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的主调可以说是以儒家茶道为主的。茶道中充满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也有对其他人际的热情。饮茶，自己养浩然之气，对人又博施众济，大家分享快乐。清醒、达观、热情、亲和包容，构成儒家茶道的欢快格局。既承认苦，又争取乐，比较的“中庸”，易于为一般人接受。而佛教茶道则没有这种欢快的格调，它更为强调“苦寂”，强调“苦寂”中的“顿悟”。

中文名：佛茶文化

思想：强调苦寂中的顿悟

形成时期：唐朝

奠定者：禅宗

佛茶文化由来

九华山佛茶(肇始于唐 初兴于宋 驰名于明清 大发展于当代)

普陀山佛茶

峨眉山佛茶

儒、道、佛茶文化(儒家茶文化的养生思想 佛教茶文化养生思想 道教茶文化的养生思想 茶道的养生思想)

佛茶文化由来

那么既然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这两种东西怎么会如此紧密地连诀相伴，而调和成另一种茶文化――佛茶文化呢？

对于中国佛茶文化的形成，不能不提及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光辉时期――唐王朝。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逐渐发展，但其发展总摆脱不了“依附”二字，只是到了隋唐，尤其是唐代，由于朝廷的提倡而得到了特殊发展，使僧居佛刹遍于全国各地。许多寺院不仅成为传播佛学思想的地方，而且也是经济单位，许多高级僧人都是大地主，和尚中的上层人士不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锦衣的优裕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闲适，饮茶需要耐心和功夫，把茶变为艺术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寺院常建于名山名水之间，气候常宜植茶，而僧人们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所以把茶与精神结合，佛之弟子是最好的人选之一。由于僧人清闲，有时间品茶，僧人修炼也需要饮茶，加上唐王朝大力发展，弘扬佛教，僧人行遍天下，从而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全国的流行。可以说这是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不朽功德。

但是使佛理与茶理真正结合，形成佛茶文化，是禅宗的贡献。至今在中日等国还流行的“茶禅一味”的说法即是明证。禅宗，只是佛学诸派中的一派，但其对奠定佛茶文化的精神基础，是功不可泯的。

禅宗主张以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德，不立文字”。就是说，心理清净，无有烦恼，此心即佛。其次还主张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因为它的出现，使佛茶文化有了自己独立的意境。

禅宗的有无观，是十分有意思的。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不过是劝人心胸豁达些，真靠坐禅把世上的东西和烦恼都变的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从这点说，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禅宗在茶中熔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是修道的一种“创新”，若按印度佛教的原义，今生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也无济于事，只有干坐着等死罢了。但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你把事情都看淡些，就“大觉大悟”了。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茶禅一味”，茶道精神与禅学是相通的。正是由于禅师们在追求静悟方面的执着，使佛茶文化的意境得以确立，将饮茶从技艺提高到了精神的高度，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茶道”二字。

九华山佛茶

九华山位于长江下游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是佛教中地藏王菩萨道场，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一座以佛教与茶文化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

九华山山势雄峻，九座主峰均在海拔千米以上，秀出云表，清奇多姿。山中雨量充沛，清溪细流，涌泉飞瀑。林木葱笼，杂花生树。生态环境良好，茶树资源丰富。

九华佛茶就产于九华山及其周边地区，它是以地方茶树良种优质鲜叶为原料，按照特定工艺加工而成的，其外形扁直呈佛手状。九华佛茶历史悠久，其前身是九华毛峰，犹以前山下闵园的闵园毛峰和后山黄石溪的黄石毛峰最为著名，而九华毛峰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的九华茶。

肇始于唐

金地藏有一首情真意切的《送童子下山》诗：

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

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

添瓶涧底休拈月，烹茗瓯中罢弄花。

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

诗中写到“烹茗瓯中罢弄花”，可见当时金地藏与其弟子们也是饮茶的。但此诗颔联又作“瓶添涧底休拈月，钵洗池中罢弄花。”，如果如此，则该诗与茶无涉。

南宋陈崖在其《九华诗集》“煎茶峰”诗中自注：“昔金地藏招道侣于峰前，汲泉烹茗。”又注：“广化寺钟楼其上”。由此可知，在九华山有座煎茶峰，其峰在宋代的广化寺钟楼的上面，而山峰的得名是因为金地藏常于峰前汲泉煎茶。陈崖“煎茶峰”诗再次说明金地藏不仅自己喜欢饮茶，还经常煎茶招待道侣。当然，仅凭此诗我们还不能确定，金地藏招待道侣的茶是九华山土产茶，还是山外茶。

