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瘟神 |
释义 | § 简介 瘟神 瘟神一称五瘟使者。中国古代民间信奉的司瘟疫之神。即: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 瘟疫,古人或单称瘟、温、或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在古代民智未开,医疗条件低劣的情况下,人们对这种可怕疾病,恐惧至极,很容易认为是鬼神作祟。因此乞求神灵保护,当是很早就出现的行为。 最早的疫鬼始见于纬书,为三人。《礼稽命征》云:“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为小鬼。” 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礼纬》亦记此三疫鬼,称为高阳之子。《龙鱼河图》又有“五湿鬼”之名,曰:“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著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此后,若干著作即按比“三”、“五”之数,相继写出三鬼、五瘟故事。首先是干宝《搜神记》卷五之“三鬼”。略云: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祐知其鬼神。……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这里出现的是三个散播疾病取人魂魄之鬼王,三鬼中,有一个隐名,有姓名者为赵公明、钟士季二人。 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载建吉冢埋圆石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侯甲乙,年如(若)干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这里出现的是主管地下冢中的五方神,五神中,有姓名者,只赵公明一人,其余四人皆隐名。 大约成书于两晋南北朝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一云:“又有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任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这里出现的是七个主瘟疫病的瘟神,后来的五瘟神之名已全具,只钟仕贵作钟仕季,且多出李公仲、少都符二人。 瘟神其后《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中有云:志心归命:东方行瘟张使者,南方行瘟田使者,西方行瘟赵使者,北方行瘟史使者,中央行瘟钟使者。这里已明确称五瘟神为五瘟使者,其张姓、赵姓等又大体与后世五瘟相符,只是此处是按五方而不是按四季加总管中央为名,且南瘟姓田不姓刘,钟、史二人又易位,是与后世不同者。此书未著撰人,为道教正一部经书,估计成书年代不晚于隋唐。 南宋天心派道士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三《斩瘟断疫品》论述瘟神行瘟之由及制瘟之法,略云:“但今末世,时代浇薄,人心破坏,五情乱杂”,故“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 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气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据说,“若能知瘟鬼名字,鬼不敢加害,三呼其名,其鬼自灭。” 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纂的《三教搜神大全》又为五瘟神作传,其卷四“五瘟使者”称:“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帝问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神)。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天行时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张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于是其年国人病死者甚众。是时帝乃立祠,于六月二十七日,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青袍力士封为显圣将军,红袍力士封为显应将军,白袍力士封为感应将军,黑袍力士封为感成将军,黄袍力士封为感威将军。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真人游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为部将也。” 旧时各地建庙祀瘟神,有些地区称瘟祖庙。祭祀日期各说不一。《三教搜神大全》谓隋唐时五月五日祭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七引《岁时杂记》则谓元旦祭之,曰:“元日四鼓祭五瘟之神,其器用酒食并席,祭讫,皆抑(遗)弃于墙外。”《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又称,九月初三为五瘟诞辰,该日为其祭祀日。 § 身世由来 瘟神赵公明于秦代出生在赵大村。传说出生时在三月十五日黄昏后天将黑时。赵公明,姓赵名朗,亦称玄朗,字公明。赵公明家境贫寒,年青时为木材商打工,力大技精,背运木材。为人诚实守信,仗义勇为,深得工友信任。木材商十分赞赏,多次奖励。赵公明攒下钱财以后,又借贷工友的钱款,凭着勇气胆识和诚信,自任木商,进行经营。赵公明目光远大,胸怀宽广,客户自然信赖他,争着和赵公明做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有人借赵公明的百金做生意,不料想遭遇天灾亏了本,一时无力偿还债务。赵公明仅仅让其还了一双筷子,抵消所欠的债账。为富行仁,义利双收。赵公明不但周济贫困,出手大方,而且资助国家的军事行动,亲自参军打仗,十分勇敢。赵公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到终南山楼观拜访道家学者,精研道理修得正道。赵公明驯养了一只曾经骚扰平原百姓的黑色老虎,人们视为奇迹,称为赵公明的黑虎坐骑。赵公明讲信用、扶贫助困、学道修行、和美处事、善于隐讳。集众多美德于一身,后人才将赵公明敬为财神。 赵公明的本事之所以不被史家注意,未写入官修史书,原因一是封建制度下只注重皇家和将相的历史,忽略或漠视赵公明这样处于民间的杰出人物。