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型也名空间型，指空间的两个结构体之间的同构关系。 时空型决策所指的空间是三度空间，除了肉眼空间，还包括更大的宏观空间和更小的微观空间。这样的三度空间，还在时间线上不断变换着运动的角度，构成复杂多变的时空模型。根据复杂多变的时空模型进行的决策，是时空型决策。

空间型决策 肉眼可见的空间最容易被我们感知。只能根据肉眼空间可见的东西（杂多）进行的决策，是空间型决策。

这种能力，在一个两岁小孩身上就已经初步产生了。小孩子搭积木，木块儿一歪，他意识到“不好，要倒！”这是他根据肉眼可见空间的情形对未来做出的判断。可见感知肉眼空间的能力在幼儿就发育出来了，是一种初级决策能力。

有些成人的思维方式基本定留在空间型决策水平。改革开放了，他意识不到要学几手以备变革。下岗了，才意识到大锅饭饭碗会强行搬掉。再找工作，还认定“去‘国营’最好”。他只相信“眼见为实”。他能回顾过去的经验，如生活困难时期回农村种地的都丢了城市户口，所以坚决不能离开已经占领的位置；但不会沿着时间发展脉络，触摸到“计划经济干‘国营’，市场经济干‘私营’” 这个变化着的潮流。所以，他不能对变化做好实实在在的准备。

一个空间决策型的饭馆老板，不相信质量、服务、低价会给他赚钱，只看见一个个“长腿的钱包”走进饭店来，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钱包”狠砍一刀，此所谓短期效益。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大致是一个空间型决策者。他把国家的重要行业都放到自己的子女手中，全家团聚时，印尼的经济要员也就集合了，看得见，也摸得着了。结果，他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最深。

时空型决策 时间比肉眼空间难于感知。能够认知时间运动趋势的人，拥有时间型人生。

幼儿把火柴丢在草垛旁，看见冒烟，光知道害怕逃跑，却想不到一小时里会把家一块儿烧光，更想不到烧光之后家里的困境。幼儿对时间的感知能力还没形成。一般人到少年时期就能感知时间的性质。拼命考大学的人，起码是具备时间决策能力的人（也包括没上大学，却勤奋学习的人）。他们具有良好的时间想象力，明白，今天看似没用的知识，未来会很有用，所以他放弃种种玩乐的机会，去从事艰苦的学习，实实在在把今天借给明天。

金融危机前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是时间决策型国家，他们拼命发展经济。马来西亚大面积砍倒不再赚钱的橡胶树改种棕榈树，泰国则不惜大兴色情业来推动旅游经济。那些短寿而没有婚姻的“人妖”，把生命和幸福借给了泰国的未来。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率居中。

时空型决策 时空型决策所指的空间是三度空间，除了肉眼空间，还包括更大的宏观空间和更小的微观空间。这样的三度空间，还在时间线上不断变换着运动的角度，构成复杂多变的时空模型。根据复杂多变的时空模型进行的决策，是时空型决策。

一个时空型决策者，对于时间的远、中、近观，和空间上的宏、中、微观，拥有层次丰富而分明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基于天赋、教育、信息和不断被实践检验着的理性与悟性的积累，而可以高瞻远瞩的社会立足点和广阔的视野，也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金融危机前的新加坡和香港，是有时空型决策倾向的国家和地区。他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时空中找到比较准确的定位，从而比较有效地掌控住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可能也得益于其地域之小。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率最低，在化解危机中也显得有些余地。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是一个典型的有时空型决策能力的人。他在70年代，就准确预见到人类社会在大机器生产后、电脑带来的今天我们的生存状态。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地把握国家和企业的航向，引导人们顺应潮流的人，是时空型决策者。从事战略决策的政府、企业决策者和他们的决策咨询顾问，也应该是这样的人。

这种人必是在关乎时代命脉的关键位置或环节上刻苦实践，总结经验，追求成功。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们是那些把变化看作最佳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秘诀是建立和不断建立与客观规律相切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把自己融入社会时空的命运共同体。他们绝不会置身于变化之外去抱怨指责，他们永远是乐观主义者，把一切困境都当作据以创造的环境、幸运与机遇。

据说联合国招收那些45岁以下、从事过5种以上工作、每种工作都取得优异成绩的人为官员。这些人的生活经历说明了他们拥有与客观规律相切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预示了他们有超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障碍的理解力与行动力。

美国政府在时空型决策方面所占的优势，尚没有其他国家可比。这种优势使美国得以把自己的“夕阳”趋势嫁接到发展中国家的“朝阳”趋势上持续增长。这种优势也使得美国常常把国际危机当作战略起跳的跳板。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成为废墟，各国处在生存危机之中。对于时空型决策者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去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利益共同体了。马歇尔将军历史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批准和实施，是美国二战以后逐步形成世界霸权的基础所在。无独有偶，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老布什，在经济学家预言美国将重演英国“日不落帝国之日落”的叹息之中，利用伊拉克侵略伊朗这一危机，邀请戈尔巴乔夫跳舞，跳一支“共同解决两伊战争问题”之舞。随着戈尔巴乔夫应声起舞，开始谴责萨达姆并断绝其武器供应，美苏发表关于海湾问题的联合声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立刻混为一体。同时，老布什让日本人出钱，让联合国批准出兵，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下，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爱国者”导弹和“飞毛腿”导弹的对手戏。对于美国国会而言，这是一次兵谏，美国人认识到高科技的威力，从此发展高科技成为义无反顾的美国国策。高科技就这样把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抢救过来，经济曲线10年长线上扬。这是又一次利用国际战争危机建立利益共同体，为本国发展战略服务的例证。

所以说，高科技不是美国领先的秘诀所在，而是其时空型决策的结果。时空型决策才是美国领先全球的真正秘诀。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永远超越不了美国。

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明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与这个国家的人的修养息息相关。有了托夫勒、比尔.盖茨、索罗斯这样的典型的时空型决策者群体，美国才有可能有一个时空型决策的政府。

说起来，当年东南亚国家的“空间型”和“时间型”政府，输给了“时空型金融杀手”索罗斯，实际上，他们也不单单是败给索罗斯，同时败给的还有时空性极强的“金融业”本身。他们驾驭不了现代金融复杂而多变的规律。朱镕基政府请海外金融里手帮自己提高金融管理水平，不失为一招决策妙棋。不拘一格、超越常规地培植中国自己的金融智囊，更是人力资源策略的重中之重。

提高决策者思维方法论的档次，是中国第一重要的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正确的决策方法论是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