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五四运动

河北军政学校

安徽建设厅长

参加民主同盟

建国之后

投身五四运动

储一石，(1899～1978)　原名储应时、储翰香。，1900年生于安徽省岳西县头陀河区乐道村。他在年轻时代，从储道政的父亲储聘章读书多年，取名翰香。嗣后由私塾考入岳西县衙前粹新小学二年级。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情况尚好，又考入安庆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基时年已廿，学习专心致志，喜与同学相互磋磨，相亲相爱，取得同学们的好感，被选为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军阀马联甲、倪道等不学无术，轻视教育，把持省政，不仅克扣教育经费，且又能百般残害人民，增加税收，弄得民不聊生。当时储接受了在教育界很有声望的光明甫先生的教导，组织同学游行，反对军阀官僚，并结队向原省政府及省参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被伪军阀马联甲的卫兵刺伤，游行学生姜高奇、周绍基重伤死亡（现安庆菱湖公园有姜、周之墓）。风潮扩大，久久不平，故称为安庆“六二”学潮。事后向北洋中央国民政府一再申诉没有结果，向本省法院控告，法院也不执行职责。后来转到江西省法院审理也无结果。新任省长许世英为形势所迫，增加了经费，就这样不了了之。他愤愤不平，与霍山县张本国、庐江县周振飞（即周新民）、潜山县詹善艮及舒传贤等参加共产党所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马列主义，作地下宣传工作，并撰文抨击当局的黑暗统治，收到一定效果。在安庆一中读书时，适值“五四”运动发生，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组织同学游行示威、广贴标语、散发传单，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声势浩大并与北京同学相呼应，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高潮。

他在安庆一中毕业后，认为国内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遂于1922年自费到日本留学，参加了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考取日本高等工业学校，依照原省府的规定，得到了官费待遇。因学工与他本性不合，26年春又转到美国伊利诺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科，其志在于拯救中国。

他早期留学日本和美国时，就为家乡岳西县开了留学国外之先声，继有刘友道、王凤池、吴郭民、朱杏芬、储造时、陈序鹏等在他的帮助下，也都相继赴日本留学，归国后都为人民有所贡献。

河北军政学校

储在美国留学时乃系自费，因家遭溃兵之祸，无力继续担负，迫于无奈，即于1928年停学回国，道经日本，适与一位在日本高级军事学校毕业生周某同船回到南京，彼此交谈，互相钦佩，虽系初交，犹如老友一样有深厚的感情。当时，周与河北省主席商震有亲戚关系，商请周在河北市黄寺大楼创立河北军政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五、六百人，培植干部，加以训练，周邀储担任政治部主任，并介绍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数人担任大队长、队长等职。岳西县储造时、王风池二人也由他介绍担任了大队副、大队长等职。后来学校停办，又推荐他俩到新成立的特务团当营长。政治教官储自己选择了安徽省无为人朱子帆，并推荐桐城人方诚銊担任教育长。岳西县天堂镇叶家畈金式如（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与储在衙前粹新小学同学也安排在政治部当上尉文书，以解决其经济困难问题。当时储作时也在内政部高等警官学校读书，一切费用均由储一石供给。储同周在军事政治学校掌握实权，竭诚合作，取得商震主席好评。商主席调任山西，一切军政大权及人事安排等，都受阎锡山控制，学校也就此停办了。储替人在一个专门学校教书半年，就转入南京外交部与翟宗文同志在一起工作。1934年至1937年任中国驻日大使馆秘书。当时驻日大使许世英系安徽秋浦人，在安徽当省长时，储在一中读书系学生代表常与许见面，许对他印象很深，得到许的信任。储在大使馆工作顺利，很感愉快，即函嘱其三弟储利时去日本警官学校学习警政。

1933年底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储曾应友人之邀，借故请假，私到福建省参加蔡廷锴先生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反蒋运动，并参加人民政府外交部作编译工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随同大使下旗归国，由香港到重庆。1938年储又随许世英到中央赈济委员会任国民党赈济委员会委员；豫、鄂、皖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专员，兼任豫、鄂、皖党政军训练班训导处少将处长。储在赈委会工作期间，曾被派参加行政院所组织的西藏考查团，同行的人均系各部、会高级人员。在旅行中闲谈时，了解到国家内部的很多情况，悲喜交集。在考察团历时两月后回归，深深感到西藏荒僻，人口稀少，经济薄弱，文化落后，很有开发的必要。