二是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由秦代延续到清代,使伐木工人出身的经商奇才赵公明不为主流社会认可。三是封建社会流行无商不奸的俗念,上层社会认为经商者的地位低贱。四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超稳态的社会惯性,经商的空间十分狭小,从商者十分有限,使赵公明的经商理念仅仅流传在民间。广大民众认为财富需要保护神,创造财富需要精神偶像和财神引导,敬奉赵公明为财神。五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排斥修得正道后被道教封为神仙的财神赵公明文化。 由人到神 赵公明是一位经商奇才,经商理念以信用为本,以聪颖勤劳而聚财有方;以经营得当,管理严密而理财有道;以慈善爱民、仗义济困和疏财爱国而用财有义。古人在感悟赵公明的财富文化时,将赵公明逐步神化。 赵公明的形象,在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是专替上帝勾取人命的鬼将。晋朝战乱年代,人的生命时刻受到战争威胁,因有那样的社会背明,才委屈赵公明专司索命。在陶弘景的《真诰》中,赵公明司士冢中事,勾魂索命,或是瘟神。战乱年代,瘟疫流行。赵公明职责随之增加并转移。隋唐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记五位瘟神:隋开皇十一年(591)有五瘟神见……白袍之秋瘟神是赵公明。是岁大瘟,帝乃立祠,封为将军。元明时的《列仙全传》中赵公明是八部鬼帅之一,率鬼给人间施以痢疾。明代《道藏》、《封神演义》一扫赵公明身上的鬼气、瘟气,给赵公明注入满身神气,原因是明代经济发展,作坊出现,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成为人们的普遍自觉追求。道教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使人宜利和合,发财致富。率领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迩益,统管人间一切财富。赵公明的正财神地位得以巩固,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 § 相关文献 五瘟神瘟神丹穴之山有神鸟凤凰,五彩而文,乃德义礼仁信也。此鸟一出,天下安宁。桀时贵族富商奢侈饕餮,见凤凰吉利,以为食之可以长生,争向捕掠,三年,凤凰将灭。公闻大怒,命五瘟将军刑之,五瘟到处,富贵皆疫,死者上百。五瘟者,天神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在天五鬼,落地五瘟,为悖公帐下大将。《悖公传.神》 赵公明 赵公明,亦称“赵公元帅”。如今道教主要把他作为财神来供奉,但他同时也是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盖因其曾为张天师守护丹室,后来民间还将其神像贴于门上,作为门神,镇邪祈福。关于其来历,前已有介绍,其所司之职中,除了有“除瘟剪疟,保病禳灾”一项,还有“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之功能。 赵公明为道教中的神明,是虚构的人物。道教称其为上天皓庭霄度天慧觉昏梵所化生。姓赵名朗,字公明,与钟馗是老乡,终南山人氏。自秦时避世山中,虔诚修道。汉代张道陵张天师入鹤鸣山精修时,收之为徒,并使其骑黑虎,守护丹室。张天师炼丹功成,分丹使赵公明食之,遂能变化无穷,形似天师。张天师命其守玄坛,所谓玄坛,即道教之斋坛。赵公明因而被天帝封为"正一玄坛赵元帅",故又称其为赵玄坛。因其身跨黑虎,故又称"黑虎玄坛"。赵公明的传说,由来已久。他在《封神演义》中成为财神,是源于元明朝之间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大全》所描绘 赵公明形象为: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黑而多须,跨虎。 这正是后世所供武财神赵公元帅的典型图像。书中又称其授正一元帅,手下有八元猛将,六毒大神,还有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二十八将等。又称他能"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镶灾",功莫大焉。据此,道教又将其与灵官马元帅、关羽、温琼合为四大天将。 § 相关作品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毛泽东 其一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 坐地日行八万里, 华佗无奈小虫何! 巡天遥看一天河。 千村薜荔人遗矢,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万户萧疏鬼唱歌。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天连五岭银锄落, 六亿神州尽舜尧。 地动三河铁臂摇。 红雨随心翻作浪, 借问瘟君欲何往, 青山着意化为桥。 纸船明烛照天烧。 [题解] 作者附注云: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丝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注释] 余江县:在江西。瘟神枉自多:杜甫《征夫》:“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 遗矢:同遗屎。 鬼唱歌:李贺《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 尽舜尧:《孟子·告天下》:“人皆可以为舜尧。” 红雨:桃花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 三河:黄河、淮河、洛河。泛指河流。 § 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瘟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瘟神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瘟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瘟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瘟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瘟神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瘟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瘟疫论》是我国论述瘟疫的专著,对瘟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瘟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瘟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瘟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瘟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瘟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瘟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瘟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 相关习俗 送瘟神 台湾的烧王船送瘟神祭典在瘟疫发生的原因无法用医学来解释的年代,把它的横行看作是精灵,鬼怪,瘟神等的作为。所以在当时经常采用巫术把视为病因的鬼怪和瘟神等送走来消灭瘟疫。 瘟神,就是瘟疫和疾病之神。端午节正是盛夏,害虫多,疾病多。所以各地祭祀瘟神,或送瘟神的大致时间都在端午节,或端午前后。人们对付这个瘟神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祭祀瘟神,第二种是“送瘟神”。相信瘟神掌握瘟疫,祈求他保护人类免遭瘟疫的时候,就采用祭祀瘟神的方式;相信瘟神带来了瘟疫,那么就要采取送瘟神、甚至烧瘟神的方式了。 送瘟神习俗与端午竞渡有密切关系。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从四月初八开始,沿江各庙备船择日下水,进行竞渡,至端午节结束。竞渡的目的是消除灾祸和瘟疫。范致明还记录了真正的送瘟神活动:“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把草编的船放到河里,称为“送瘟”。 根据方志记载,明清时代的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都有端午送瘟神活动。例如,广东南雄在端午节的中午时分,用茅草船装上天符神,敲锣打鼓,送到河里漂走,号称“遣瘟”,即遣送瘟疫。山西阳曲有五瘟庙,僧人们派人把车做成龙舟形状,装上五瘟神像,叫做“送瘟船”,从五月初一开始遍游大街小巷。清代河南《扶沟县志》记载:“(五月)朔日(初一),里民造瘟船,送瘟神于河。”湖北武汉在五月十八日,把瘟司庙供奉的神(即瘟神)抬出庙门巡游。人们在大街上拖着茅草船走,号称“逐疫”,就是驱逐瘟疫。湖北大冶也在五月十八日举行“送瘟”仪式。制作一个数丈长的龙舟,上面设三闾大夫(即屈原)像,送到河堤焚烧。 祭祀瘟神活动在现代依然流传。民国时期,河北定县有瘟神庙,创立于隋代,原名“瘟司庙”,其中供奉着五位面目狰狞的瘟神。据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的《重修瘟司庙记》说,这五个瘟神的前身是五位擅长医治瘟疫的游方郎中,死后被人们尊奉为神。五月初三举行“劝驾”仪式,众人抬瘟神像巡游主要街道,一路上有高跷、秧歌、狮子会等表演随行。沿途善男信女或染病之家,多在自家门前焚香祭祀,祈求保佑。游行结束,把五瘟神像送回庙里。初五正式举办“瘟神庙会”。众人进庙参拜,焚香、烧纸钱、纸马给瘟神。祭品有粽子、馒头、小米饭等。庙中戏楼还要唱戏。庙前则是盛大的庙会市场,出售祭品和日常用品。整个活动到初六才结束。 § 瘟神庙 北京密云古北口 古北口瘟神庙壁画瘟神庙,位于密云县古北口镇潮河关村,潮关古城连接关内外的通路之一,潮河水时常泛滥,瘟疫流行,所以在村城里村北头,建一座瘟神庙,瘟神庙总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为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包括配房,耳房,庙前加建戏楼。庙内雕梁画栋,东西北三面绘有精美绝伦的彩色壁画,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无比清晰完好,画中故事壁画作年代都不祥。 瘟神庙院内有向北戏楼一座,戏楼两旁各有一个大门。现在庙内殿房,戏楼仍在塑像已无存在。戏楼栋梁上的彩画,经专家考证,是明朝初年的艺术作品,此庙年代久远,建于何时无可考。 西安鸣犊镇瘟神庙 瘟神庙在鸣犊镇老街西,瘟神庙的修建时间,从瘟神庙内现有碑文;“瘟神庙位于西安城南五十里少陵原脚下,浐河西岸鸣犊镇中,风雨五百年,历尽沧桑”。从记载内容可见约在明代中期,由于明代时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对道教、佛教的各自推崇,使得许多庙宇形成佛道并居的局面,瘟神庙后来又名法音寺。瘟神庙历经风雨,几经盛衰,如今其建筑从南至北东侧依次为山门口古戏楼,瘟神殿,佛母殿。西侧为客房,菩萨殿,禅房,灶房等。城隍殿及阎君殿正北居中。院中有1989年和1996年所立碑石两块,分别记载着瘟神庙的历史变迁。 瘟神庙的古戏楼坐南面北,虽年代久远,但颇为壮观,南面书有“城隍庙”几字,尤其南面的“金蝉戏水”令人们称赞不已。戏楼的两个圆窗子构成金蝉的一双眼睛,戏楼两边的卷棚是金蝉的翅膀,中间地面上有一清潭流水形成金蝉的嘴,中间的殿宇是金蝉的腹部。这一景观远远望去使人叫绝。戏搂前边格子上犹存有“东关”“西江”字样,戏楼中间挂有“法音寺”的大匾。 瘟神殿及前面的“二十四根不挨墙”的明柱建筑已非故迹,瘟神殿的门额上悬挂有民国二十四年大匾一块,书有;“有求必应”四字。相传民国年间“虎列拉”瘟疫之灾,古城内外,死人无计,但凡是到此间求瘟神保佑者,均可平安无恙,一时之间,古城内外,更甚者数百里外的善男信女,到此诚心礼拜者络绎不绝,使得瘟神庙名声大震,远扬异乡。加之瘟神殿前的“二十四根不挨墙”的明柱建筑,更引人观赏赞叹叫绝。瘟神殿正中供有瘟神吕岳,两边分别是东、西、南、北四方行瘟使者。墙壁上彩绘有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等。 § 参考资料 1.《重修纬书集成》卷三,卷六,日本明德出版社,昭和53年 2.《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又文内“各督数鬼”,《太平广记》作“各督数万鬼”。 3.《道载》第20册,第6册,第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4.叶德辉于宣统元年翻刻之单行本 5.《笔记小说大观》第20编第4册,台北新兴书局,19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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