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受降亭

浙江富阳受降亭

芷江受降坊

漯河受降亭

建于1945年12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是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历史丰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他们的八年罪恶侵略战争。漯河作为全国16个受降区之一，1945年9月20日，当时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刘峙代表中国政府在漯河山西会馆，现在的漯河二中院内，接受了侵华日军2971部队司令官鹰森孝带领的31560名日军官兵的投降。中国政府在漯河受降区的首席受降主官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鹰孝森中将。有七八个美国军事顾问参加了受降仪式。签字后，鹰孝森脱下军帽，连着鞠了9个躬，并把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刘峙。

当年漯河民众为了铭记日军投降这一重大事件，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发愤图强，自发要求修建碑亭。消息传开后，在漯河商会积极推动下，数万名漯河人纷纷捐款捐物，出人出力，虽然经过战争洗劫的郾漯群众虽然生活很困难，但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少人甚至变卖家产，捐款捐物。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找遍漯河，竟没有一个设计人选。最终在漯河商会的主持下，大家达成了“1亭4碑”模式的共识:模仿郾城县八景之一——历经千年的“龙塔古篆”经幢为造型，修建一座受降亭，亭内立4块碑，主碑上刻3个大字“受降亭”，其余3块碑文分别为受降亭记、“抗战祝胜词”、“建亭记”等。第五战区司令部指派秘书长负责筹办，郾城知名人士郭尚武、李幼敬设计，又从洛阳请来著名石工和漯河润芳斋的田金富、侯忠祥合作施工，当时，刻石场每天的刻凿声大都在14个小时以上。1945年12月上旬，在火车站南端花园内，受降亭建成了。亭为四方形主体，高6米，底座面积8平方米，四周有8尊石狮护卫；4块碑大小、质地相同，背面相对，均高2.4米，宽0.75米。由于漯河是全国16个受降区唯一建亭立碑的地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重视，中华民国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居正3位国民党元老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分别为4块石碑题写碑名。

日军投降后在等待遣返回国期间，天天闲着，光吃饭不干活，老百姓不愿意，政府就命令他们将竹木街通往煤市街(今公安街)的一条弯曲狭窄的土路加宽取直整修，后来这条宽8米、长700多米的新修煤渣路，被命名为受降路。并把当时接受日军投降的竹木街改名为受降路.

1947年，受降亭毁于内战的战火。受降亭毁后，亭内4块石碑流落民间。现在四块受降碑仅存一块主碑和大半块残碑。。近年来，漯河市社会各界和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倡议重修碑亭。从漯河市有关部门获悉，漯河市已决定拨资保护和修复现存石碑，重修碑亭已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浙江富阳受降亭

在浙江大地，没有一个地方像受降镇那样，把一段历史永远地拴在自己身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富春江南岸的中国军队为了接管杭州，必须在市区以外与日军议定受降事宜。位于杭州与富阳之间的宋殿村被选定为双方接洽的地点。富阳市史志办主任张建华说，由于种种原因，此后浙江全境内没有再进行过正式的受降仪式。因此，这个小村庄成为省内唯一的受降地。

1945年9月4日上午，就在富阳宋殿村宋作梅大宅的厅堂里，中国军队代表与侵华日军代表议定了驻浙侵华日军的投降事宜。当时23岁的村民林镇南从一个裁缝那里听说了鬼子投降的消息——那个裁缝为“受降厅”缝制了大量白布围帘，据说整个大厅四壁被白布围个遍。林镇南老人如今还对“白布”记忆深刻：“只有办丧事才用白布的，我们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头了。”

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不胫而走。林镇南回忆：“因为具体的情况不太清楚，所以还没有热热闹闹地庆祝。但大家感觉好像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搬掉了，轻松得不得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驻浙侵华日军投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人民政府把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改名为“受降乡”。如今，“受降厅”已经成了纪念馆，按照当年的形制复原了受降场景。

受降厅不远处有“千人坑”。林镇南老人向我们叙述了“千人坑”的来历。驻扎在宋殿村的日军每天晚上10点过后都要到路口抓捕中国人，抓去的老百姓都被关在宋殿碉堡下的水牢里，第二天再拉到村南公路边一个大坑内杀害。他记得，日军最多一次杀害了49人。这个日本鬼子的屠场里，掩埋着上千具尸骨，许多人的姓名和来历则无从查考。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新安葬了遗骨，把“千人坑”遗址修缮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年来，有超过50万人到这里凭吊。包括《东史郎日记》作者东史郎在内的日本友人也多次到受降了解历史真相，忏悔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军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鬼子在这里投降，既是向中国人民投降，也是向宋殿人民投降！”另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张有来说。据他多年的调查，仅宋殿村在抗战8年中遇害的村民就有331人，被毁房屋近2000间。

岁月流逝，经历过那段苦难的老人一个个离开人世。林镇南和张有来有一种紧迫感。他们一直承担着“义务讲解员”的工作，不厌其烦向来客介绍着那段历史，想在有生之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带着血泪的故事。张有来说：“有受降这个地名，日本就不敢不承认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罪行！”

世事变迁，有人曾提出要改动“受降”的地名，理由竟是方便吸引外资。但每次都遭到受降老百姓、抗日老战士和学者们的强烈反对。历史在他们眼中比几个洋钱要重得多。受降镇一位干部说：“丢掉这个名字，就是丢掉我们的历史，丢掉我们对8年抗战中死难者承担的责任，丢掉对全中国人民承担的责任。受降，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芷江受降坊

受降坊在芷江城外七里的七里桥，桥是石拱桥，跨度不到100米，桥边一座石碑，上刻“日军投降之地”。七里桥对面，隔着湘黔公路（今320国道），是世界上惟一一座二战胜利纪念标志建筑——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纪念坊以白石砌成，四柱三门，造型像一个“血”字，坊上有这样的碑文:“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1945年8月21日，正是在这里，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此地与中国陆军领导人洽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如今，受降坊的正式名称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

芷江受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的仪式，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因受降地点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史称“芷江受降”。

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受降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