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进士，其生活时代与金乔觉大致同时。江淮泛指江南、淮南，是唐代茶叶的主要产地。其时，安徽的霍山黄芽、潜山天柱茶、宣城丫山横纹茶、祁门方茶，都是当时的全国名茶，而作为江南名山的九华山产茶也不足为怪。

《封氏闻见记》又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侠，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供佛徒坐禅驱睡和招待香客、游人，在佛门被广受欢迎，寺院僧人饮茶成风。唐开元以后，原本不产茶的北方，受禅宗佛教饮茶风尚的影响，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九华山地处盛产茶的江南，于盛唐、中唐时种茶是极有可能的，九华山上僧人饮茶更是理所当然。

初兴于宋

南宋时的左丞相周必大遍游九华，曾撰写《九华山录》，他游九华，“至化城寺，……谒金地藏塔，……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北苑在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所产龙凤团茶专供皇家，是有宋一代最脍炙人口的名茶。周必大在品尝九华山土产茶后，评价其滋味可与以北苑茶媲美。显然，宋代九华山不仅产茶，而且茶的品质优异，甚至接近当时最负盛名的北苑贡茶。

陈崖《九华诗集》“茗地源”诗有：“暖风吹长紫芽茎，人向山头就水烹。”并自注：“晏生岩北溪上，产茗味殊佳。”可见，九华山晏生岩北溪上所产茶，其味特别好。陈崖此说与周必大的评价相一致，由此足见宋代九华山之茶以其卓越的品质而崭露头角。

然而，宋代九华山所产茶是什么样的茶？唐代茶有粗、散、末、饼四类，而以饼茶为主。宋代茶有片、散两类，此外尚有用散茶磨制而成的末茶。所谓片茶，也就是团饼茶，以建州的龙团凤饼贡茶最为著名。但在建州之外，则逐渐改饼为散，所谓散茶，当时乃为蒸青绿茶。宋代，连唐时最著名的生产阳羡贡茶的义兴也改生产散茶。北宋葛常之在文中说：“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谓之草茶而已”，草茶即散茶。从南宋时起，虽然宫廷推崇北苑贡茶，仍为团饼茶，但在民间却开始风尚起散茶来，及至元朝，散茶进一步普及开来。其时，象江西洪州的双井茶、浙江的日铸茶都是当时的散茶中的名茶。九华山也不例外，其茶当为蒸青绿茶。

南宋陈崖“煎茶峰”诗：“春山细摘紫英芽，碧玉瓯中散乳花。”“缓火烘来活水煎，山头卓锡取清泉。”宋代九华山所产之茶应为芽茶或叶茶。

驰名于明清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茶录”之“产茶有名者”中有“池州之九华”。

清代，刘源长《茶史》“茶之名产”记：“九华山有‘空梗茶’，是金地藏所植。大抵烟霞云雾之中，气常温润，与地所植，味自不同。”

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通志》：池州府属青阳、石棣、建德，俱产茶。贵池亦有之，九华山闵公墓茶，四方称之。”

九华山茶在明清时期已驰名全国，为当时的名茶。明朝初年，朱元璋颁旨罢贡团饼茶，客观上促进了散茶的发展。明朝前期，沿续宋元以来的蒸青绿茶。到了后期，除在浙江长兴罗岕还产蒸青绿茶外，已都改生产烘青或炒青绿茶。明朝前期的九华茶当属蒸青绿茶，晚明以后的九华茶应是烘青绿茶。据记载，九华山历史名茶有“天台云雾”、“龙池云雾”、“东岩雀舌”、“九华龙芽”、“南苔空心”、“肉身仙茗”等，而据考证，“天台云雾”即现代的“黄石溪毛峰”，“龙池云雾”即现代的“闵园毛峰”。