安徽建设厅长

安徽省主席寥磊逝世后，中央任命新桂系李品仙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储同周新民、范苑声、高长柱等四人拜访李品仙时，畅谈安徽情况。李当时认为他们是安徽人，有工作经验，有抗战热情，即邀请回皖工作，储也认为中国在抗战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就表明愿意随李回皖作一点实际工作。他们到安徽后，范任省干训团教育长，高任省军管区参谋长，储任省特产管理处处长。数月后，中赈委员会许世英委员长与白宗喜副总长因开会见面，白说：安徽教育厅、建设厅以安徽人担任为宜，白问以何人可以担任建设厅长？许说：储应时（一石）在日本大使馆工作两年，这人系日本、美国留学生，德长很好，已随李品仙在安徽工作，可以担任建设厅长。许开会回来后不到三天，中央即发表储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同时免去原建设厅蔡厅长的职务。储到任后满怀壮志，拟订建设计划，很想为安徽人民做一点实际工作。心虽有余，苦无经费，只好望洋兴叹。在长达五年任期之中，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以为苦，时以为愁，深恨国家政治制度不良。军队抗战不力，蒋介石独裁专政，并常与周新民、朱子帆、沈子修、翟宗文、王先强等同志忧心国事，暗中宣传民主，反对内战，认定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能救中国，能复兴民族，思想上倾向共产主义，认为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1946年国民党安徽党部，欲扩大自己的力量，安置党痞，借口安徽各县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很大，要各县建立别动队，速作编制预算，送交省参议会审议，由省财政厅拨付经费，储同周新民等认为省党部组织别动队是害国殃民的举动，私下力劝省参议员们加以抵制，不予通过，这种无形中对革命事业作了很大的帮助。另外他与郑纯青、陶若存、王贯之、汪少伦等人私下组织了一个小组，采用不同形式，抵制坏分子的活动，以促进安徽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储任建设厅长期间，也常与教育厅万昌言厅长亲谈，了解到安徽、芜湖、贵池、蚌埠、合肥等地沦陷后，所有省立中学无法存在。当时临时中学只有十一所，分布在六安、阜阳、立煌等地，收容学生有限，又因交通不便，升学有困难，以致全省青年失学很多，于是向万厅长建议：不要限制过严，放宽尺度，准予各县有实力的士绅私人办学，命令各县教育科协助办理，详订规章制度，防止流弊。万厅长是安徽巢县人，对本省教育也很关心，深为以然，认为以私补公是一个好办法，随即商得李品仙同意，通知各县准予私人办学，才使得战时教育不致陷于停顿状态。立案手续从简，省府并规定校产不纳田赋，以资鼓励。教育厅发布命令后，储响应教育厅的号召，本想筹募基金在岳西县建立中学，经考虑认为难以办到，于是想到储氏宗堂及各派系公堂都有田租收入，每年冬至、清明两节祭奠时，如缩小规模，节省开支，可抽出大量款项筹建南岳中学。因自己没有时间从事建校工作，一再函请在岳西境内担任军职的储造时（县模范大队大队长）及在乡的储醉醒（县动员委员会委员）二人负责召集储氏四德堂首事诸人，以及各派系的公堂领导人开会，传达他的建校意见，经过想到商量后，大家一致同意在岳西县湖乡储氏四德堂建立南岳中学，公推储一石为董事长，有任命校长之权。储建立南岳中学的目的不在于荣宗耀祖，完全是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并号召学生作抗日救亡工作，提高人民抗战的热情。目前南岳中学毕业生，在家乡岳西各单位工作的人很多，为今日岳西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日本投降后，安徽境内重要的地方如安庆、芜湖、蚌埠、合肥等地，均由李品仙指派厅长级人员前往接收，合肥县长、广西人隆武功首先自行接收合肥，没收了汉奸和几个商人大量财物，勒索了大量黄金、白银，增加了个人财富。储当时任建设厅长也被派往接收蚌埠，如他不洁身自爱，也可大发横财，但他没有妄取分文，妄取一物，更没有胡作非为。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随同接收人员也监督很严，一再告诫约法三章。

