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提出：“朴（道）散则为器。”认为“道”在“器”先。宋以后，对道器关系的不同见解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程颐、朱熹等认为“道”超越于“器”之上，如朱熹说：“理也者，行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行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把“道”和“理”作为维护封建伦理的理论根据。明清之际王夫之等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清末有些改良主义者（如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道器》篇）认为“道”（指伦理纲常）是中国的好，“器”（指西方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道”是本，“器”是末，实质上是试图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秩序（“道”）的前提下，学习西洋富国强兵（“器”）以进行某些政治改良的一种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