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明经世文编 |
| 释义 | 基本信息明人文集选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编。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五百零四卷，又有补遗四卷。编者从松江以及全国各地搜集文集千种以上，然后从四百二十余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取其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上自洪武，下迄皇帝改元，为经世一编”。该书以人物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在同一人物的文集中，又以代言、奏疏、尺牍、杂文为序排列先后。其内容十分广泛，诸如时政、礼仪、宗庙、职官、国史、兵饷、马政、边情、边墙、军务、海防、火器、贡市、灾荒、农事、水利、漕运、则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宗室、弹劾、谏诤等均予收载。为“囊括典实，晓畅事情”，该书收录的文集中阁臣的占十分之五，督抚大臣的为十分之四，儒臣、言官的为占十分之一。从而保存了许多今已不传的史料。对研究明朝历史有很高的价值。但该书篇幅浩繁，存在着选文重复，断限不严，去取不当的缺点。尤其有关三案、东林党以及农民起义的内容，大多未收。 编者简介编辑采用主编负责、集体选辑的方法。参与者多为复社、几社成员，且多为松江望族。主编是云间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三人。 几社明朝末，东南各地知识分子纷纷组织文社，讲求制艺，议论朝政，声势最大的是苏州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松江则有几社的组织。几社取义于绝学有再兴之几，和知几其神的意义。几社的主要成员同时也参加了复社。初创时有所谓几社六子：徐孚远、陈子龙、夏允彝、杜麐征、彭宾、李雯。宋征璧是后来参加的。初创于崇祯二年（1629年），以文会友，搞得很热闹。后来便和书坊合作，选刻时文，由徐孚远主持编选，从崇祯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几社会义五集，会义很受要参加考试士子们的欢迎，参加几社的人也越来越多，超过百人了。在选刻时文的基础上，陈子龙等编辑《皇明经世文编》。 据宋征璧所撰凡例，编辑分担任务，徐孚远、陈子龙十居其七，宋征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宾、何刚等都曾参加商酌。以此，文编各卷都列有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三人姓名，其余一人则李雯、宋存标（宋征璧兄弟）等轮流列名。综计全书，列名选辑的二十四人，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选辑的都是松江人，是负实际工作的；参阅的则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参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选工作的。 陈子龙陈子龙（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卧子，轶符，号大樽。南京松江府华亭县莘村人。出生于当地的豪绅之家。其先祖陈钺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进犯，直到江南时，曾带领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给倭寇以相当的打击。 子龙的父亲则是科举出身，万历四十七年考取进士，天启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奔丧南归。陈子龙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周礼》、《仪礼》、《礼记》、《史记》、《汉书》等，同时学做八股文，准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陈子龙擅长制艺（八股）文字，诗、古文、骈赋也写得很好，同时擅长填词，是明代著名词人，对清代词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陈子龙年轻时就很出名，崇祯三年举人，十年中进士。官绍兴推官，任职期间多次平定地方暴乱，论功，升兵科给事中。清兵南下，子龙和太湖义兵相结，事败被俘，投水自杀。 陈子龙诗、词、文、赋兼工。诗歌方面，被誉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朱东润和施蛰存等人更是认为其诗歌代表明代诗歌最高成就；词方面，陈子龙被公认为“明代第一词人”，并对清代词的复兴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陈子龙策论散文别具一格，吴伟业认为其散文可媲美苏轼、苏辙兄弟（吴伟业《梅村诗话· 陈子龙》：“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并非夸大；陈子龙骈赋深得战国和汉代骈赋名家之妙，留存篇目虽少，但是精品却不少，被一些人推许为“明代骈文第一”。陈子龙因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后一百多年一直是禁书，不能公开流传出版，导致一些珍贵的明末别集刻本渐渐散佚甚至绝版，直到乾隆年间，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陈子龙等26人获得级别最高的“专谥”，谥号“忠裕”，他的作品才开始公开流传，民间热心人士和他的文学思想追随者开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经过王昶等人的长年累月的努力，陈子龙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被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为陈子龙自选文集，王昶等人发现这个珍贵刻本时，《陈忠裕公全集》已经刊刻完成且将付印，因此只好不将《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陈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并非真的“全集”。即使如此，《陈忠裕公全集》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他表明一代文学宗师的作品终于基本上被收齐出版。 徐孚远徐孚远（1599－1665），字闇公，徐阶曾孙，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破松江，孚远从鲁监国漂泊海岛，有人说他后来到台湾依郑成功，死在台湾。但也有人说他未久留于台湾，后再返厦门。永历十七年（1663），清师攻陷金门、厦门，孚远拟携眷归乡而不果，遂滞留广东饶平，两年后病故于此。（关于徐孚远晚年行踪，包括是否曾入台湾，及去世之地点，都有不同说法。综合各项数据，推测他应该曾来台湾，但停留时间不长；因此，最后病故的地点也不在台湾，而以广东饶平之说较可信。由于留台的时间不长，相关诗作可清楚看出作于台湾者数量甚少。