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爱国民主人士

2 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内科主任

简介

“ 改组”一段弯路　他痛别汪精卫

“ 抗日”是非曲直：他选择民族大义

“ 和谈”不可为而为：他走进新政协

“ 建国”如愿以偿：他为民族大厦奠基

敢于直言　做共产党的诤友

立足民革　发挥民主党派优势

◎ 简介

李俊龙（1909—1979），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四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委。

李俊龙是爱国民主人士。为探求民族的振兴，他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过三青团宣传处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为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他出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为建设新中国，他积极参政议政，努力做好国务院参事工作；为祖国和平统一，他不断地向去台的亲朋故旧晓以民族大义。他的报国之路崎岖坎坷。

◎ “ 改组”一段弯路　他痛别汪精卫

李俊龙1909年生于湖南湘乡五区瑶台乡。他的父亲是一位穷困的私塾先生。幼时，他生活虽然清贫，但饱读了诗书。在家庭中，对李俊龙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哥哥李卓然。李卓然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到公立学校读书，不怕危险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后来为探索救国之路又与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李卓然是他的榜样。李俊龙14岁时就读于长沙岳云中学，经彭平之、李仁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在长沙团支部会议上，他直言批评农民运动搞得过火，受到团组织的批评。不久，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3师，没有向组织报告，从此脱离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他肄业于武昌中山大学。

李俊龙曾认真学习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曾研究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美的政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孙中山逝世后，他把目光放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3个人身上，品评谁是孙中山事业真正的继承者。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企图摧毁国民党内反对派、创立蒋家私党当在北伐军事告一段落后，蒋介石为实现个人独裁，先是企图借编遣会议消灭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异己的军事势力，进而与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接连进行混战。而汪精卫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从1929年—1930年，先后发表过《怎样扶植民主势力》、《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怎样做文人》、《二十年民权运动之回顾》、《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内容都是讲“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扶植民主势力”。由于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因此，李俊龙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把汪精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领袖。

1928年汪精卫出国后，国民党内粤方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等以拥汪为旗帜，在上海搞国民党改组运动。陈公博曾办有《革命评论》，鼓吹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反对南京的贪污腐化，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鼓吹以“农工小市民”同盟为国民党阶级基础；顾孟余曾办有《前进》，主张拥汪，但不赞成“阶级基础论”，提倡所谓“超阶级论”。两派虽有“理论”之争，但在拥汪名义下统一起来，于1928年春夏间正式形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政治派别，即一般所称的“改组派”，海外和各省市组织中拥有不少党员。年轻的李俊龙凭借书生意气加入改组派。由于他头脑敏锐、知识丰富、笔锋犀利，很快成为骨干，任北平特别市七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委。

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后，为了在政治上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相对抗，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的桂系请出汪精卫，1930年在北平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当时李俊龙与改组派内中下层骨干反对，认为阎、冯与蒋同是军阀，汪精卫不应作此军事投机；况且，胜不过是以暴易暴，败则不可收拾。但汪精卫、顾孟余等认为：政治是现实的，蒋介石不倒，则一切无从谈起。汪精卫特别赏识李俊龙的才华，北上时特地带上了李俊龙，并委以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秘书（共三个秘书，其他两个秘书，一为阎锡山派提出的马小进，广东人，曾参加过同盟会；一为西山会议派提出的唐昭明，四川人，与谢持接近）。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草稿，决定以汪精卫等7人为扩大会议党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扩大会议常委名单及各机构组织人选确定后，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人选亦经商定产生。由于反蒋运动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的迫切需要，阎锡山、汪精卫、谢持3人于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扩大会议派王法勤常委代表监誓。宣誓就职典礼完毕，即招待来宾及中外记者，宣布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样，南面有蒋介石的政府，北面有汪精卫的新政府，就形成南北对峙之局。然而究竟谁胜谁负，一方面决定于前线的军事，另一方面要看东北张学良倒向何方。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拼命争取张学良，而张左右权衡，最后还是倒向了蒋介石。扩大会召开仅10天，东北军就进了关。9月19日扩大会议的人马撤离平津。阎锡山、汪精卫就职开府如此短命，让李俊龙嗟叹不已。

