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史

德国文学史，一般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歌德和席勒所创造的文学。“古典”一词在18世纪的德语区曾普遍使用，意指古希腊罗马的第一流作家以及本民族堪称楷模的作家和作品，戈特舍德、盖勒特和莱辛等人当时都被称为“古典作家”。歌德和席勒也曾使用这个词，并为创立德意志民族的古典文学而努力，但他们并不认为德国已经产生了“古典文学”。在18世纪的文献中,没有“德国古典文学”这一概念,更没有人把歌德和席勒的作品称为“德国古典文学”。1839年德国文学史研究的创始人盖尔维努斯第一次提出“古典文学”这个概念，把歌德和席勒于1800年左右创造的文学称为“古典文学”，称这一时期为“古典文学时期”，从此以后，“德国古典文学”这一概念就正式被人沿用。

在文学史家中对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德国古典文学”是指1794年歌德与席勒合作到1805年席勒逝世这段时间他们两人所创造的文学。但也还有小的分歧：第一，有人认为古典文学开始的年代不是1794年，而是歌德到意大利旅行的1786年，这时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1786～1787)最后定稿，席勒写完《唐·卡洛斯》(1787)。这两部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不同于他们在狂飚突进时期的作品，接近于他们古典时期的创作特征。第二，有人认为古典文学不能只提歌德和席勒，还应包括让·保尔和荷尔德林，甚至福尔斯特和索伊默。 德国文学史上所称“古典文学”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德国古典文学是集德国文学创作的大成，是18世纪以来德国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顶峰。

启蒙运动提出理性,强调理智,要求人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和客观规律的约束,要求艺术表现纯洁清晰,符合规律。狂飚突进重视感情,强调自然,要求人的各种力量能得到自由发挥，要求艺术能象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采，变化万端。古典文学将以上两种似乎对立的观点综合起来，要求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自由与必然的和谐统一。在这种和谐统一之中将产生新型的人，即理想的人。这种人既不是只重理性而排斥感情，又不是只放纵感情而无冷静的理智;既不要求绝对的自由,也不做规律的奴隶；既不是孤独的个人，也不是溶化在众人之中的芸芸众生。这种人是完整的，和谐的，是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古典文学所追求的古典人道主义理想。

古典文学的艺术特征是肃穆恬静，清晰明朗，优雅庄重，和谐完善，美是它的一条重要艺术原则。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是把现实理想化，把理想现实化，使艺术高于现实，体现人的理想。古典文学强调艺术的伦理教育作用，但并不认为艺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有自身的价值和规律。艺术的最高价值就是培养教育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古典文学以古希腊文化为楷模。在这一点上，古典文学也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化的集大成者。1755年温克尔曼发表著名的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和随后出版的代表作《古代艺术史》（1764），把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对古希腊罗马的研究推向新阶段。从此，古希腊文化成为人们研究和效法的主要对象。温克尔曼不仅具体地介绍了古希腊的艺术宝藏，而且提出了关于古希腊艺术美学原则的新见解。以后，莱辛对法国古典主义曲解古希腊艺术进行了批判。狂飚突进作家继承了这种批判精神，认为人们所应效法的不是古希腊艺术的形式和陈规,或它的内容和素材,而是古希腊艺术所体现的精神。古典文学是在前人这些努力的基础上产生的，集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前人同法国古典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因此，把德国古典文学等同于法国古典主义是一个错误，就是把它归入广义的古典主义范畴也是一种误解。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只在于表面上都崇尚古希腊文化。

歌德和席勒对古希腊的向往，不是怀古思旧，而是面向未来，它是法国大革命中那种所谓“英雄幻想”在德国18世纪末的社会条件下的体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激起了他们对人类未来的憧憬，法国大革命第二阶段的恐怖以及拿破仑帝政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暴露，曾一度使他们失望。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抛弃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而是坚信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而转向于古希腊就有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他们认为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没有受到劳动分工的肢解，仍然保持人的自然状态。这种人是完整统一的，他的内在美和外在美以及肉体和灵魂是和谐平衡的。古希腊艺术表现了这样的人，因而它的内容纯洁高尚，形式优美完善。他们凭借这样的想象描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的图景，并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这样的远景而斗争。

歌德和席勒具有这样的英雄幻想，同18世纪末德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有密切关系。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觉醒，并已在为资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但这一斗争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并不是直接的政治斗争,而且当时的阶级界线并不十分分明,因而歌德和席勒并不认为自己是代表特定的阶级──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全人类。他们所要争取的不是某个阶级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在民族问题上，一方面他们的民族意识已经增强，并为建立民族文学而斗争，但他们又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并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口号。

从这一根本立场出发，歌德和席勒要为实现人类的理想而奋斗。他们相信人类能够克服由于社会劳动分工而造成的畸形和肢解，成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人类最终会从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战胜内在的“兽性”和外在的“命运”，而达到完善与和谐。另一方面，他们又幻想通过艺术来实现这一切，企图建立一个“美的艺术王国”。这种观点反映了歌德和席勒回避现实政治、害怕革命的倾向。但是，他们远离政治，并不脱离现实；他们害怕革命，并不反对进步；他们看重艺术，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类通过艺术达到解放是正确的途径。他们着眼于全人类，把人的解放当作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因而他们的思想就远远超出了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创作出了具有长远意义的不朽杰作。不论是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歌德的《文学上的平民主义》， 席勒的 《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以及他们在此期间的通信，还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浮士德》（第一部），席勒的《华伦斯坦》和《威廉·退尔》等，不仅是德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且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 德国古典文学不仅是德国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而且与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音乐一起构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文化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