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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彩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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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韩少功 著

丛 书 名：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064618

出版时间：2008-05-01

版　次：1

页　数：372

装　帧：平装

开　本：32开

内容简介

《在后台的后台》收入了韩少功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作者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

目录

自序

人生·文化

看透与宽容

词语新解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作揖的好处

夜行者梦语

人之四种

性而上的迷失

个狗主义

岁末扔书

在后台的后台

心想

圣战与游戏

佛魔一念间

爱的歧义

伪小人

强奸(的)学术

遥远的自然

熟悉的陌生人

饿他三天以后

乏味的真理

自我机会高估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心学的长与短

社会·历史

多义的欧洲

完美的假定

附注：有关争议及后续反应

哪一种大众？

第二级历史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人情超级大国

货殖有道

附文：观察亚洲金融风暴

喝水与历史

“文革”为何结束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文学·语言

学生腔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本质”浅议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信息社会与文学

文学的根

东方的寻找和重造

好作品主义

也说美不可译

米兰·昆德拉之轻

灵魂的声音

无价之人

偏义还是对义

批评者的“本土”

道的无名与专名

Click时代的文学

感觉跟着什么走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

好“自我”而知其恶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

写作三题

附文：偷换了前提的讨论

为语言招魂

读书拾零

附录：重要译名双语对照

前言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

精彩书摘

人生·文化

看透与宽容

谢谢你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小说，并不辞劳累地写下这些字来。文字是理性的产物。你运用文字，实际上就已经把感觉筛滤了，分解了。这样你训练了自己的理性，却损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觉。因此我不得不费力来译解你这些字，揣度你内心中那些情绪化了的意思。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心境是绝对不可能再完整重现了。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

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颇为时髦。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险的，也不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将很快消亡。只要人类还未能最终驾驭自然和人类自己，还不能铲除杜绝人类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类的灵魂深处就还会隐着某种不宁和茫然，就还会有生成宗教的基础。即便是一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作用，对于某些缺乏勇气和力量来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让他们麻醉吧。这样做不是很人道吗？不就是医生们常干的事吗？但我对宗教又不无怀疑。我不喜欢它们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种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康德说：道德是一种自我律令。任何迫予外界权威压力而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行为，都只是伪善。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爱好宗教。他们没有爱，只有欲。他们的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取衣食的手段而已。香港一位大法师在他的著作里也说过，只有极少数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这想必是实情。

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亲近一些。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法无法，念无念——你不觉得这里面闪耀着辩证思想的深刻内核和基质吗？但作为教派，禅宗也有“南能北秀”一类为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历史，显得并不那么超脱和虚净；也有妄自尊大故弄玄虚繁文缛节大打出手，使那种清风明月似的禅境同样叠映上诸多污迹。

也许，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甚至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

但我能理解很多作者对宗教的兴趣。在我看来，这种兴趣表现了他们创造现代新人格新智慧的急迫追求。他们处于改革的动荡之中，处于中西文化撞击的隘口，身后是残破的长城和一片暖土，前面是大洋那边的陌生的摩天大楼和滚石乐中的吸毒——到底选择什么？这当然是似乎很学究气的问题。在西方，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理想主义的否定到现实主义的肯定，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温文尔雅舒服安闲，很多青年人终于接受现实而变得安宁起来了。他们就这样活下去。但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没有。西方叫器似的滚石乐，使我们听到了他们某种需要充实和慰藉的心灵躁动。而更重要的问题当然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当上嬉皮士或雅皮士，就够了么？

历史赐予厚爱，让中国人付出数倍于其他民族的代价来重建人生。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神圣显赫的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眼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无所谓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着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他们的“看透”，将成为在中国复活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障碍。这种障碍不一定来自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不具有；不一定来自强大的组织体制力量——他们往往吊儿郎当游离组织之外。这种障碍是来自他们制造了一种流行的人生意识，来自他们对社会传统习尚、情绪、思维方式等等的一种破坏式检验。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他们客观上并没有出世和消极，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惟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看一下他们那种矫饰或袒露的狭小胸怀、浅薄思维以及小霸主、小法西斯分子的人格素质。西德作家伯尔说：将要进入自由的人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学会如何运用自由，否则自由会把他们毁灭的。伯尔这句话似乎是对中国现实的预见。我们某些同胞至今还未体会到，自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他人的解放。那种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是现代公民的自由，而只是封建帝王的自由——即使这个帝王穿上了牛仔裤在大街上哼着小调，但他屁股上的传统烙印仍让人恶心。