大发展于当代

1915年，黄石溪毛峰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是九华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但随后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十年动乱，九华山茶业发展缓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九华山的茶业才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安徽农业大学茶业系林鹤松教授主持省科委下达的“九华山名优茶开发”科研项目，研制开发九华名优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世纪初，池州市进一步整合茶叶品牌，确立了以“九华佛茶”作为主打产品的战略，使九华佛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普陀山佛茶

普陀山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是我国绿茶类古茶品种之一。产于浙江省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山。该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环岛约40公里，有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院为主的建筑群，素有“海天佛国”之称。普陀山茶，因其最初由僧侣栽培制作，以茶供佛，故名佛茶。普陀山佛茶茶道，包括迎宾、净手、焚香、添水、请佛、净盏、点茶、献供、调茶、供佛、敬客、回念、礼毕等13到程序。禅宗强调自身领悟，即所谓“明心见性”，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禅宗在茶中熔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茶禅一味”，茶道精神与禅学是相通的。正是由于禅师们在追求静悟方面的执着，使佛茶文化的意境得以确立，将饮茶从技艺提高到了精神的高度，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茶道”二字。普陀山种茶，约始于唐代，其时佛教正在中国兴盛起来。寺院提倡僧人种茶、制茶，并以茶供佛。僧侣围坐品饮清茶，谈论佛经，客来敬茶，并以茶酬谢施主。据《定海县志》载：“定海之茶，多山谷野产。……普陀山者，可愈肺痈血痢，然亦不甚多得。”清康熙、雍正年间，始少量供应朝山香客。清末，由于轮渡通航，香客及游览者大增，从而促进了佛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茶园扩展较大，并建立了茶场。1980年以后开始正式对外销售。

峨眉山佛茶

据《峨嵋山志》载：「峨嵋山多药草，茶尤好，异於天下；今水寺后的绝顶处产一种茶，味初苦甘，江南春?

此茶采自清明节前，白雪未尽，春芽初萌时，故名“峨眉雪芽”，唐时名“峨眉白芽”、“峨眉雪茗”。宋明以来，又有“雪香”、“清明香”等雅称。自古以来誉称峨眉名茶中的精品。早于公元7世纪中，即以中国十大名茶的显赫地位，著录于茶圣陆羽的《茶经》和李肇的《唐国史补》等古籍之中。“峨眉雪芽”盛产于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处，常年云雾空蒙的赤城峰、白岩峰、玉女峰、天池峰、竞月峰下和万年寺一带。冬寒未解，新芽却披着朝霞晚翠破雪而出。宛如慧眼微合，虽小芽一叶，细细观之确有得禅静之妙。春雨初霁，僧人口念弥陀，净心采摘。必用姆指和食指之尖，轻掐其芽，否则嫩芽蔫而不鳝，其茶色味顿然而逊。以山在年轻女尼所采之茶尤称妙品，她们既有一颗妙善的慈悲心，又有飞针走线、巧绣陀花雨的佛性；玉手纤纤，禅心净净，虔诚诵偈，采供佛前，这是任何茶乡、茗山无法相比的。唐代著名诗僧贾岛畅饮了“峨眉雪芽”之后，在《送朱休归剑南》诗中咏出了“新芽抽雪茗”的美誉。白居易是个饮茶大行家，他写了一首《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谢人送赠的四川新茶，说的是：「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眼，未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收到包封的新蜀茶，白居易立即添水煮茶尝新，并写诗致谢友人，也不忘自?F是识茶之人，他尝到的，想是那时的峨嵋雪芽了。至明朝万历年间，峨眉山高僧无穷禅师不辞万里艰辛赴京面圣，携清明雪芽为供品，神宗偕慈圣太后品茗甚悦，御赐峨嵋茶园，僧众广种此茶。公元1174年，南宋著名诗人际陆游与峨眉山的别峰大师结成忘年之交。1181年的阳春三月，大师听说陆游调任崇州，深感“相见时难别也难”，虽方外之交也不免离情依依，便差寺里小僧送去刚从中峰寺后白岩峰下采摘焙制而成的“峨眉雪芽”，以为道别之仪。陆游高兴之余请来了两位茶道名士，取了丁东井的清泉，品茗于万景楼下的林樾中，吟出了他的百首茶诗中的佳作：“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置风炉清樾下，他年奇事记三人。”。至清康熙年间，圣主品此佳茗，命僧众年年逢清明必贡此茶，至此京华内外享誉此“第一山中第一禅茶”

