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远征经过

“纵观翼王远征之后，历时七载(由七年至同治二年翼王就义为止，其余各部活动，直至同治十年未算)，所过地域共十五省(苏，皖，赣，浙，闽，桂，湘，粤，黔，滇，鄂，川，西康，陕，甘)，行程约五万余里(翼王本军约二万里，石镇吉，赖裕新，曾广依，李福猷等部共约三万五千里，余部活动，及分化各部之回师未算)，实为世界历史上有数之长征。人类有此奇异伟大的活动，诚值得详细记录者。” ——简又文（台湾）

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结束后，石达开奉诏回天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在被天王封为“木天义”后从福建撤军，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 “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对石达开远征的评价

1987年四川涪陵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纪要 摘编

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涪陵市建设委员会、涪陵市园林管理所联合召开的“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6月11日至15日在四川省涪陵市军分招待所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北京，陕西，江苏，安徽，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八个省市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及当地的史学工作者共60余人。

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对石达开的评价，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图前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一位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太平天图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在后期的作为虽有缺点与失误，仍不失为一位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对后世起激励作用的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广西社科联梁宁副主席指出：石达开的离京远征是避免再度内讧，是解决农民起义内部矛盾的一个创举，不是分裂，不是背叛，而是为了在统一的旗积下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有功无过。过去对石达开的指责，颇受李秀成自述的影响，而这份自述有很多地方是不真实的。他又指出，石达开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生前，而是及于后世。不仅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受到石达开的鼓舞而投身革命，就连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中也有不少人----如朱德总司令----就是因为受到石达开的影响而毅然参加革命的。只有这样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评价古人。

宝鸡师范学院姜秉正院长在发言提纲中指出，石达开在天京内讧的一切行动，包括兴师靖难，不是加剧内讧，而是制止内江的恶性发展。他离京远征，不是进行分裂，而是与天京本部势成犄角，配合作战。他舍命全军，不是变节投降，而是舍已救人，客观上也有好的效果，至少有四千部下得以存活，散流民间。因此，就石边开后期所作作为的社会效果而言，是可以肯定的。

石达开进军四川战略的问题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始终以推翻满请，光复祖国为目标。他进军四川，企图取得成都为根据地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进军涪州，则是为进取成都服务的，是一个更为短暂的阶段性目标。他入川以后的战略是运动战，在进取成都以前无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与清军在四川境内的战斗始终是抢渡与反抢渡的斗争。因此，在发现清军封锁长江，即使占领涪州也难以渡江之时，就立刻引军西去，另觅渡江之地，他从涪州城下退兵不是战败，而是战略转移。天降大雨与敌人顽抗，不是他退兵的主要原因。

石达开入川后放弃宗教迷信的问题

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史式会长在论文中指出；以发布＜告涪州城内四民训渝＞为标志，石达开在入川以后放弃了太平军传统的对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民族大义号召人民反清。从此，他们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没有出现天父天兄的字样。当天京的洪秀全大搞宗教腐化，信天不信人， “满口天话”之时，四川的太平军能够毅然抛弃宗教迷信，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斗争，这一措施是明智的与进步的。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太平天园诸领袖中特别推崇石达开的主要原因。与会同志大都赞同这一论点，并且作了不少补充。

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学术讨论会纪要 摘编

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涪陵市建委，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教育学院历史系，重庆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1月11日至15日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庆师范学院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新闻出版单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学者与日本朋友菊池秀明等共60余人。

关于对石达开远征军的再认识

有些同志认为：石达开远征军是一个群体，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20万人，不能单纯地看作石达开个人意志的产物。有必要从天京军民对石达开共上“义王”尊号，大量太平军将士从各个地方陆续投奔石达开，追随他“近征”和“远征”这些事实上来考虑问题。石达开远征军会不会是“群众选择领袖”的产物，会不会是太平军将士“民主意识”的产物？值得探讨。

关于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宝鸡师范学院姜秉正院长认为：评价古人，应该从他行为的社会效果立论。例如石达开的兴师靖难，是制止了内讧的延长；他的出走，既逼洪秀全雪去安福二王王号而稳定了政局，又避免了再度内讧而保存了革命力量；他的舍命全军，确已全活了4000人，这些行为的效果都是好的。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功勋卓著；在太平天国后期孤军奋斗，最后虽然失败，仍然起了牵制清军，配合长江下游的太平军作战的作用。他自己的奋斗精神也很能激励后人。因此，他在后期的功绩也不能否定。需要继续发掘史料，对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与他个人的思想，性格加以认真的探讨，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绝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苟求古人。

不少同志认为，对古人的评价还不能一盖棺就定论，还应该探讨他身后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石达开在远征西南各地所留下的火种，对辛亥革命起了促进作用；老一代革命家中有不少人是受到他的影响而投身革命的。在评价石达开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些作用。

四 关于“舍命全军”的评价问题

不少同志提出：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濒临失败之时，常有“舍身救民”“舍命全军”的情况发生。除石达开的舍命全军之外，对杜文秀也有舍身救大理军民的记载。这种现像值得认真探讨，不可轻易的一口否定。尽管不同时代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根据任何道德标准来看，舍己为人总比损人利己好得多。

五 关于洪石矛盾

不少同志认为：过去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认为石达开离开洪秀全就是离开革命，背叛太平天国，这是不公允的。我们既然承认石达开的出走是洪秀全所逼迫，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而出走又避免了再度内讧，保存了革命力量，则不难作出判断：石是而洪非。出走以后，石达开本不想远走高飞，只想从事“近征”，而洪秀全却以撤职，拆台来逼他“远征”。这只能再一次说明：石是而洪非。

六 关于石达开远征军放弃宗教迷信

在涪陵会议上提出的石达开远征军在进入西南腹地后放弃了宗教迷信的新观点，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不少代表的赞同与补充。

七 关于石达开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石达开最后的失败是受洪水阻拦与番族彝族土司的围攻，这说明他没有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有的同志则认为，石达开从渡过金沙江到兵临大渡河，已在彝族地区行军多日，从未与彝族发生冲突，而是顺利通过。这就足以证明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错。土司头人受清廷收买而乘人之危，不能够说明石达开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的母亲就是壮族人，他在故乡时，常在来土斗争中排难解纷，很会做团结人的工作，因此不至于有严重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情况发生。

八 关于太平天国纪年的问题

不少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问题，实质上就是承不承认石达开远征军的问题，承不承认石达开牺牲后他余部的斗争的问题。如果只以天京政权为准，则下限应断于1864年；如果承认改编后灯捻军就是太平军，则下限可延长至1868年；如果承认石达开殉难后他余部的斗争，则下限还可以延长至1872年。因为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部是在1872年4月才在黔东的牛塘失败的。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应该是18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