，实际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8月24日蒋又出任广州卫戍司令，极大地擢升了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汪、蒋为了排除异己，籍着“廖案”的清查，互相勾结。汪、蒋与许之间有很大分歧，蒋之于许，共事既久，积有很深的宿怨。蒋素怀有野心，每欲整肃粤军，打击粤系军人，因此两人早已貌合神离，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许之部将、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早就告诫过许：“将来倒你台的必为蒋介石！”蒋加入“廖案”特委后，即摆出咄咄逼人的姿势，迫不及待地要向粤军开刀，进而篡夺粤军的军队，以取许而代之。蒋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拘捕了梁鸿楷、张国桢等一批粤军将领，迫走了魏邦平等一批官员。9月18日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名义，在广州实行戒严，并包围了许崇智住宅。蒋致函许崇智，“劝”其暂离粤境，实为武力迫其出境。20日，蒋介石派军队至东莞和石龙围住许部粤军的郑润琦、莫雄两部，向郑润琦提出：一、将第三师缴械；二、要郑去职；三、立即离开广东。否则，要将许、梁等人枪毙。莫部遵令缴械800余支，郑润琦部略有抵抗，但最终为免投鼠忌器，郑同意全部条件。并立即传令全师解甲缴械，郑润琦则离任赶沪，从此结束戎马生涯。其后，汪、蒋竟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布告略谓：“自八月二十日廖、陈两委员被袭击事件发生后，政府查悉主谋唆使嫌疑犯人，并同时发觉不肖军队，阴谋勾结危害政府一切情状。业于二十五日将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通缉归案讯办，并将谋危政府叛迹已露之军官梁鸿楷等逮捕，暨将其所属部队分别解散、收编各在案。郑润琦、莫雄等包藏祸心，与梁鸿楷等串同一致，甘为反革命之鹰犬，以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故于本十九日令广州卫戍司令相机处置。以破凶谋而息乱源……。”稍后，许逼于无奈，只好登轮离粤，许部师长许济，亦被解职随行。 据曾庆榴的《广州国民政府》书中讲：“9月19日和20日驱逐许崇智、解散许部粤军的行动，是一次带军事政变性质的行动。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侦查‘廖案’期间，但受这次行动打击的许崇智、许济、郑润琦、莫雄等，事实上都与‘廖案’无关。这些人和他们所管治的军队，无疑是不够可靠的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但他们与孙中山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且刚刚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对他们加以适当的防范是必要的，而称之为‘反革命军队’，则显然没有足够的根据。这是蒋介石（在汪精卫许可的情况下）利用侦缉‘廖案’的机会，用武力向他的上司夺取军权的行为，是蒋扩张军事独裁、篡夺国民党军事以至党政大权的发端。” 1925年冬，郑润琦举家迁居上海，在法租界开设利源公司，承办“防务经费”，获利甚丰。1928年承办期满，郑南归广州，并开设了利发公司和利商公司，继续承办广州河南、深圳、清远、顺德等地“防务经费”。还承办广州筵席捐和全省糖、烟、酒捐以及经营盐业、航运业。购置轮渡四艘行走广州官窑、三江沿线，方便四乡行旅、沟通物资交流。对于家乡的建设，郑润琦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修建了海洲风雨亭，重修了由海州经乐平至本村的灰沙路。 郑润琦一向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热心捐助广州孤儿院、方便医院及其他慈善事业，还发起重修广州六榕寺花塔等。他的这些关心家乡、扶植桑梓、济贫救困的善举，至今传颂乡里，为人称道。郑润琦于1931年病逝于广州，享年58岁。郑润琦死后，陈济棠特意派“仲元”、“仲恺”两艘军舰运灵柩回乡，葬于七十二卦岗。

