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1912年8月14日生于江西。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中文名：金克木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西

出生日期：1912年8月14日

逝世日期：2000年8月5日

职业：教授、学者

毕业院校：小学

主要成就：“燕园四老”之一

代表作品：《梵语文学史》、 《印度文化论集》 、《比较文化论集》

人物简介

生平经历

个人贡献

人物著作

人物印象

自学成材

诗作欣赏

世界语者

人物简介

金克木（1912年8月-2000年8月5日），原籍安徽寿县，生于江西。只上了一年中学就因各种原因而失学，其最高学历不过是小学毕业。三十年代后到北京求学，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同时还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1941年先生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后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跟随印度著名学者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先生回国，应聘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历任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生平经历

金克木先生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一个旧官僚家庭。他父亲本是个穷秀才出身，多年苦读不第，五十多岁才捐到一个县官的位置，但在县官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热，便逢上了辛亥革命，不仅削职为民，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至于他母亲，本是个穷丫头出身，由于天生一双大脚，一生中竟被卖过三次！只是在他父亲做官以后，花了三百两银子才买进门的。金老太爷在家庭生活上也十分不幸，五十多岁的人竟四次丧偶，在得到第四任续弦夫人的同意后，才将这位大脚大手、勤快能干的烧火丫头收为偏房。

没想到他父亲的这位偏房倒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金克木先生。而他母亲从生产的痛苦中清醒过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生了一个儿子，该不会再卖我了吧？”据金先生回忆，“民国成立后，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我生下来就遭遇抄家，尿片都被搜检过”。因此，金先生的童年并没有过上什么富贵生活。

金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他16岁至18岁，托人介绍，曾在家乡教小学，养活自己和母亲。这段时间也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金克木先生曾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并为共产党散发过传单。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还为共产党组织刻过一次钢板，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张有关国民党的顺口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1930年，刚满19岁的金克木先生，便到北平求学，无家无业在这古都中漂泊。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他先与一群因种种原因读不了大学的年轻“北大迷”一起，到当时还设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旁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和世界语。1932年冬，金先生又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但1933年，他又带着挣到手的一点点微薄薪水回到北京大学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1935年，经友人介绍，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员的位置，成天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那段时间，据金先生自己说，“却是我学的最多的一段时间”。

1937年至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华北吃紧，北平难以再呆下去。金先生虽无中学和大学文凭，但由于有多门出色的外语，又擅长写作，1938年被香港《立报》聘为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又经友人介绍，到湖南长沙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此时，由于国立湖南大学缺法文教师，使精通法文的金先生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诗人交往，创作诗歌。早在24岁那年，他便出版了诗集《蝙蝠集》，已在新诗界卓然成为一家。徐迟先生的回忆录《江南小镇》中，对他们的交往有详细的记载与描写。

1941年，金克木先生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与梵语，后又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他一边阅读汉译佛藏，一边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此后，他曾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奥义书》，又曾协助戈克雷教授校勘《集论》梵本。从此，金先生走上梵学研究之路。

金克木先生是于1946年10月27日来国立武汉大学任教的。当时，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已开始在学术界初露头角，又刚从印度留学五年归国，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经友人曹来风介绍，应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史与梵文。据他当年的学生、现今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肖箑夫先生回忆，他还在武大教过西方哲学史。

金先生来武大一事，说起来与吴宓有关，吴宓来武大任教也不过比金克木早两个月，但作为当时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在人才举荐方面是个说得上话的人。加之他与金先生原本认识，当年那位勤奋好学的青年人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又有友人曹来风的介绍，便极力向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先生及校方举荐金先生。因此，这位只拿过小学文凭、全靠自学成材、精通东西方多国语言与文化、年仅34岁的金克木，成为了当时人才济济的国立武汉大学教授队伍中的一员。

金先生初来武大任教时，曾与母亲一起暂住作为教师单身宿舍的“珞珈山半山楼”，后很快迁往武大东中区二栋二楼。与金先生交往最多的，当数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外语系的周煦良教授、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了，这四人年龄相仿，经常一起外出，绕着珞珈山散步，一路高谈阔论。金先生晚年还专门著文《珞珈山上四人行》回忆此事，文中提到：“假如有人稍稍注意听一下这四位教师模样不过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谈话，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 《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嘻笑诙谐。偶然一个人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

1947年，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越打越大，5月底，全校学生连续三个晚上组织大型时事座谈会，并请几位敢于仗义执言的知名教授讲演，金克木先生慨然前往，并深受学生欢迎。会上约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的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

哪知就在6月1日凌晨三点，国民党军警宪特近千人突然包围武大珞珈山校园，由带上大口罩的校内特务何钊带路，拿着黑名单到学生和教工宿舍抓人，进步师生有很多人被抓上囚车，当学生们要冲出宿舍营救被捕师生时，国民党军警便向学生宿舍开枪射击，当场枪杀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三名武大学生，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在被捕的五位师长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哲学系的金克木教授，同时被捕的还有工学院的刘颖教授、外文系的缪朗山教授、中文系的朱君允教授、历史系的梁园东教授。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三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才不得不释放金克木先生等人。