张学良进兵平津，扩大会议被迫撤移太原，一时间在北平通往太原的路上车人拥挤。阎锡山失去平、津、冀地盘，财政税收大减，商业贸易不振，又需供应数10万军队的粮饷，接待各方大小人物，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善后，这个作了20年“土皇帝”的不倒翁，顿时捉襟见肘，伤透了脑筋。李俊龙于21日随扩大会议撤出北平，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住一宿，22日到太原。初时扩大会议人员未到齐，一切活动几乎停顿。晚间唯一的娱乐，就是到山西大戏院听梆子戏。有次，一个丑角讽刺阎老西（阎锡山）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连醋也喝光了，出语幽默，观众鼓掌，而李俊龙感到啼笑皆非。

蒋介石为了要迫使汪、阎、冯下野，天天派飞机轰炸太原，摇动人心。太原的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由于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组派内部极为动荡。在太原，李俊龙被任命太原约法起草委员会秘书。李俊龙原本不赞成汪精卫北来搞扩大会议，此时又听说，阎锡山选定9月9日就任国府主席，是他认为“九九”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有人讥讽：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扩大会议其不能久乎？大家认为汪精卫和改组派已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因此人心惶惶。有些人投奔蒋介石，有些人当了共产党。年轻的李俊龙从这一幕政治剧中得出初步教训，但汪精卫的才学还深深地吸引着他。何去何从，他在彷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东三省，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李俊龙主张坚决抗战，但汪精卫态度暧昧。1931年，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李俊龙以扩大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资格出席，后与汪精卫一起退出，到上海大世界开会。1932年，由汪精卫提名，李俊龙任中央组织委员会编审科科长。12月5日，他被汪精卫任命为驻纽约领事馆随习领事，同盛芳去美国。在美国他一面工作，一面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组织了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会。

◎ “ 抗日”是非曲直：他选择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软弱的汪精卫发出《艳电》公然投向侵略者的怀抱。李俊龙对汪精卫的期望彻底破灭了。他感到“公私怅触，痛哭了一场”。1938年5月李俊龙回国。然而，李俊龙想以自己的才学振兴祖国，可路在哪儿？就在他迷茫失望之际，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李俊龙猛醒：国难当头应全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抗日战争中。

蒋介石非常重视人才，在了解了李俊龙的才干后，连连提拔他。抗战期间，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以总裁的名义兼任团长，张治中任中央书记长，李俊龙被提为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处长，后来任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组长、《前线日报》社长（宦乡任主笔），后移上饶。他经常出入蒋介石官邸，研究每周政治宣传方针。然而，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政治的风浪中，李俊龙逐渐成熟：不为一党、一领袖服务，只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斗。

1939年9月，李俊龙随谷正纲去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谷正纲升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李俊龙升任社会运动指导处处长。郭春涛是李俊龙的同乡，既是李俊龙哥哥李卓然留法时的同学，又是李俊龙在改组派中的同志。1939年，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郭春涛一起组织“东方文化协会”以团结东方各国各民族共同抗日。由王炳南出面请于右任担任会长，郭春涛请覃振为副会长。李俊龙、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绿川因子、池田幸子，台湾代表谢南光等也参加了筹备事宜，东方一些国家均有代表来。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1940年协会获悉德国驻重庆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法西斯要用闪电战术进攻苏联的重大情报，立即转告了苏联驻重庆大使罗申。事实证明，这份情报对于苏联及时进行战争动员起了决定作用。斯大林为此特意拍来电报，感谢“东方文化学会”。

1941年，李俊龙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服务处处长，兼社会部参事。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军委会借口“东方文化协会”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派特务捣毁了“东方文化协会”强占了房子。三青团改组后隶属行政院，李俊龙任青年工作管理处副处长。蒋介石派他到中央训练团做小组指导员。

