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博学多才，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与博古有着很好的关系。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潘东周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做了李立三的秘书。

正当潘东周前途充满光明的时候，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把持了中共的领导权，潘东周不幸成为他排挤的对象。原因是王明嫉恨潘东周。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在潘东周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做编辑。在莫斯科过惯了安定生活的王明，低估了中国的白色恐怖，经常出入上海繁华场所，被租界的巡捕盯上并抓住审查。

巡捕让王明弄一笔钱来就放他走，脱逃心切的他立即写信让巡捕送给潘东周，这完全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把中共中央置于危险境地。

潘东周接到巡捕送来的信后，立即稳住巡捕，迅速出后门向中共中央报了警。中央火速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地址的同志转移，以防中敌圈套，遭到破坏。

巡捕没从潘东周那里拿到钱，自然没马上释放王明。王明被共产国际保释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不检讨自身过错，反而对潘东周怀恨在心。他报复潘东周的方法是，在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北方的环境十分险恶的时刻，把潘东周贬到顺直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导致潘东周在北京被捕入狱。

潘东周写了悔过书声明退党后，被释放出狱，他情绪消沉，闲在北京家中。期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赏识他的才华，劝他与国民党合作，被他婉言拒绝。苦闷中，他闭门钻研学问，潜心翻译《资本论》。

吴成方认为，怀才不遇的潘东周有很好的条件为特科服务，就派特科成员王继之和李光伟分别去做潘东周的工作。王继之和李光伟是潘东周的同乡和好友，他们鼓励潘东周振作精神，继续为中共党工作。

潘东周决定重新为党工作的时候，杨青林给北京特科提供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这个情报是杨青林审理案件的时候获取的。他了解到，天津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每月向南京政府上缴一份工作报告，以换取每人每月八十元的活动经费。北京特科得知这个情况后，指示杨青林打着张学良的旗号与天津特务机构联系，把报送南京的工作报告抄送一份张学良，也给每人每月八十元的经费，天津的特务机构何乐不为呢，于是，北京特科不仅掌握了天津特务活动的情况，也获取了张学良的思想动态。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何以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