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庆，1969年4月生于湖北，1987年就学于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美术系，1989年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黄冈教育学院，1991年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92至今在京为职业画家

知道侯庆其实源于两个展览，一个是2008年5月在上海多伦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当代艺术家群展《都市症侯群》，这是艺术家们对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处境、生命要求和人格倾向的一次人文关怀，他们从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入的当下经验将人的本质通过艺术呈现出来。除了张念、陈志光、赵能智、忻海洲、徐文涛、徐晖、尹坤等等众多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侯庆的《琵琶记》系列作品也在其中，并且是展览上颇为显眼和令人深思的一组作品。时隔半年后的2009年1月，侯庆的《琵琶记》个展终于走进了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从原来雅到极致的《流水观印》到俗到底的《琵琶记》，侯庆的16年艺术创作简直就是一个黑与白的大转身。

最早的北漂族之一

侯庆的学生时代是从85新潮的结束开始的。这也就是侯庆大学时代的学习背景，使得侯庆在大学时代完全沉浸在西方古典艺术的学习中，从荷尔拜因到安格尔，从卡拉瓦乔到伦勃朗，为其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

1989年，大学毕业的侯庆非常顺利地成为湖北美术学院的一名老师。然而，这条稳定的职业之路却在两年后被侯庆毅然辞去，并孤身去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继续艺术的熏陶。并从此选择留在北京，成为众多北漂族中的一员。

雅好的“流水观印”

侯庆一直都非常崇尚一位中国当代国画大师的话：“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既要深入一种文化，但又要能具有创新地走出来。从这句话里，侯庆领悟到了传统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的继承和创造的共识。然而，侯庆在自省中发现他在学习中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央美院的进修，他都只注重西方艺术的学习，而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绘画传统的研究。于是，他在成为职业艺术家之后，就将其重心转向了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研习之中。

当方力钧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名家在圆明园画家村热火朝天的搞观念艺术，搞波普艺术的时候，侯庆却随处在写“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一句写了十几年，数千遍。慢慢地，从这一无意的行为中侯庆寻出了某种感动。他喜欢上了出世与入世间的徘徊，喜欢上了“心存无为而有为”的境界。“荷”系列就在这样的思索中慢慢成型，并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10年。“荷”的题材，侯庆是从1994年开始画的。2004年，这个系列才得以在北京798艺术区以侯庆第一次个展的形式展出，可谓十年磨一剑。2007年的《流水观印》是侯庆这一题材的第三个个展。他将雅做到了极致。然而，此时的他对人生和生命都有了更深层的领悟。

俗态的“琵琶记”

无论对于西方艺术的深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侯庆从学习之初就在走两个极端。或许，这也是造成侯庆的创作围绕八大山人的荷与白居易的琵琶女这样一对极为矛盾的题材展开的原因之一吧。从中西融合，到重回中国传统文化，再从传统中出走，走出新时代的艺术气息--这是侯庆的艺术理想。他一直在努力也希望做到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这种判断使得他有一段时间开始怀疑《流水观印》的主旨。

侯庆认为，与洪凌有着相似路径的周春芽的石头系列是古典的，虽然宁静中略显躁动，但气质仍然是在传统的雅文化中寻觅得来的。到了动情的绿狗系列和动欲的桃花系列，他的视点已经从传统的雅文化中移开，关注到了似乎只有在明清俗文化中才能看到的才情。这也使得侯庆开始重新审视雅俗的互动关系。雅化的追求因其距离生活较远，常常会因缺少活力而走向僵化。倒是俗文化，因其离生活更近，那些鲜活的，生动的更具感染力的俗文化，重新的审视和提升，或许有不一样的结果。

于是，侯庆的这种怀疑直接导致的另一结果就是对“欲”的态度的改变。人生的苦恼往往来源于欲的想弃难离，就象白居易和琵琶女难离的都市一样。侯庆在《琵琶记》系列中展示的就是这种欲望。与何森女孩系列不同的是他展现的人物心境不是迷失而是惆怅。侯庆更愿意站在一个具有普遍价值观的，较为中庸的普通文化人的立场上去审视。这种立场看似平和，缺乏戏剧性，但却是更具有深层而广泛的人文关怀。简单的说，这样的作品也更通俗易懂。

侯庆喜欢“心存无为而行有为”。因此，他说，他要展示真实的自我，一定要展示真实的两面性，因为任何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只是大家看到的常常是一面的表达。因此，他对任何他所欣赏的艺术家的生存之道都极有兴趣。逻辑很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因素去单纯地看待作为上层建筑，作为形而上的审美。同样我们还能通过对其经济基础的维系逻辑去判断审美价值观背后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