而今峨嵋山上，清明时节，白雪未尽，春芽初萌时，重现山中僧尼沐浴静心，口诵佛经轻捻新芽，延续1000多年的茶禅一味。承日月之精华，汲山木之灵气，蕴佛禅之慧心，得此佳茗。

试想古寺老藤，煮茶对弈，夕阳苍松，栖霞晚风，何等清逸。“和以行之，敬以志；轻以居之，寂以养志，雪芽得之，佛近心已”

一壶茗茶品禅味；

半榻茶烟养性灵。

峨眉山佛茶在发展中，从对茶的精神理念到具体的茶事活动，皆形成独特的文化归属。在佛门看来，峨眉山茶是佛之所赐，是随普贤菩萨驻锡峨眉山并以之作为弘法道场的法意，是降福于众佛弟子之馈赠。它具有却百疾、驱秽气、延年益寿疗效的同时，还具备了清心明目、智慧善根、禅悟一切人生的精神意向与菩提心向。“玉手纤纤，禅心净净，虔诚颂诵，采供佛前”。

儒、道、佛茶文化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在整体上是一个综合的集成体,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渗透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其中典型的体现即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中国茶道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的学说则为茶人的茶道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同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中国人赋予它精神文化上的含义,它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思想的浸染,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道精神。

儒家茶文化的养生思想

儒家以茶养廉,道家以茶求静,佛学以茶助禅,中国茶道思想融合了儒、道、佛诸家的精华,其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从古代中国思想发展史来看,还是以儒家思想贯穿始终的。

1.儒家的“中庸之道”贯穿于茶道精神之中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它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中庸之道”、“中和哲学”,即“中”的境界上。儒家主张通过饮茶沟通思想的中国茶文化。因为茶生于山野中,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饮之可令人心灵澄明、心境平和、头脑清醒。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 儒家学说认为茶可以协调人际关系,茶可以养廉。赋于茶以清廉、高洁的品性。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人之大木也;和也者,人之达道也。” 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反观我们的茶文化,无一不是渗透着“和”的思想。从采茶、制茶、煮茶、点茶、泡茶、品饮等一整套茶事活动中,无不体现“和”的思想。这就是儒家“中庸之道”,它是中国人奉行的人生大道。

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纯洁、儒雅、和谐的气氛,恰好体现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中庸和谐的理想精神,“和”是儒家的至高理想境界,茶道精神亦以“和”为最高境界,这充分说明了茶人深切地把握了儒家中和的哲学精神,儒家文化与茶道精神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陆羽吸取了儒家的中和精神,创作了茶文化巨着《茶经》,其间贯穿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他通过茶道精神。精行俭德宣传儒家的和谐理想,带给后人陶冶情操的审美情趣和充满理性的哲学境界。唐代斐汶的《茶述》: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至若茶之为物,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刘贞亮的《茶德》中提出“以茶可得道”,道指的即中庸之道。

2 .儒家文人借茶抒情,以茶雅志

无论是谈儒家思想还是中国茶道,都不能不浓墨重笔地谈谈文人士大夫,饱读儒学的文人对茶之品性有极其独到透彻的认识: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秉朴实、清寂之性格,具有超凡脱俗的灵性。他们认为茶亦清高之物,是与文人的灵性相通的。儒家文人不污时俗的清高,茶道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味:“清高精神”。

