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瑞典国记略 |
| 释义 | 《瑞典国记略》写于中国清朝末年。这是一部写本，红格，使用一种近似开化榜纸的上好白纸书写；每半页6行，每行20字，小字双行同。全书约15，000字左右，字体端庄，书写谨饬，略无添改。整篇分作上、下两卷，每卷各自装订为一册。封皮和题写书名的签条，均为带有龙和云纹图案的明黄色绫子。四眼线装，装订所用丝线，亦同为明黄色，并有明黄绫子包角。这些外观特征，明确无误地向我们表明，这部书应当是专供皇帝在宫中御览的进呈本。 《瑞典国记略》 - 图书简介《瑞典国记略》目录 书籍的内容，可以概见于如下目录： 卷上： 国史 疆宇 官制、兵制、水师、武备、兵费 丝戛戛乐德礟船图考 天时 卷下： 政令 铁路 兵轮、水雷船〔礟船附〕 圜法 关税 财赋 矿务 厂务 电线、得律风 出口、进口货及土产 学校〔户口附〕 由此目录和全书的篇幅，即可以看出，书中对瑞典的记述，已经大大超出了《海国图志》或是《瀛寰志略》已有的程度。书中卷上“官制、兵制、水师、武备、兵费”一章在记述礟台状况时，提到“台内布置，一切未得其详，缘国例不准外人入台阅视”；又卷下“兵轮、水雷船〔礟船附〕”一章，谈到瑞典生产的带有防止误击保险装置的新式手枪，作者“特购觅一枝，暨图一纸，以备考验”；另外，瑞典木他拉船厂制造的“淘河机器船”，虽“甚属灵便”，惟苦于“其法不轻以示人”，作者只好“设法觅得船图三纸，以便考证”。这些记述都表明本书作者是负有专门使命的清朝考察专员，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均系得自直接的观察，或者是在瑞典搜集到的资料，而这部书稿，实际上就是此人回到清朝后向朝廷呈递的考察报告。 《瑞典国记略》 - 成书年代《瑞典国记略》正文首页 由于书中没有署名，作者还有待考证。关于其成书年代，目前可以初步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测。书中出现的明确年代，最晚的是在卷下《学校》一章所附“户口”部分，记述“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民数四百六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九名口”。这一年，为清光绪十四年。由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的上限，不得早于光绪十四年，亦即公元1888年。另一方面，此书卷上《国史》一章记述当时瑞典的国王乃是“倭思加儿第二，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承兄业即位”，“即今瑞、挪之主也”。“倭思加儿第二”，现在通译作“奥斯卡二世”（Oscar Ⅱ）。书中谓奥斯卡二世为瑞典和挪威的共主，表明当时瑞典和挪威的联邦还没有解散。挪威脱离瑞典和挪威的联邦而取得独立，是在公元1905年，亦即清光绪三十一年。由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的下限，不得晚于光绪三十一年，亦即公元1905年。《瑞典国记略》一书，就应当撰述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这十七年期间内。 在这一期间前后，曾经到过瑞典并且留下相关考察记录的中国人，比较著名的有洪勋和戴鸿慈、端方这两批人。洪勋撰著有《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所记内容就总体性质而言，与此《瑞典国记略》颇为相似，而且从文中所提及的时间来看，其游历瑞典，大致也是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五年前后。只是二者所记具体内容亦颇有出入，具体是否存在关联，还有待探讨。 戴鸿慈和端方出访瑞典，是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五大臣出洋”中的一路，所至则并非仅瑞典一国。戴鸿慈归国后刊行有《出使九国日记》，逐日记录包括瑞典之行在内的行程见闻。他们游历瑞典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三期间，值西历5月初。挪威在这前一年的6月，已经宣布脱离瑞典和挪威两国的联邦；10月底，联邦始正式解散。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也明确记有“那威自上年与瑞典分国”的内容。所以，《瑞典国记略》一书应当与戴鸿慈、端方的这次出访，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戴鸿慈和端方一行人既是为“预备立宪”而专门出国考察，在此之前已经进呈内廷的《瑞典国记略》，对于朝廷选定瑞典国为出访考察对象，估计应当会起到很大作用，而《瑞典国记略》所记诸如官制、水师、政令、铁路等诸多内容，自然也是戴鸿慈、端方一行在考察当中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大员们在行前或许预先阅读过这部书籍。另外，戴鸿慈和端方这次出国考察，还带有众多随从，其中是否有人曾写过同类的著述，也是进一步探讨《瑞典国记略》一书时值得关注的问题。 《瑞典国记略》 - 图书评价清同治八年首次出访瑞典的中国外交使团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迄至清王朝终结、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有关瑞典国地理等现实状况最为详细的一部著述，而且它是由中国人根据直接的实地考察撰述而成。从内容上看，它是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而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认识瑞典的历程这一角度来看，它又是一部登峰造极的著述。 总括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中国对瑞典地理以及其他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如下这样几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明末到清代康熙中期。通过西洋传教士的介绍，对瑞典开始有初步的了解。第二阶段，从康熙晚期到道光初年。主要是清朝官方和个别出洋商人，通过出使他国偶然接触到的瑞典国民并向所在国探问相关情况；或是与瑞典来华商船的直接接触；或是海外经商听闻的间接传说，对瑞典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记述。第三阶段，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短暂的若干年期间。在这一时期，西洋传教士开始重新向中国介绍包括瑞典国在内的世界地理知识。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 年）。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由中国人自己撰述的全球地理总志中，依据此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积累和编译新近收集到的西方著述，对瑞典有了更为丰富、清晰的记述。第五阶段，从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到光绪中期。中国人开始有目的地踏上瑞典的国土，专门去直接观察瑞典的情况，并且留下了一批考察游历的日记。对瑞典的认识，变得非常具体明晰，然而还很不系统。第六阶段，光绪中期以后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结束。《瑞典国记略》一书，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述。 这部书虽然没有在社会上正式刊布，但终归会有朝廷相关官员借此了解到有关瑞典的全面情况，不失其实际社会效用；特别是在中国认识瑞典的历史上，由于它所具有的里程碑式意义，很值得结合清末的历史以及瑞典当时的地理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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