郑绍杭

郑绍杭（1945—1966年）大旗头村人，1962年郑绍杭小学毕业后在乡务农。1964年12月，他未满18岁就抱着为祖国人民去站岗放哨的心愿，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来到了部队驻地——广西宁明县，编入高炮第六十三师六〇七团炮一连，任炮瞄雷达诸元传送班战士。 当时美国为了挽回在越南战场上的败局，利用其“空中优势”，日以继夜地对越南连接中国的两条铁路干线狂轰滥炸，企图切断和阻止中国、东欧等国家的大量援越物资进入越南。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迫切要求，决定派出自己的部队入越参战，其中我炮兵第六十三师光荣地接受了负责广西至越南河内铁路沿线的防空安全任务。 1965年8月，部队进入越南后，从凉山转战到宋化地区。1965年12月20日，美机出动轰炸宋化桥梁，六〇七团与兄弟团组成了严密的火网，向来犯的敌机猛烈还击，全线一举击落美机10架，击伤4架，俘虏上尉飞行员一名。绍杭在这次初战中机智沉着，在传达雷达诸元中，口令清楚灵利，准确无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6年2月13日，六〇七团奉命转至安沛市防区，配属十七师指挥，负责火车站的对空安全。六〇七团在守卫安沛市的3个多月中，作战共30余次，击落敌机40多架，俘虏飞行员一批。 1966年5月31日，敌出动飞机28批共107架次，对火车站和我炮连阵地连续进攻轰炸，投下两千磅以上的重型炸弹152枚，火箭和球形钢珠弹不计其数。六〇七团与六一九团协同作战，官兵们不怕苦、不怕死，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发射八五炮弹1600多发，十四点高射机枪弹3200多发，取得了击落敌机16架，击伤10架和俘虏飞行员多人的重大战果，再一次赢得了越南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我部牺牲7人，负伤10多人，郑绍杭在此次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郑绍杭在战斗中多次受到连队的嘉奖，曾记三等功一次。部队按其生前的志愿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郑志安

郑志安（1955—1979年）大旗头村人，1975年1月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勤奋学习，训练成绩突出，屡受团连表扬和嘉奖。197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提升为副班长，后又任五三五七○部队二营五连班长。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2月17日，五连奉命向那林和双昂地区发动攻击，郑志安班作为该连的尖刀班，一直冲在最前面。当达到那林北侧无名高地时，遇到敌人三面火力夹击，前进受阻，因树林丛密，我方炮火无法支援，志安判断出敌人三个火力隐蔽点的具体位置后，当机立断，命令副班长和两个战斗小组进行掩护，自己带小周和小金两名战士从右侧迂回到敌人第一个火力点背后，向前推进时，被敌人发现射击，小金负伤。志安为他包扎好伤口后叫他就地警戒，又和小周相互掩护交替前进，摸爬到离敌人火力点4米左右时，志安孤身向前向敌人藏身处扔进一个手榴弹，只听轰隆一声，两个敌人当场被炸死，他们接着向敌人设在山洞中的第二个火力点进攻，这时敌人正用机关枪向我连队射击，志安猛扑向前，端起冲锋枪向洞内狠狠射击，结果打死三人。随后，连长命令六班长带领另外一个小组向敌人第三个火力点进攻，志安为了配合他们，不下火线从右侧向哪个火力点接近，在前进中，俘虏了两个受伤的越南士兵，交给受伤的小金看管，接近敌火力点时，突然传来爆炸声，只见六班班长被敌人扔出来的手榴弹炸伤，志安立即朝敌人扔了一棵手榴弹，随即冲上前去打死了两名敌人，其余敌人慌忙从洞后逃生，此时，志安不幸被敌人火箭炮击中，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上级为郑志安追记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郑洵侯

郑询侯，男，汉族，1927年生，广州大学计政班会计专业毕业，从1950年开始在广州市税务、财政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广州市西禅税务所科员，广州市税务局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驻厂员，广州北区税务局工商税科科长，广州市财政局企财科主办科员，中共广州市市委监察委员会驻广州市财政局监察员，广州市海珠区财政局第二税务所所长，广州市财政局监察室副主任等职务。1984年到广州市审计局工作，任外资审计处副处长。1988年退休后，被聘任到广州市审计师事物所工作。1989年被评为审计师，是我国第一批审计师，被收录进《中国审计师名录》。 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被评为广州市越秀区先进工作者，1959 年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广州市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人口与经济