1943年2月16日，李俊龙到军委会第三厅，主持军队思想教育，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的口号。出版了《新中国》月刊，《前线》周刊。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毛主席决定次日飞返延安，重庆各界举行隆重的欢送会。这次欢送会由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牵头进行筹备，会前李俊龙周到细致地做了准备。会场设在军委会礼堂。开会的时候，人到的特别多，许多人想要一睹毛主席风采。会议开得很热烈，毛主席讲话之后，张治中致欢送辞。张治中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主要负责人，也是李俊龙爱戴尊敬的上司。张治中不无感慨地说：“这次国共两党进行了和谈，其中艰难曲折，前所未有。经过43天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的，签订了会谈纪要，未达成协议的，共产党还留有恩来先生等继续谈判，我相信中国不久将会出现和平团结、国共双方共同建设国家的大好形势。对促进这次和谈我是有功的，将来如果有人写章回小说的话，请不要忘记《张治中三上延安》这个回目。”他的话引得全场鼓掌大笑，也说出了李俊龙的心声。长桌上李俊龙刻意准备好水果、烟酒、菜肴，会众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食品装进盘内，喝酒吸烟。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温馨融洽，场面热烈。

但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置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公然发动内战，李俊龙与许多国民党人一样，越来越不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前，在重庆林园召集军事会议，白崇禧、陈诚、宋子文、张群和李俊龙等出席。在会上蒋介石宣布了全面内战的计划。会后李俊龙随白崇禧飞往东北视察军事，返回南京后曾致电张治中。

陈诚接张治中任三青团书记长后，任命李俊龙为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处长。参加了庐山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党团合并后，李俊龙仍为第三处处长。会后他飞往北平天津传达决议，见过李宗仁、何思源、陈雪屏。他在平津演讲了一个多月，3月回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全会。

1947年8月李惟果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俊龙升任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纷纷失败、国民经济近于崩溃，各地学潮此起彼伏，一时间人心思变，何去何从是每一个人面临的选择。李俊龙有一个朋友周伟龙是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两人常在一起，就何去何从谈到深夜。在李俊龙的动员下，周决定追随程潜、唐生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担任警卫任务，周伟龙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待命。周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1949年2月4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乘飞机去衡阳的路上，被保密局逮捕杀害。这件事对李俊龙刺激很大。

◎ “ 和谈”不可为而为：他走进新政协

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连连不断地燃烧了一个世纪，中国老百姓强烈地期待和平。当帝国主义被赶走，当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的时候，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对于国共两党的兴衰，李俊龙感慨万端。1949年元旦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求和。1949年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广州，蒋介石要求李俊龙到广州，李俊龙只在广州点了一个卯，就回湖南了。3月25日，张治中发电报，让李俊龙当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3月28日，李俊龙乘飞机到南京。31晚，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居正等国民党要员与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黄绍闳、刘斐、李俊龙等人商议和谈对策。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成员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往北京。

北京对于李俊龙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历代政权都在这里是建都，19年前他也在这里参与了一个短命政府的建立，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可现在共产党已经和平解放了这座城市，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精神面貌已焕然一新，他对这里的一切又都感到新鲜。他知道：和谈，蒋介石没有诚意，李宗仁做不了主，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早一日和平，少一分战火毕竟是人心所向。李俊龙和代表团的成员们为不可为的和平谈判做努力。“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这是和谈代表黄绍竑填写的一首《好事近》，它集中反映了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团成员非常复杂的心情。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团开会讨论解放军过江问题。讨论中，邵力子说：“我们既为和平而来，当和成而返，破裂还有什么前途？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应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而李俊龙认为：“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们意见，缓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马上渡江；下策是和谈破裂。为人民计，宁取中策。”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已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代表团，晚9点，正式谈判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一张长桌，双方代表分坐两边。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概括说明。南京代表团成员听完后，感到草案提法十分严厉。张治中发言说：“国民党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对自己的错误愿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承认。不过前文中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酌加删节。”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40多处修改意见。15日，中共代表团根据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李俊龙与南京代表们认为，这一稿已经有了20多处修改，接受了所提修正意见的半数以上。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接受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的好。因此，可以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16日，张治中派黄绍竑和屈武带协定返南京。在期待和焦虑中，李俊龙和南京代表团等来的回答是：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失败。