茶道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与自然结合的艺术,内在要求一种气质氛围,而儒家文人更讲究的是品茶的艺术氛围,使茶道不断“雅化”。“雅”指的是高尚、文明、规范正确、美好赏心。“雅”与“俗”是判若两然的,茶道最忌俗,惟避之不及,而茶道之于儒家,特重这个“雅”字,唐代著名宦官刘贞亮对茶道有深入的研究,说茶有“十德”,其中以茶可雅志的提法是绝妙无比的。茶与文化联姻,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自然而然地承载了儒家文人清高之上的文雅气质。儒家对茶性本身的朴素有更深刻的认识,最懂得雅俗的分别,关系到人格及人性升华与否的问题。陆羽作为茶道精神的首创者,而今人梁实秋先生依然欣赏“清茶最为风雅”,“清香不俗”不难让人领悟到茶道精神从古延续至今风度和雅气犹存,儒家的人性与茶性默契地结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以茶之性可养。

佛教茶文化养生思想

茶的特点是“清”,古人说它是“清虚之物”,而把品饮茶的嗜好称为“清尚”。这一个“清”字,宜于同人世间摆脱了名利枷锁的“清”字相配,所以 人常说“茶如隐逸,酒如豪士。既然茶是至清之物,就不可避免地为主张清心寡欲、六根清静的佛门所认同了,所以,自西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茶很快就成了僧人坐禅所不可缺少的饮料。佛教规定:在饮食上遵守不食肉,戒荤食素;在思想上求清虚,离尘脱俗。茶之清苦之性正是适应了佛教的这种禁忌。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坐禅时可以通宵不眠。 （二）满腹时,帮助消化。（三）茶为不发之药（抑制性欲）。于是喝茶就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事。

1.禅与茶的密切关系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4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神农本草》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日。”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坛师,我国唐代茶叶科学家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络、明目等功效,宜少精行俭德之人”。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因此茶与佛教的结缘,最早的契机可能是茶的破睡功能。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 禅宗修行的内容:分戒、定、慧。禅宗的戒律是很严格的,要求佛教僧侣戒酒肉、戒性欲,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所谓定与慧,就是要求僧侣坐禅修行、心无杂念,以此来体悟大道。同时要求做到:“枷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而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药理功能,加上本身所含的丰富营养物质,对于坐禅修行的僧侣非常有帮助,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随后,佛教僧侣对茶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发现茶味苦中微带甜味,茶汤清淡洁净,适合佛教提倡的寂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加上饮茶有助于参禅悟道的神奇功能,于是佛教对茶的认识从物质层而又上升到精神层次,发现了茶与禅的内在本质上的契合,然后加以发挥提炼最后终于形成禅茶一味的理念。

佛教坐禅饮茶,有明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跃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旱记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愁寒暑,昼夜不眠,诵经卷,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

在长江以南的各名山禅寺、佛门圣地,僧人、道士大多种茶、制茶、饮茶,其中不乏高龄人,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应不无关系。在俗信的范围内,还有人相信茶能使人返老还童。据说古代有一个老和尚,久患重病,药石无效。一天一个老翁来告诉他:春分前后,雷声初发时,采摘蒙山中顶（即今四川蒙顶茶产地雅州蒙山中顶上清峰）茶,以本地水煎服,能治宿疾。如每年服用,永无疾病。老和尚依言而行,宿疾果然痊愈,而且体健不衰,眉发返黑,看上去很像二十来岁的青年。于是后人都说蒙顶茶有返还童的功用。

开元之后,江南出现了一个才僧——释皎然,他嗜茶如命,也善于品茶,留下许多有关赏茗之诗篇,也正是他开始将茶理与禅理结合起来。其一首《饮茶歌消崔石使君》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破烦恼”是佛门欲通过修行而达到的解脱状态,皎然竟认为通过饮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见茶之神妙。

为了适应僧徒坐禅时消除疲劳、放激精神、阻止磕睡,从而达到止息杂虑,安静沉思;另外,茶苦而后甘,其滋味本身在于自我品尝,而难以明示;再加品饮者的精神寄托,似乎就很容易进入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这也正符合佛教觉、悟、参禅明义之说和“涅盘清寂,超脱轮回”的佛法主张。因此,佛家把茶叶视为“神物”,历来倡导饮茶。唐代封演《封氏见闻记》中云:“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王昌龄的《题净眼师房》中也有“百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记载。

