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三死》 |
| 释义 | § 简介 《三死》直接描写“三个生物死去”。贵妇人死得“可怜又可厌”，农民死得“安静”，那株树则死得“诚实、漂亮”，因为它“既不撒谎也不做作，既不害怕也不惋叹”。《三死》体现了31岁时托尔斯泰对死的思考和领悟以及死欲发展的程度。此后第3年，即1962年，托尔斯泰结了婚。婚后第16年，托尔斯泰写《忏悔录》说，如果不是“婚后生活”使他免于“灰心绝望”，精神危机（死欲）早就发生了。由此，苏联学者贝奇科夫也认为，托尔斯泰早在“60年代初”就已具备了死欲因素。《三死》写于1859年，说明它正是死欲冲动突然爆发的产物。[1] § 作者 列·尼·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Л.Н.Толстой。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 作品解析 表面上看，在《三死》中“死亡”正式作为一个主题出现了，并且似乎变得重要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作者自己是如何说的就知道了。托尔斯泰在写作《三死》这篇小说的前夕（1858年5月1日），给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的信中这样写道： 关于《三死》）“我的想法是：三个生物，即女地主、农民和树都死了。女地主既可怜又可恶，因为她一生都在撒谎，就在临终时还在撒谎。基督教，正如她对这一宗教所理解的那样，对她来说，是无法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个农民在临终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这正是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的缘故，……他所信的宗教是跟他在一起的大自然。……至于那棵树，在临终时是很平静、很诚实的，甚至是很美丽的。说它美丽，那是因为它不撒谎，不做作，毫无惧色，毫无遗憾。 可见在《三死》中，“死亡”与其说是一个主题，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具、一个素材，一种印证某种宗教理想的工具，一个为了表达作者隐藏的道德动机的素材。而《伊凡"伊里奇之死》则与以前的作品不同。首先，“死亡”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心主题出现了；并且关键在于它被置于作品的核心结构要素的地位。而“生存”则像一个罪大恶极的被告被押到了公堂，来接受“死亡”的判决。 在“死亡”主题的威慑下，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家庭、日常生活、公务、对往事的回忆等等，都成了表现这个主题的材料，都成了听候审判的案宗，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审判－－最后的、真正残酷的审判－－在哪里进行呢？在垂死者的灵魂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的流程，突然在某一瞬间停滞了，作为过程的生命在死亡面前遭到了质疑。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时刻的心理状态与他对往事的回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对他眼前的现实、对自己庸碌的一生的严酷批判。也正是如此，在一位平庸乏味的法官的僵硬外壳下面，人的灵魂就像冬眠的蛇一样缓慢地苏醒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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