储在安徽建设厅五年任职期间，曾担任省府组织的视察团长两次带领各厅、处视察人员到各县区、乡基层视察，看到人民在抗战中负担很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无力帮助，心甚不安。有一次他带领团员到岳西县视察，当时县长陈汉流是广西人，很少有爱民之念，在视察团未到之前，就假借招待视察团之名，向各乡征集鸡、鸭等物，储知道后即训斥陈县长，说：我们出来视察各县，政府发给了旅费，用不着你招待，一切我们自理，必须把所征之物迅速退还。弄得陈县长很难堪，陈在背后骂储，好意变成恶意，草野匹夫，不懂得人情世故等等。视察归来时，向李主席详诉人民生活困难情况，大力劝说李不要随意征夫派款，以减轻人民负担，并积极要求政府人员严守法律，严禁基层人员胡作非为，让人民安居乐业。

抗战胜利后，省府由立煌县迁到合肥，李品仙感到经费困难，准备征收米捐，以补财政开支的不足，储认为过去的军阀马联甲、倪道等也想征收米捐，但都遭到广大人民坚决反对，不敢施行，今日人民又要重遭此难，心里深深痛感不安，但又因职务关系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就正言厉色地要储作时利用省参议会驻会委员的身份，邀约同事站在参议会立场，为人民说话，在大会上公开反对阻止施行，使人民经济生活有回苏之望。此种忧心国事，爱民深切，用心良苦的作法，现还时时刻刻铭记在人民心中。

储一生中，认为作官贪污、枉法是一件最可耻的事。常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两句话以自勉之。五年厅长任期中不仅公私分明而且生活也很简朴，毫无官僚习气，每日上下班除急事坐车外，平常仅带警卫一人独自行走，他常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人之身体又何莫不然？常告诫晚辈们说，农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们从事劳动吃苦，我们步行一点路有何不可？今日思之，给人教育甚深。

参加民主同盟

1948年他卸任厅长后，偕同妻子陈育琪由合肥迁居上海。白宗喜将军曾邀他为政治部委员；商震曾请他到日本工作，未应召，在上海与数位大学教授和几位民主人士作策反宣传联系工作，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批评不合法的国大代表会议，在合肥的一些老友都深表同情。储在上海与曾在实业部当过司长多年的韩钧衡先生筹建一个中茶公司，韩当总经理，他当董事长，在屯溪等地大量收购茶叶，加工出口。当时资金缺乏，共产党还大力投资帮助，并以此公司为共产党作地下活动的掩护，当时党给活动经费黄金十余两，没有用完的都全部上交了。进步人士李相若等当时也寄居在该公司里，准备到安庆开展建立民盟组织，储积极帮助谋划安全保险的措施，主动与韩联名写信，储让李居住在安徽省党部委员郑纯青家，这样，既解决了居住安全问题，又有利于开展工作。然后李得到沈子修的协助，很顺利地进行了建组工作。储首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会成员，参与翻印中共城市工作政策等文件。此后一直在民盟上海市支部工作。民主人士胡不夷等由香港到上海作地下活动，经周新民介绍与储联系共同奋斗，也预期完成了任务。48年底还独自从上海到芜湖作策反工作十余天，当时县长谢汝昌与他有深交，经过会谈后，谢同意率领本县团队待机起义，并约青年团带队人储文朗（皖南行署主任秘书）作为策应，另还为芜湖共产党地下人员向芜湖地方银行借到电台供党使用。这时朱子帆先生也在芜湖，储请朱到安庆与保安副司令张湘泽商量，劝其带队起义，张已深知形势恶化，难以挽回危局，也坚决表示待机而动。

建国之后

解放后历任第一、二、三届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委员会第二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四、五、六届常委，第四、五、六届副主任委员。

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因了解他曾任过厅长等职，与一般老人比较接近，能起协调作用，同时又因他在上海作地下活动有所贡献，1953年4月任命他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58年1月任主任，并曾任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市协商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在“文革”期间，虽受到“红卫兵”无情的打击，但他始终站稳革命立场，直至1978年5月27日不幸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病逝，终年79岁，5月30日下午在上海龙华火葬场大厅举行追悼会，市统战部长张承宗、副部长吴若岩，市政协副主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市参事室负责人苏步青、王致中、赵祖康、刘靖基、周谷成、洪铭声和生前好友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有关单位送了花圈（蓝），《文汇报》曾做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