再者，台湾各种方志有明末诸入台遗老小传，但独缺徐孚远，这也是他留台时间甚短的旁证。参考陈乃干、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的考证。） 李雯李雯（1607-1647），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李雯与父亲正在京城，李雯父亲被李自成军队拷掠而死，李雯无钱为其父买棺下葬，跪在路边乞讨，才获得微薄银两为父亲买到薄棺。继而贫病交加而病倒，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投降李自成政权的前明官员龚鼎孳转而投降清朝，并推荐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职，李雯因父亲尚未归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软弱，答应清朝的任命，被授官为内阁中书舍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归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约半年后不治而亡，时年四十一。 李雯擅长填词，与陈子龙、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人为早期云间派骨干。李雯也擅长诗歌，但是诗歌多拟古之作，成就不如其词。 宋征璧宋征璧（约1602～1672），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启七年举人，后改名征璧，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和弟征舆都投降了清朝。 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词》。 宋征璧是云间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倡和影响较大。 宋征璧早有诗名，在结识陈子龙前就已经匹马入京师，与宛平王崇简诸人互相倡和。天启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约24岁，与当时17岁的陈子龙结交，颇受陈子龙推重。此后，宋征璧一直与陈子龙保持深厚的友谊，二者互相有相当多的赠诗，并在顺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词，对云间词派有很大影响。 周立勋字勒卣，茂源从子，与同里陈子龙、夏允彝齐名，为“云间五子”之一。以太学生屡试不第，留滞南雍，未几客死，年四十三卒。几社同人中，朱灏最长，立勋次之。 编辑背景虽然陈子龙在词方面成就斐然，但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诗文和经世致用。陈子龙比较重视诗歌忧时托志的社会作用，认为“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是有感而发，决不能无病呻呤。“古人之诗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诗也，得已而不已”。他虽然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尤其重视推崇秦汉文风的“后七子”，但同时他并不盲目模拟古人。一方面他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雄，音调之类，此前哲之所以备，无可独造”，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诗歌“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在种诗学主张的指导下，他的诗歌除了少数模拟痕迹较严重的外，绝大部分都能够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人对当时明王朝的腐败极为不满。《辽事八首》揭露了明军面临战事。依旧“红袖军中歌舞遍”。诗人在《白靴校慰行》中无限悲愤地写道“今日东方声问断，盈盈报目使人愁”。有力的抨击了宦官窃弄权柄，误国殃民。诗人对社会动乱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车行》中描绘了灾民“出门茫然”无以为生的凄惨景象。 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中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关注，使他不仅安居一隅，以诗文寄托一生，特别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会动荡，国家社稷危机四起的时代，使他不能不参予国是，为国奔走。 他参加了张溥等人组织的复社，后来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组织几社，革新文学的同时也希望能影响社会。 为了入仕，得到为国出力的机会，陈子龙还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崇祯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绩通过乡试，之后在崇祯三年，崇祯六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末考中。崇祯九年才终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被指定到广东惠州担任司法工作。当他到达瀛州时，得知继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于是请假回家治丧。回到松江后，陈子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编辑一些经世致用的书。通过研究历史而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当地一座达官贵人的别墅变成了编辑出版这些书籍的工作，开始了宏大而艰巨的工作。 首先着手编辑的便是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的书。 这部五百多卷的大书，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宋征璧所作的此书凡序，将选辑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则说得十分清楚：“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悠关”，所收之皆为“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之家，一为实用之准”。从这里，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到陈子龙已经不是一位寻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议论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为那个动乱的时代服务。到这个时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成为认识时代、决心为之出力的人了。 