“六一惨案”使金克木先生等五位教授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北京大学更加看中金先生的才学与人品，并多次表达想请金先生北上任教的愿望，由于吴宓此时也有离开武汉大学之意，金克木先生便于1948年7月19日离开武汉大学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从而开始了他长达52年的北京大学教授生涯。算起来，金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足两年时间，以后也再没有回到过珞珈山。他与武汉方面的联系也就仅存于这一点：他在北京与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女才子、武汉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唐长孺先生的妹妹唐季雍女士结为伉俪。

个人贡献

金克木先生在印度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中纵横驰骋，称得上是真正懂得印度文化的为数

极少的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季羡林先生一道，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梵、巴语学者，现在我国年轻一代的梵语学者们，都曾受惠于金克木先生。先生写作的专著《梵语文学史》是学习印度文学的必读课本，他不仅研究印度文化最古老的经典，对印度古代文化有深厚的功底，而且对于印度近现代的论述也不落俗套，独具慧眼。先生论述泰戈尔，不是把泰戈尔与印度文化隔离开来，作为孤立的人来研究，而是把这颗印度文化的璀璨的明珠放到印度文明的长河之中，他能真正懂得并欣赏泰戈尔；先生的《略论甘地在南非早期政治思想》、《略论甘地之死》等文章，运用他对印度社会的了解，分析了印度近现代的社会状况，历史地、客观地对甘地作出了评述。

金克木先生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是多才多艺，他的诗、文，文笔清秀，充满美感，寓意深刻，颇有韵味，有《旧巢痕》、《难忘的影子》等文学作品著世，《天竺旧事》把人们带回到四十年代的印度，给人们留下了印度文化方面的宝贵资料。金克木先生健谈、博学、多闻、敏锐。据金先生早年的学生回忆：1949年他们进北大学习时，作为梵语教授的金先生却给学生们上政治课，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还深入地钻研过政治经济学，有的学生至今还能记得金先生当时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所作的深刻阐述。其实不光社会科学，举凡数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广泛涉猎。他很有兴趣地钻研过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问题，他在临终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涉及到高等数学的问题，为此还和北大数学系读博士学位的一位亲属的孩子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他早年即同数学大家华罗庚先生很谈得来，华先生也是文理兼通。他还曾就具体的数学问题请教过丁石孙先生，并能从丁先生的解释中判断出他所擅长的数学研究领域。

金克木先生晚年虽出行不便，但他对新思想、新事物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对社会和时代的变革无不具有深入的了解，对许多社会现象、社会时尚都有深刻、绝妙的评论。金先生临终前还注意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他以一位饱学之士和哲人的眼光不无忧虑地指出：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如不慎重从事，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麻烦，但是我已经看不到了。晚年金克木先生在《读书》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讨论各种学术文化问题，影响很大。

金克木是举世罕见的奇才。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他的日语也很不错。金克木学贯东西，知兼古今，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自己在生前也自称是“杂家”。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物著作

金先生一生笔耕不辍，3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留下学术专著三十余种及其他诗文作品多种。

学术专著有《梵语文学史》、 《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

诗集《蝙蝠集》、《雨雪集》；小说《旧巢痕》、《难忘的影子》；散文随笔集《天竺旧事》、《燕口拾泥》、《燕啄春泥》、《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文化的解说》、 《艺术科学旧谈》、《旧学新知集》、《圭笔辑》、《长短集》等。翻译作品《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通俗天文学》、 《甘地论》、《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梵语文学史》等。

人物印象

金克木是著名的“燕园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老固老矣，却是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文章写得一发不可收，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还给出版社寄去了一篇《倒读历史》。据《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记述，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读书》每月只能发他一篇文章，但老人一寄就是四五篇——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好在杂志发之不及，还可以编书刊行，因此我们也就有幸一本接一本地读到金先生的书。金克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共出了多少本书？据说多达三十余种。想来这三十余种当中还不包括别人的选本(金本人对此一向采取“不管主义”：不赞同，不反对，不提供资料，不写前言，不拟书名，不审书稿，一切听凭编者所为)。这类选本多以散文随笔为主，就笔者搜求所及有谢冕编的《金克木散文选集》、陈伟光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黄德海编的《书读完了》以及最近面世的《倒读历史》(张昌华编)。金克木的名字自然是有号召力的，但像这样为不同的选家编了又编，还是有点不同寻常。这类选本，有的偏重某一方面(比如治学、文化)，有的则是面面俱到，力求展现金克木的多维视野和兴趣。这里只谈别人的选本，实在是因为金先生的书太多了，而笔者又并非有志于“金学”，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下这位“怪杰”(张昌华语，意指小学生出身的大学者)了。