在北京，李俊龙心悦诚服地感到，共产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当周恩来和中共和盛情邀请全体和谈代表团成员留在北京时，李俊龙高兴地参加了新政协。

◎ “ 建国”如愿以偿：他为民族大厦奠基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为这一天盼望了一百年，奋斗了一百年，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人们欢天喜地。新中国是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立的，百废待兴。

救国兴国之路曾经是那样坎坷，那样艰难，而此时李俊龙面前的路豁然开朗，他感到有太多的事要做。1949年10月28日，李俊龙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政务院作为新政府的中枢非常忙碌。参事室分为五个业务组、六个地区组：李俊龙为中南区组召集人。

国体是靠制度支撑的，制度需要政策、法令来贯彻实施。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开国之初建立制度无经验,多在摸索中,政务院参事室的任务是研究及草拟政策、法令、法案。李俊龙和参事室的全体同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要学习，学习共同纲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苏联的经验，还要对每一个草案的形成进行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的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然后提请上级批准。时间紧、任务重，参事们常常不眠不休，不分昼夜地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等纲领性文件、政策性文件就是这样产生的。根据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特别的指示，李俊龙与谭惕吾、卢郁文、刘孟纯一起参加研究政府机关的会议制度、报告制度、检查制度和总结制度。

为了检查政务院颁布的各项政策、法令、决定、指示等的执行情况,国务院的参事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深入全国各地，工矿农村进行调研。1950年，李俊龙和卢郁文一起奉派到西北视察财经工作，1952年，李俊龙赴东北、华东进行有关政府工作制度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关于政策、政令推行情况的了解。在参事室李俊龙和他的同事每天要审阅各地区的综合报告与专题报告,并将情况、问题摘要综合向领导反映，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李俊龙带头报名参加。1950年10月，李俊龙为总领队，率17位同志参加了中南地区的土改。

新中国成立头两年，政务院对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建设、财政金融改革花了很大力量，1952年土改结束后，农村的新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参事室又把研究重心放在农村，研究的问题是：财经方面拟以农村生产、城乡物资交流、农村合作、农业税收和农村借贷关系等为重点；政治方面拟以民主建政为重点；文教方面拟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土改后农村文教卫生的发展为重点。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加强资料的搜集、钻研和调查、视察，李俊龙与其他参事先后分赴到各地参观土改工作。并将视察结果整理、分析、研究，提出报告、建议，写出文章。毛泽东看过李俊龙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非常赞赏。1951年3月2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信说，李俊龙所写文章可与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一起出一本书。

在百忙中，李俊龙不忘关心时事政治。1952年他写了《从国际经济会议年历两个世界》，这篇文章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洋洋洒洒近万言全文刊载在人民日报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李俊龙一生中最忙碌、最充实、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他看到了工人农民的笑脸，看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看到了国家在一天天好起来。

◎ 敢于直言　做共产党的诤友

民主自由是李俊龙的政治理念，他认定，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需要民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议论自由、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科技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政治的清明。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真心地希望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强盛起来。他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勇于负责，敢于直言。

由于工作，李俊龙经常到各地视察。从华南到东北，全国大城市几乎都有李俊龙的足迹。在调研中他发现，有的党员有功臣架子，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拒知识分子于千里之外。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是有相当自尊自爱的。他希望党员要广交天下贤能之士，放下架子。1953年7月，李俊龙在政协座谈会上提出一个挑战性的口号：“不要算旧账！”“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同时他要求：“非党人士也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不要妄自尊大，文人相轻，这样才能向工农学习。”他说：“双方放下架子均有好处，互取其长，互去其短，互相学习，墙沟便会消失。党员要多看知识分子的进步一面，不要算旧账，光看他们的过去；非党人士也要多看今天，明天，有些人在三反五反当中受了些委屈，不要老记住过去，要向前看。有的人今天还有顾虑，是以过去情况来看今天，我们应该信任毛主席和党，信任自己，这样双方距离就会缩短。”

