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是一部编年体清代史书，在内容上与《明通鉴》相衔接，起自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迄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述其间二百六十八年史事。全书分四卷，顺治朝、康熙朝为第一卷，雍正朝、乾隆朝为第二卷，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为第三卷，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为第四卷。

1、章开沅 主编 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00-05-01

开本：大32

原价：298元（网上购买二手书大约140元）

“通鉴”是我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编年体史书的一种重要类型。自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出，著家蜂起，蔚为大观，或补前纪，或续后编。近代以降，史著以“纲”、“鉴”命名者，所在多有，或简或繁，不胜枚举。惟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与夏燮撰《明通鉴》可谓较好续作。然而，清代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横跨古代、近代两个时期，与现代紧密相连，资料浩如烟海，著作汗牛充栋，一部简明扼要的《清通鉴》却付诸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编纂出版一部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体例相近、规模相当、互相衔接、成龙配套的《清通鉴》实在是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最近，一部长达400多万字的《清通鉴》终于在岳麓书社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完成，实乃学术界之幸事。

如所周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所记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史事。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上起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迄公元1370年（元顺帝至正三十年），记述了其间410年史事。燮撰《明通鉴》（正编）上起公元1352年（元顺帝至正十二年），下迄公元1644年（明思宗崇祯十七年），记述了其间292年史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清通鉴》系继上述三书之后清代编年史新作。它起于公元1644年2月8日（清顺治元年正月一日），下迄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述了268年史事。至此，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部丛书中，一套完整的“通鉴”体系列史籍续完。这部拓荒之作的问世，将标志着我国历代王朝“通鉴”类史书的完成。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治史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清通鉴》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容采择、资料搜集、史事考订、叙事方法诸方面又力求有所创新，因而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规范“通鉴”体裁，注意扬长避短。本书在体例上大体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甄采众书，剪裁熔铸，即每一历史事件均参酌多种记载，综合编撰而成，每条事实皆从原始史料中搜寻采编，均有出处（因限于篇幅，注释未能刊出）；惟史事考订体现在信史采录上，议论寓于叙述中，诚如毕沅所云，“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故本书不附《目录》、《考异》，不撰史论。考虑有关清代人物传记出版诸如《清代七百名人传》、《清代人物传稿》等多种版本，凡清代知名度较高的人物，几乎搜罗殆尽，均列有详细传记，故本书一改《资治通鉴》惯例，有关人物传记，一律从略，以节约篇幅。

其次，扩大纪事范围，丰富“资治”内容。以往“通鉴”类史书，其内容多记历代统治盛衰得失、治乱安危之迹，于经济、文化、教育等则较少述及。本书选材范围则不限于“事有关于国家，言有系于劝惩”者，举凡政治兴衰、制度沿革、大吏升迁、军事建制、经济结构、文化变迁、社会演变、自然变故、群众斗争、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等历史现象均在叙述之列。博而得要，简而不遗，乃是本书争取达到的目标。

复次，叙事相对集中，事件始末易明。本书既发扬了编年体的长处，又适当吸收纪传体的某些优点，并参酌纪事本末体的笔法，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适当集中、连续叙述的方法，将同一件史事合并而仍以时序别其先后，陆续发生在一年中的事件，选择在事件出现高潮的时候集中叙述，发生在几年中的事件，在每一年适当的时候集中叙述，在写法上采用追记、补述等方法将前后发生的事件系于同一时间之内，尽量避免编年体史书中重大事件散见于多处的弊病，如此，既注意到了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顺序，又保持了事件发展的相对完整性，这就大大方便了读者。

本书用编年体纪实写法叙事，以年月为经，人事为纬，逐年编次，逐日记事，博采群书，考其异同，择善而从，据事直书，俾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成为首尾一贯之完史。

本书内容极为丰富，涵盖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间的重要人物、事件等，读者从中可对整个清朝的历史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书前几页有黑白图片，主要是帝王画像、诏书之类的。

2 戴逸 李文海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10-00 印

开本：大32开

页数：9140 页

原价：500 元（网上购买二手书大约400元）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编年体）。继此之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览》，使通鉴体史书相传下来。毛*泽*东对这类史书非常重视，他曾指出，过去的《资治通鉴》是资封建统治之治，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资治通鉴》，是资无*产*阶*级之治，即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和发展。戴逸、李文海教授主编、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有关学校和研究机构合作、集体编纂的《清通鉴》20册，加上附录2册，共22册。《清通鉴》的学术意义现在来说还过早，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学家们以及对清史有研究的学者们读了这部卷帙很大的书以后，一定会有公正和准确的评论。不过，谈谈初读的印象，并将它介绍给史学界，也是应当做的。我的印象是：这是一部经过学术群体辛勤耕耘而结出的丰硕果实，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第一，《清通鉴》在编纂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固然，通鉴体编年史书早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就被成功地采用过，在20世纪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运用通鉴编年体例编纂清史，既保留这种体例本身的优点（如：历史线索清晰、时间观念明确，可以论述在同一时间内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又要在史观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唤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上有所创造和突破，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鉴》很好地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时代性。这就用实际的研究成果说明历史遗产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创造性这二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清通鉴》有深厚的学术含量。只要翻阅这部书的几卷，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作者们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果。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备”，是令人敬佩的。我刚翻读时，有这样的印象，它在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交通、战争等方面是有详尽论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学术的论述是否比较完备，这就需要“抽查”一下。我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去查《清通鉴》。例一，我记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初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的一部有理论深度的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书，不知《清通鉴》中提到没有？我很快查到《清通鉴》第4卷1350页，其中有关于《明夷待访录》的简洁介绍，并摘录了该书中最著名的命题。

例二，我想起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过去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钱、柳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不知《清通鉴》是否有记载？我又很快查到，在《清通鉴》第4卷1359页对钱、柳有精当的介绍。

例三，我又想起方以智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不知《清通鉴》有无介绍？即或没有记述，也不是什么缺点。我在该书第4卷康熙十年十月初七中查到，有精当的说明，而且对于方氏的死因有小注，可见搜集材料之广。

《清通鉴》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谓“考异”，正如此书的作者所说：“考异是通鉴体史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异精审是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又说“考异的质量最见史学功力，最能突出通鉴特色，在学术上很重要”。作者所说完全符合实际。全书“考异”甚多，所征引的资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实录和一般常见的文献资料，而是大量参照了《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平实地说，使用《满文老档》没有多方面的素养，是很难如愿的，而《清通鉴》却运用自如，有说服力。

关于《清通鉴》的行文采用浅显文言，为了叙述节省篇幅。这对历史工作者来说，读起来很有兴味。但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是否有困难，没有调查，不得而知。不过，关于《清通鉴》的文字与有关清史原始资料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对照，这里不能作出判断和评论，算是提出一个问题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