2.禅茶一味,修身静虑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其主张包括:“以坐禅修行的办法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坐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颇接近,有利少净化思想。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进一步中国化,主张“顿悟”。即心清静空无即是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这自然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他又主张“相对论”,与道家阴阳轮转思想相接近,也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纳。他还主张佛在“内心”,过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为僧。这对统治者来说,免得寺院过多与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赋税;对一般人来讲,修行也容易做到;对佛门弟子来讲,可以免去诸———多清规戒律,比较贴近正常人的生活。故禅宗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唐以后,十大夫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十大夫指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礼仪,便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乐而不为!于是,佛教徒与饮茶的十大夫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自此,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

饮茶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一直是人们所相信的。正如唐人封演所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道:“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由于禅宗的提倡,寺院僧人饮茶成风,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都进有一智僧,年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残,素不知药性,惟嗜茶,凡属至处处,惟茶是求,或遇百碗不厌’。”茶竟有如此长寿之功用,其被推崇之甚也可以想象了,到后来居然到了神秘的地步。据佛教传说,茶叶乃为禅宗之祖达摩所造,当年达摩祖师为了不致在坐禅时打磕睡,便割下自己的眼皮,遗弃在地上,一夜之间,眼皮变成了茶树。从此,茶就有了提神少眠的作用。唐朝禅宗发展很快,随着佛教弟子的足迹,茶也遍及全国各地。

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已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可见,通过饮茶亦能认识到自己的佛性并保持这种“佛性”。那么,饮茶便和参禅有了同等的作用,都能达到“真如佛性”的本体境界。

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茶与禅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体感受,非深品之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静、安谧。参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佛教徒以茶资修行,单道开、怀信、法瑶开茶禅一味之先河。佛教与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乐感的。

道教茶文化的养生思想

中国茶文化是综合性文化,既有儒家佛家的思想,又洋溢着道家的追求清雅、向往和谐的浪漫理想,借品茗践行和普及清和、俭约、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

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茶也成为道教的首选之药,饮茶与服药一致。 道家在“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注重茶的保健养生的功效,以茶来助长道行内力。武夷十六洞天有茶洞,名曰“碧玉幽微洞”。那里生长的瑞草,是天赐道家的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更能体悟,增添功力和道行。宫观道士对“金丹成仙法”望而生畏,茶对道家修炼方法有利,因其教义无非是清静无为,重视养生,所以道士们皆乐于用之。道士们不但以饮茶作为修行之药,而且提倡以茶待客,进而还以茶作为祈祷、祭献、斋戒、供品或济世疗疾。

在唐代以前,就有许多关于茶与仙药的传说,六朝道教理论家陶弘景的《杂录》里说:“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由此可见,随着神仙金丹说的兴起,茶的药效被逐步夸大,作为一种植物的茶的形象也就随之升格,变成了仙药,这正是武夷真君,“养气延年,其功在茶”的秘诀。

山中茶的自然功效很多,一可解毒,二可健体,三可养生,四能清心,五能修身。道家认为茶乃草中精英,食之可以祛疾养生。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使自己的静修得到提高,道家品茶主要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于是茶成了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

道家对养性与养气很重视,把它们看得比养身还重要。认为只有养性为主,养身为辅,才是真正的养生。道家的指导思想是尊生乐生,道家认为人生活在世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为了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加快乐,不是消极地等待来生,而是主张适应自然规律,把自己融合在自然中,做到天人合一。 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茶人最能领略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1.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在茶道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回归渴望,以及人对“道”的体认。具体地说,人化自然表现为在品茶时乐于于自然亲近,在思想情感上能与自然交流,在人格上能与自然相比拟并通过茶事实践去体悟自然的规律。这种人化自然,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不同,中国茶道“人化自然”的渴求特别强烈,表现味茶人们在品茶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境界。

2.自然化的人

“自然化的人”也即自然界万物的人格化、人性化。中国茶道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所以在中国茶人的眼里,大自然的—山—水—石—沙—草—木都显得格外可爱,格外亲切。 在中国茶道中,自人化不仅表现在山水草木等品茗环境的人化,而且包含了茶以及茶具的人化。