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许誉卿序更感慨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径，一旦逢年，名利婴请，入则问舍求田，则出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对当时的封建文人面对着内部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建州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状况，面对着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仍然只知咕哦诵记，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感到忧心如焚。 历史价值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贡记》、商辂的《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吴桂芳的《议阻澳夷进贡疏》、庞尚鹏的《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记述了澳门的情况及其被蒲都丽家（葡萄牙）占领的经过；徐学聚的《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说出了当时吕宋惨杀华人万余人的惨状；余子俊的《添设将官事》，宋懋澄的《东征纪略》，记载了明王朝与建州女真族之间的战事；周忱的《与户部诸公书》，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并以太仓为例，批评了当时的弊政；耿裕的《灾异疏》记述了光禄寺的厨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来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见当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统治者的腐败。这些史实，对研究的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录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徐光启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历算、火器、兵机、水利、农政等实用之学，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贡献。 清代列为禁书原因之一是因为书的主编陈子龙是一个抗清志士。明之后，一直在南方从事抗清活动。在太湖组织义军，事败后，投水自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掩饰清代先祖同明朝的关系，把建州部族说成一个从来都是独立的部族，从没有臣服过明王朝，而大量禁毁明末清初的诗文。此书恰好收入了清朝统治者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些历史文献。例如王琼的《王晋溪本兵敷奏为计处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卫一些首领“做贼”的行径；张学颜的《张心斋奏疏抚辽疏》和《申饬边臣抚夷疏》，道出了建州领袖王台、王杲对明朝的不同态度；杨道宾的《扬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违贡疏》和《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说明了建州和海西两部对明朝的朝贡制度、时间、人数和努尔哈赤的兵力情况。 熊廷弼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上叶相公书》、《答友人书》，更具体地说出了李成梁如何设计杀努尔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远交近攻，日益强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阐述了建州和明朝的关系。所有这些真实的史实，揭穿了清统治者的谎言，当然地遭到了禁毁。此书卷帙繁重，当时印本就不多，再经过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后屡遭禁毁，流传至今就成为稀有的珍本了。此书收集的文集在千数以上，有些文集已没有传本，只是通过此收的选录才得以保存至今。 《明经世文编》成书时代及其士风编辑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二月开始，十一月便编成，时间极为短促。在这年之前二十年中，后金崛起，明军屡败，民变四起，山东白莲教徒，陕北李自成、张献忠闹得正凶。这部书编辑的时候，正是明朝内乱外患尖锐的时代。黄澍序：“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是最好的说明。 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会，正是一片繁荣景象，逸乐文化是主流，讲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费生活，奢靡享受，行乐纵欲，声色犬马。《陶庵梦忆》序：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 张岱《自为墓志铭》：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美童；指时供人狎玩的美男子，或称为男妓），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戏班”，好鼓吹“音乐”，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指虚掷光阴于闲茗棋戏之间；橘虐，今之围棋也”，书蠹诗魔“痴爱诗书，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嫏嬛文集》卷五，光绪三年首刊本。） 当时的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对现实问题不关心，更谈不上研究。黄澍（湖广巡按御史）序说：乃文人柔弱，既已论卑气塌，无当上旨，凡而呫哦诵记，自章句而外无闻焉。指出文人伊伊哑哑，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陈子龙序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儒生是古非今，讲形式不求实质，训诂、词藻，成天揣摩，至于当前现实问题，世务所急，却从不用心，连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结论是士无实学。至于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远序说：今天下士大夫无不搜讨缃素，琢磨文笔，而于本朝故实，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则有余，而应务则不足。语云：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宪章：效法）同样是只讲词藻，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现实。