人口渊源、变迁与结构

1．人口渊源 大旗头村属于较为特殊的双姓村落，村中人口就是郑钟二姓。郑氏一脉在明嘉靖年间从乐平镇蚺蛇村传入，根据《荥阳郑氏渊源》记载，郑氏先祖为姬友，其后人几经迁徙，一支向北，数支分布于闽浙台地区。今广东的郑姓即自福建福清迁入经广东南雄再到今三水乐平蚺蛇，传至十世康泰公，于明嘉靖年间始迁居于大桥头村（今大旗头村）。据《钟氏家谱》记载，钟姓一脉相传自河南颖川迁入。据说钟氏先祖福安公原来在南海南浦村以放鸭为生，明朝初年，赶鸭至大桥头村附近后，即落户居于此地。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明代末年，大旗头村郑、钟两姓一起也不过10 余口人，经六代繁衍，至清道光年间（历经六代发展）大旗头郑氏形成四大房支（裕仁、裕礼、裕智、裕信）。钟姓人丁也有较大发展，全村估计当时人口应在40户左右200—300余口之间。至郑绍忠发迹，全面整修大旗头，此时人口出现一个大发展时期，此趋势一直延续至清末，大旗头人口应在500—600之间。民国以来，由于某些房支没有男丁，后继无人而导致出现断续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大旗头的人丁还在处于一个发展成长的时期，据村中老人回忆：至解放前夕，大旗头村共100余户，总人口在700人左右。 2．人口的发展和变迁 解放以后，大旗头村的人口发展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 解放后土改前夕，大旗头村的郑、钟二姓中有历史问题的（如郑绍忠的后代、三水民国最后一任县长钟锦添的直系亲属等）因为畏惧土改和群众运动，纷纷移居香港、澳门地区，那些在外乡做工或手艺的人纷纷回乡参加土改运动，1953年人口统计显示，人口数量稳中有升，大致接近1000人左右。 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加之当时对生产的漠视，人民生活一度极其困难，为了生存计，大旗头村发生人口外迁现象，如1962年6月，深圳边防一线全面开放，为时一个月，广东省去香港谋生者达到10万之众，大旗头在这一次外迁中至少有几十人之多。文革期间，由于政策等原因，群众生活愈益艰苦，而毗邻的香港、澳门经济迅速发展，加之本村在香港、澳门有较好的亲缘基础，所以逃港逃澳事件时有发生。随着青壮年的向外流失，全村整体人口数量直到80年代，基本与解放之初持平。 改革开放以来，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基础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改善，村里新生幼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全村的平均寿命得到显着提高，且由于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村里的户均生育率和解放初期、三中全会以前相比较，显着下降，这样影响了全村人口总数，使大旗头村的全村人口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局面上。 （2）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和村民从业形态的多元化，使得村民的外向发展有了内在的驱动力，村里一些有能力向外拓展的人，纷纷走出了大旗头村的狭小空间向附近的广州、佛山等地安家生活，这样的人口流失抵消了由于村里婴幼儿出生而导致的人口总量增加，使得村落的总人口在过去的20年时间内基本维持在1200—1500之间。自1985开始，维持缓慢而小幅度增长的趋势。 3．人口结构 大旗头村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小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结构也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1）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大旗头村的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变主要集中于三水市并入佛山市以后，佛山市取消农业户口，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城镇户口化和居民委员会管理系统。全村进行了系统的农改非工作，到目前为止，全村居民实质上已经成为城镇居民身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农业生产仍然是村中的主要生产方式之一，只是现在的农业主要集中于鱼塘、果蔬的生产上。 （2）人口老年化日益明显。经济的发展使村民提前步入小康，生活品质显着提高，医疗条件和其他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人们的寿命水准直接得到改善和提高，近年来由于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受到控制，村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经济发展概况