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的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仍是执迷。

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重要两翼。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心智的高远与处世的随和结合得十分自然。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只缘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只缘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种真正的东方式的看透与宽容，东方式的大彻大悟大慈大悲，亦是你说的那种齐生死、等凡圣、平愚智、一有无的人生境界。

也许你会说，看透不就是“看破红尘”吗？宽容不就是“普度众生”吗？那么你是对宗教表示认同？我觉得，如果今人的人生意识中出现了与传统宗教的相通相接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可辨出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甚至古希腊哲学的基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心态意向称之为审美化的人生信仰。它将避免宗教那种非科学甚至反科学、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缺陷，却能继承和发展前人对人生奥秘的探索，顺应着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如星光把人们导出漫漫的精神长夜，导向和谐、幸福和坚强。它不会许诺终极的目标，只是昭示奋进过程本身的意义。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创见。很多前辈都说过，以后很可能用美育来代替宗教。细想是有道理的。

写了这么多，其实我多次下决心戒写这类胡言乱语。说这些，实是愚蠢之极。

词语新解

生活的不断丰富变化，也就有了语言的不断丰富变化。国外常有新词词典出版以跟踪动向，搜新抉奇、匡定规范以方便普及流通。笔者仿其制一试，汇成若干条，意在清理个人体会，其实与语词学无关，当然也就不宜通用。

记忆——被欲望筛选或改写了的往事，能为欲望提供更多振振有词的理由。

潇洒——享受了别人善良的帮助，立即耸耸肩，指斥善良是虚伪透顶的鬼话。

浅薄——大胆行动的宝贵能源，因此历史常常由浅薄者创造，由深刻者理解。

造反——要求民众为了以后的利益，先牺牲现在的利益；要求民众为了对外争取民主，先习惯内部的不民主。

慈善主义——贵族们自我拯救的心理减肥操，对贫民们物质剥夺之后的精神剥夺。

科长——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门窗防盗网——良民与罪犯互换场地。

便携式电话——时下的一种荣耀，通常表示受他人役使的时间由八小时无偿地扩大至二十四小时。

家用健身器——懒惰得连大门都迈不出去的人，表示自己也爱好体育的威武物证。

名片——印上越来越多的职务头衔以强调自己缺乏自信，这一点让他人一见面就知道，而且带走备忘。

现代佛庙——（一）佛教旅游开发公司或佛道联营旅游开发公司；（二）吸收对来世幸福的投资，与股票市场差不多。

傲慢——对小人物可以傲慢，对顶头上司以外的鞭长莫及难以报复的大人物也可以傲慢。傲慢者都懂得这_条安全规则。

拜年——熟人们对日渐衰老之躯的相互年检。

闲暇——很多人最累最慌最无聊最难熬到头的刑期。

文学——花言巧语。

伪劣作家——做派最像作家的人。

作家协会——除反常的情况外，通常是一些已经不写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会要钱并把钱花掉。

后现代主义——眼下一切不好解释的文化现象都可由其统称。

人生痛苦——文化人吊膀子时的流行话题，常佐以不那么痛苦的吃喝玩乐并给你看手相。

最高智慧——说三个问题时知道哪一个是主要问题。如此而已。

阿Q——差一点火候的庄子。

美德——一种使近从者感到压抑而使远观者赞叹的精神现象，因此美德总是属于书上的古人。

孩子——使很多夫妻重新找到话题的精神救援品。

无知——被电视机培育出来的无所不知，在信息爆炸时代日渐普遍的现象。

自由——常常比专制更为可怕。自由使低能者与卑劣者暴露无遗，没有客观原因可供自我开脱和自我安慰，一切责任自己承担。

老实——弱者最后的社交资本。

孤独感——很想受到别人注意的感觉，并经常说给别人听。

A总统——很像A总统的那个人。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其实，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就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另一版本，一种退化了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乐，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炫目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随着物欲得到充分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够makefun？）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爱啊恋啊，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啊苦啊，表示漠然的共鸣。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人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和尚道场可以花钱定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定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办法，以把它们纳入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亲善、智慧有趣、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词，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永恒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对局中人构成日益增强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上帝同人类开的一个严酷玩笑，是对人类的强化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千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