何况谈论金克木的学问和成就实非笔者所能，就连陈平原这样的学问大家对此也颇为踌躇乃至最终放弃呢。据陈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考虑到能兼及金氏的文与学的，陈平原比较能够胜任，但陈在拜读了金氏的二十余种著作后乃废书长叹，跑去跟金说不干了，原因是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他“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把金克木作为一个“随笔作家”来看，又非他愿。陈是大家，他不愿为的事情，我等一般读书人若能勉力为之，也足以沾沾自喜了，因此这里就试着谈谈作为随笔作家的金克木，或者说金克木的随笔。

金克木的散文到底好在哪里？这原本是个谁读谁知道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有两点：一是金先生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一是金先生的热中“猜谜”让人触摸到了他的家国情怀。前者是为解惑，后者是为传道，至于授业，以先生之“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而以笔者之愚陋实难受之，还是另择可造之材吧。金先生有一颗童心，对一切新鲜的东西，总是那么好奇，85岁学会用电脑写作和传稿即是一例证。“文革”前他去北大图书馆借书都是拖着小车去拉的，“文革”后体力大不如前，但却始终关心国际学术的最新发展。在国内还少有人提及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撰文介绍，并将它们用于研究中国文化。

金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很少谈论自己，也很少接受别人采访。晚年更是深居简出，以著述为本分。但先生却也平易近人，关心后辈。先生喜欢聊天，与后辈交流；先生始终把读者当作朋友，坚持给读者回信。金先生做教授50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大师的风范、他的诗化的人生和他的智者的境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自学成材

金先生在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一书中十分详细地谈到他是怎样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自学成材的：“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我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这些读书导师对我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文艺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书，我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的。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金克木先生还特别谈到过一位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来的鼎鼎大名的教授，虽然金先生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但可以肯定他不在北大任教，只可能是当时燕京大学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第准予借出。借的全是善本、珍本。由于外借需有馆长批准，而馆长那天又刚好不在，这位老先生又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当后来的人们惊叹金克木先生如此博学多才，怎么想得到这位当年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竟是如此这般进入到知识与文化海洋中的呢？金克木先生晚年曾这样对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作出了总结：“我当时这样的行为纯

粹出于少年好奇，连求知欲都算不上，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文人。我自知才能和境遇都决不允许我立什么远大目标。我只是想对那些莫测高深的当时和未来的学者们暗暗测一测。我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至于我居然也会进入这一行列，滥竽充数，那是出于后来的机缘，并不是当时在北大想到的。可是种因确实是在北大。”少年时期只拿过小学文凭、并教过小学的金克木先生，特别看到了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个人的求知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奇心，而“好奇心是在上小学时培养出来的，是小学的老师和环境给我塑成的。定型以后是再也难改的。大学老师，无论怎样高明的灵魂工程师，也只能就原有的加以增删，无法进行根本改造。大学只是楼的高层而不是底层。中学、小学的底子不好，后来再补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不顾基础，只修大层顶。”

金克木看了多少书？这是一个近乎天问的问题，反正我们知道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整日“在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中旅行”，兴趣广泛到令人吃惊。以这样一种身份来谈读书，当然是能令人信服的。对于我辈读书人来说，最感惶惑的就是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如雪片般漫天飞舞，读不胜读，金先生却写了一篇《书读完了》，认为就文化经典来说，无须“皓首”即可“穷经”，只需选读最紧要的部分，再佐以大家的指导，也就算是“有文化”了。当然，金先生这里是就基本教育来说的，目的只在求得常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才去读书的，目标一旦明确，也就没有汗漫无归之忧了。如果有人立志成为博学鸿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读书不是目的，博学也不是目的，只有为着解惑的读书才有读书的幸福。有些为稻粱谋而读书或者说是“专业读书人”，自然难免把一本本未读的书当成是一双双讨债的眼睛但金先生又告诫要“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因为“‘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说乎’的”。事实上金先生读书完全是为了“猜谜”，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因此心态也就非常平和。他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出于对借书人所读书目的好奇，便按照借书人的“指引”去看书，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者文人”(《一点经历》)。

诗作欣赏

生命

生命是一粒白点儿，在悠悠碧落里，

神秘地展成云片了。生命是在湖的烟波里，

在飘摇的小艇中。

生命是低气压的太息，

是伴着芦苇啜泣的呵欠。

生命是在被擎着的纸烟尾上了，

依着袅袅升去的青烟。

生命是九月里的蟋蟀声，

一丝丝一丝丝的随着西风消逝去。

世界语者

金克木（1912－2000）安徽寿县人。1935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湖南桃源女子中学英文教师，湖南大学法文讲师。1941年赴印度留学。1946年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曾任九三学社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专于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蝙蝠集》、《天竺旧事》、《难忘的影子》。译著有：《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等。1929—1930年从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并热心世运，曾在世界语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是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从世界语翻译的作品有《海滨别墅》、《公墓》、《三人旅行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