大旗头村传统上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村落，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历史时期曾经有一些磨米、造酒（本地特产之米酒）之类的家庭作坊式的小手工业，但整体而言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传统村落。村民仅在农闲之时去附近的乐平、西南、佛山从事商贸手工业活动“所谓大率耕八工一，余则贸迁其事”（三水县志）。抗战期间，由于战火绵延，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打击，至解放初期，大旗头的整体生活状况非常低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旗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经济结构也从传统的纯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工业经济适当增长，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产值提升明显并逐步成为村中的第二位的主要增长力量。生产方式也从原来的纯粹手工生产过渡到现在以专业化生产为导向，放眼市场变化和需求，形成依托城市，注重经济作物全面发展的基本态势，由原来主要种植水稻发展为高经济效益经济作物型的农业生产和其他专业型生产。 村民经济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自80年代以来，村民人均收入水准呈现明显的递增发展。 （三）经济产业 1．农业经济发展 历史上，大旗头的农业生产一直是村中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年以来，农业产值在村里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以上表为例，1985—2004年间，1987年、1988年和2000年的农业的产值比重大约在70%左右，除这三年外，大旗头村的农业产值基本维持在85%以上。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几点： （1）大旗头村的农业生产尽管一直以来都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但就生产方式和农业内部结构来说，不同时期还是有其各自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前，大旗头历史上的农业生产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间种的经济作物和蔬菜类主要是自给自足。80年代以来，随着周围的城市和乡村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旗头村在农业生产领域迅速调整生产结构，由传统的稻作生产为主转向集中力量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和大棚蔬菜，建设了一批大棚蔬菜生产基地，目前主要生产的农作物有水稻、椰菜、番茄、奶白菜、冬瓜等。同时大力发展池塘养鱼，现在村里的池塘养鱼业已经成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2）从区域经济的格局来看，佛山市三水区地处佛山西北方向，其整体经济实力与顺德、南海和禅城区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滞后，加之大旗头村在发展工业上的先天不足：如缺乏原材料，交通相对闭塞，村民的开拓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够等，使得大旗头村的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起步滞后，进展缓慢，导致该村农业经济产值一直居于村落收入中的主要地位。 2．工业经济发展 如表1－3所示，大旗头村的工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自1985年至2004的近20 年中，大旗头工业发展稍有起色的时期在1986—1988年和2000—2004年的两个时期，统计显示，1986—1988年间大旗头工业产值占全村产值比重有明显提高的原因在于：村里建立制砖厂，由于制砖厂的投产，村中工业产出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对村落生产总值的贡献来说，还是相对微小的。而且，制砖厂由于污染、原材料、竞争等问题，经营时间不到三年即倒闭，故自1988年以后，大旗头的工业发展又复归于沉寂。从1989年到1999年的10年间，大旗头村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生产规模和能力。 进入2000年以后，村里开始进行小五金加工及其关联产品的生产，于是，2000年以来大旗头村工业收入有所恢复，从前一年的1．3万元（1999年）猛增到25万元（2000年）而后几年，工业产值一直比较稳定的维持在20—30万元之间，但就工业生产对全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说，其作用依然有限。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在于村民的观念相对落后，本村现有的资源不足，交通相对闭塞、政府对大旗头村在发展思路的定位等原因有关。 3．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发展 历史时期的大旗头村，几乎没有任何第三产业形式，仅有的商品交易行为也是以实物交易为主，不具备商品经济的特征，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解放以后的若干年内，才出现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的日杂店，若以严格的产业形态来看，大旗头村的第三产业真正出现应在最近十几年内，主要是围绕大旗头古村的保护开发，发展旅游业，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初步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相关产业（交通运输业，餐饮商贸，建筑承包和其他服务业形式）协同发展的基本态势。就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来看，旅游业的贡献率仍然十分有限，尤其是90年代早中期，对第三产业贡献较大的是交通运输、建筑承包等。1994年，大旗头村被当时的三水市定为第二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后，加之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隔阂，人们对郑绍忠的个人历史及大旗头古民居群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倍感兴趣，出于保护文物古迹和瞭解历史过程的驱动，大旗头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造访，在这种情况下，三水市旅游局、乐平镇政府和大旗头村开始对大旗头古村进行旅游开发。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大旗头的旅游人数逐年递增，旅游收入，也从有资料记录的2000年的16597．5元上升到2004年的559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