1954年宪法颁布后，李俊龙特别注意法制的建设和落实。他了解到，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百分之七十不按期开，这是由于干部们习惯用党和干部会议代替法律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他认为，加强干部的法制思想教育很重要。他在政协视察座谈会政法组座谈时说，对公安和司法部门应该进行检查，看他们是不是按法律办事。同时，审判工作人员质量不高，原因是司法干部素质低，没有文化和审判知识，有的连批示和判词都写不好。他提出，过去搞过法律工作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吸收参加法律工作，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建议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培养司法人员的系、校要大量成立。”

1957年统战部号召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人担心充分揭露矛盾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李俊龙说：“过早担忧，不会利于鸣放，肯定说，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要相信党，相信自己，我们不会有削弱党的言论和行为的。在整风中民主党派成员，应当发挥助手作用，不要自卑，不要兴歌功颂德，要分辨好坏分清是非，帮助党和政府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根据自己在东北等地区视察16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

“直言”是李俊龙为人的风骨，坦诚是李俊龙为人的品格。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虽然反右时他遭到误解成为右派，但最终得到了平反。他是共产党的诤友。

◎ 立足民革　发挥民主党派优势

由于历史渊源，李俊龙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成员一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是1948年1月成立的，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新中国成立时民革的成员很少，组织也很薄弱。李俊龙在民革中央任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他认为，民革成员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上有他一套熟练的政治经验，所以应该发挥他特有的作用。1950年在民革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放手发展组织的建议。不久，民革中央成立发展北京各机关组织临时工作委员会李俊龙任委员。1950年12月在民革的二中全会上做出了：“我们必须在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总要求下，加强组织，发展党员；首先对于人民政府机关的在职人员，过去时曾参加过旧国民党组织，而现时在工作和学习中有良好成绩表现者，应积极的大力争取”的决定。李俊龙首先从自己工作的政务院开始发展民革组织。民革在政务院工作的有20名党员，政务委员有3人，参事、秘书有17人，在李俊龙、屈武、于振瀛的积极筹备下，在政务院的支持下1951年5月30日成立了民革政务院小组。以后在人民监察委员会、内务部、交通部、海关总署、贸易部、邮电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迅速组建了基层组织。到1952年8月，一年内建立了20个组织，发展了两倍以上的党员。

民革作为新政协的一员，共同纲领就是民革的行动纲领，三大任务就是民革的任务。在抗美援朝中，李俊龙和民革领导们一起带头捐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府机构的接管、变迁中，一方面有大量的学有所长的人失业，一方面是新的机构缺少熟悉业务的人才。为此民革的一项工作就是组织、救济失业人员，介绍合适的人选到各机构工作。1953年，李俊龙在起草民革二届三中全会中常务委员会的报告时提出，调动积极因素发展民革，完成民革的任务和作用。他在组织部和中央的各种会议上，经常强调：组织要代表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1956年7月他起草民革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凡是已经开展社会联系工作的地方，应努力创造条件，将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吸收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入党，基础好的，还应努力提高比率。

除了新中国初建时的中心任务外，由于民革与原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对台工作是民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李俊龙在国民党上层，与蒋经国、陶希圣、李惟果、黄少谷等人相熟，对台工作有天然优势，因此，民革中央成立对台工作委员，李俊龙就是委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70年代末，李一直在向台湾老友做工作，为祖国统一尽力。1965年，在他们的努力下，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大陆。在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那天，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前来欢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彭真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济深、程潜等纷纷上前与之会面；尤其是当年由李宗仁派遣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李俊龙、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卢郁文、屈武、刘仲华也到机场欢迎他。李俊龙为祖国统一大业付出过许多心血。直到临终的那天下午，他还参加了全国政协国际组的座谈会，畅谈了我国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对于我国早日实现四化，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充满信心。他殷切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祖国统一做出积极的贡献。

李俊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路。他把自己全部的知识和才能都献给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李俊龙，主任医师，196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1983年获得中医基础理论硕士学位，从医四十余年，并跟随名老中医魏龙骧学习，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临床擅长治疗肝病、肾病、消化系统疾病，如胃炎、肠炎等，免疫系统疾病及心脑血管病，肿瘤保守治疗。对于甲亢、溃疡病、糖尿病、气管炎、疲劳综合症，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等病的治疗效果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