许誉卿序更慨叹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他们没有作官以前，读的是经书，和现实无关；中了科举以后，在家搞房子买田地，做官搞好关系作巧宦，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毫不关心：国家有事，怎么能依靠这种人呢！与柳如是齐名的王修微（号草衣道人，明末广陵诗妓）离开茅元仪之后，嫁给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三垣疏稿》）。 《明经世文编》的主要内容明代晚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明王朝的统治，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但是，由于明朝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锢蔽和腐蚀，以及王阳明（1472～1528）理学末流的影响，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醉心利禄,或者空谈心性,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对探讨现实问题采取鄙视的态度。这种风气日益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风气，寻求解决当时危机的出路，各种经世文类书纷纷出现，较为重要的有：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济应用编》、黄训的《明臣经济录》、陈其愫的《明经济文辑》、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等。在这些经世文类书中，《明经世文编》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种。 此书以人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与经济有关的有理财、赋税、农政、屯田、漕运、仓储、水利、救荒、户政、商税、盐课、茶课、钱币、市舶、矿政等。这些论文对于时政的批评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的是因袭前人的陈说，有的则有一定的创见。 理财思想家们多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强调撙节财用，认为理财之要，在开源节流。他们不赞同用搜刮民财的办法来充实府库，指出“在官之财不足固为可虑，然不若在民之财不足可虑之甚也。盖民财不足事势穷极，盗贼必起，此盖宗社之忧”（何瑭：《民财空虚之弊议》），表现了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深切忧虑。 赋税当时争论得比较多的是赋税制度。有的思想家主张以田定税。正统年间周忱（1381～1453）即在苏州、松江地方实行“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桂萼、庞占鹏都是这种税制的拥护者。后来发展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但王鏊、何瑭（1474～1543）、葛守礼、张栋等人则对此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一律以田定税，而不问资产多寡，“工商之家及放债居积者皆不及矣”（何瑭：《均徭私议》），其后果只会促使人民“务逐末而不务力田”（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 农政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力农为本。面对土地兼并严重的局面，有人主张复井田，认为“井田之废，乱之所生也；欲行仁义者，必自井田始”（方孝孺：《与友人论井田》）；有人认为井田已不可复，但对于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又不可不予以适当限制；也有人认为“贫富有定分”，“各得其分愿”就是“均”（王廷相：《与开封赵二守书》），反对抑制土地兼并。 屯田为了振兴屯田，思想家们都主张抛荒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各择所便，给帖承种，并予缓征租税的优待。到明代后期，更有人主张辽东边境地区的屯田，永不起种，以资鼓励。因为“有田则不患无兵，有兵则不患无食，有兵食则不患无用”（叶春及：《修军政》）。屯田是同保卫边疆有关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 漕运王宗沐、熊廷弼诸人皆主张海运。王宗沐更主张海运漕粮船支许带南货，免抽其税。如此，京师“百货合凑，则物价稍宽，行户亦宽，自成富盛”（《海洋详考》），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仓储思想家们重视修常平，有的主张劝募富人入粟，以为籴本。 商税不少思想家对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教条已有所动摇，“通商亦富国术”（倪岳：《会议》），“商困，则物腾贵，而民困矣”（《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他们要求减轻商税，废除掠夺商人的和买制度。 盐课思想家们对盐课的议论最多，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出盐地方，不分民丁灶户，皆许私煮。既已成盐，具数禀报，量为定价，官以现钱收买。二、灶户于正确之外，煎有余盐，量征十之二三，听令自行发卖，或转卖给小商贩贩卖，不予禁阻。三、灶丁所煮之盐，缴纳一定税银后，即听其与商人从便贸易。四、商人给引，下场买盐，官于要津照引而税，即许其运往各行盐地方发卖。这些意见表明，他们是主张放宽官府的控制，使盐的生产和贩卖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性质。 钱币思想家多主张铸钱废银，以钱为通货，但应铸足值大钱。有的主张“令官开局而民铸之”（杨成:《与谭二华大司马书》）。有人提出一个独特的币制改革方案：以银为上币，钱为中币，钞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有的思想家主张尽量扩大钱的使用范围，官吏俸禄、军民租税，“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钱”（王家屏：《答李近台抚台论铸钱》）。 至于水利、救荒、户政、市舶、矿政等方面的论文，指斥时弊者较多，建设性的意见较少。还有一些综合性论文，其涉及经济问题的观点，亦多见于上举分类论文。 这部书的编辑出版，不仅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流传版本该书编成后即刻版印行，是为崇祯平露堂刊本。该书清时被列为禁书，流传极少，且多缺卷缺页。1962年，中华书局搜集整理后影印出版，吴晗为之作序，同时增加《作者姓名索引》、《分类目录》两个附录，以便于检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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