道教与茶

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道教徒的饮茶与服药是一致的。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杂录》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黄山君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饮茶可使人“轻身换骨”,可满足道教对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中国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情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以及“更觉鹤心杳冥”那种与大自然达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道教文化对茶文化的影响

道教主张修炼养生,“道家品茶主要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无死入至”超脱尘世,希求长生不死;所以用各种道术和吃长生不死之药求仙。早期的道教由于科技落后所致,加之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影响甚深,他们一方面积极探寻长生不老之药,一方面始终把茶叶视作“灵芝草”。因此在宫观庙宇中还有“名山必产灵草（茶）”的口头禅。他们认为饮茶最能养心,养心即可实现人与自然美合而为一,进入“无我”意境,从而就能“长生不老”（按现在的说法即是延年益寿）。可见,茶在道家心目中是多么崇尚的珍品啊!道教修炼主要在于修心,修心在于主静。因为道家认为“静是产生智慧的根源”。司马承祯在《坐忘论·收心》中主张“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这与佛教的禅定方法有点类似。加之道教也有与佛教相类似的戒律,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茶之清淡、性俭、提神益思、中正平和、超然空灵,有利信道者修炼达到“收心离境’,“静则生慧”之目的。

纵观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史,道家思想在华夏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中是占有举足轻重位置的。既然如此,那么道教文化自然也对历代不少文人学士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而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被历代文人学士广泛地接受并发扬光大,这也正是因为茶之淡泊、清纯、自然、朴实的品格与他们追求“淡泊、宁静”,崇尚“行俭、谦和”的道德观是相一致的。因此,从历代一些文人煎茶、品茶、咏茶的高雅意境中我们不难悟出:他们“清静无为”的追求,“超凡脱俗”的神韵,以及“崇尚自然,反朴归真”的茶艺礼规,点点滴滴,无不洋溢着道家气韵,闪烁着道教文化的色彩。并且,历史上有不少茶诗、茶画等也是道家学者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矛盾中宣泄情感时留下的茶文化遗产。这对中华茶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茶道的养生思想

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的价值、最早利用茶叶的国家,又是茶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茶不但被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徐徐体味和欣赏之中,使自己的感情升华,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也被当作了保健品。人们在发挥茶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发现了它能够祛除毒素,解除疲乏,消除病痛,延缓衰老。于是,茶文化成了一种养生的文化。文人们热衷喝茶蕴涵着他们追求健康、长寿的功利目的。但是,这也仅仅是他们对于茶的最为基本的物性追求,在这背后更是他们对于茶所寄托的深厚情感,对于生命所寄托的无限关爱。

茶以其实用价值,让人们得到物质上的享受,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 那就是“养生”。从上述意义来说,茶文化是养生的文化。又得以凝聚丰富的人文意义,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这和中国文化注重“养生”—重视生命、重视生活密切相关

正因为茶具有清新、雅逸的自然人性,能使人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恰与中国人提倡的“清静、恬淡”的哲学思想合拍,也符合中国传统儒道佛二家追求的“内省修行”思想。所以我国历代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商贾、佛道人等都以尚茶饮茶为过饮茶的过程来修身养性。千年来,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饮茶有利于健康,茶是最好的保健饮料。并形成了“饮茶养生之术”。

我们不禁惊讶古人对茗饮竟是如此的细心周到,茶不但被作为普遍的饮料,也被当作了保健品。人们在发挥茶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发现了它能够祛除毒素,解除疲乏,消除病痛,延缓衰老。于是,茶文化成了一种养生的文化。文人们热衷喝茶蕴涵着他们追求健康、长寿的功利目的。但是,这也仅仅是他们对于茶的最为基本的物性追求,在这背后更是他们对于茶所寄托的深厚情感,对于生命所寄托的无限关爱。中国茶文化的精神是以道家的天人合一;以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为指导;以佛家“普渡众生”的精神为宗旨。中国茶文化是浓缩了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一个文化体系。

佛家饮茶唯心，道家饮茶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