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瑞芳 |
| 释义 | § 简历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9月 转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旁听表演系。张瑞芳曾长期活跃于话剧舞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后在重庆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任演员，主演话剧《棠棣之花》、《屈原》、《北京人》等。1940年赴重庆，应名导孙瑜之邀主演影片《火的洗礼》，由此进入影坛。1946年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出演影片《松花江上》等。1947年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特约演员，主演《松花江上》。 建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上海市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是中共十一大、十三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演影片有《母亲》、《大河奔流》、《泉水叮咚》等。在《李双双》中饰演李双双，1963年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 演出影片 1940：东亚之光火的洗礼 1947：松花江上 1952：南征北战 1954：三年 1956：母亲家 1957：凤凰之歌 1958：三八河边 1959：聂耳 万紫千红总是春 1962：李双双 1964：李善子（未发行） 1976：年青的一代 1979：大河奔流怒吼吧，黄河 § 经典角色 张瑞芳 当年拍摄《万紫千红总是春》、《母亲》、《南征北战》、《李双双》和《泉水叮咚》这些电影的有趣细节。 细节一：揉了无数次面团 年长一些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在影片《李双双》中，走近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擀面、切面，动作熟练自然，干净利落。然而张瑞芳对记者说，其实这是经过无数次“试验”的，“当时管道具的交给我两大团面，让我先揉着，然后现场开始调整灯光，我就揉啊揉啊，然后擀面、切面，好不容易忙完了吧，导演说，好，然后把面团重新揉在一起，让我重新来，于是我又重新做一遍。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李双双这么熟练的动作，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细节二：周总理肯定我的表演 影片《李双双》上映后，也有人说不好，认为张瑞芳演得有点“疯”，不符合革命主线。在这个时候，是周总理肯定了张瑞芳的表演，张瑞芳回忆说，当时总理请他们去吃饭，席间就说，瑞芳，你演的李双双很好嘛，很有生活气息，“可是有些人说这样不好啊”，总理当时就说，我看就很好。从重庆时期就和张瑞芳等演员相熟的周总理一直对他们非常关心，经常请他们吃饭聊天。张瑞芳当时还恐怕打扰了总理的日常工作，总理就说，和他们在一起是一种松弛，换换脑子嘛。 细节三：10多年没见陆毅 现在当红的陆毅，当年曾在《泉水叮咚》中被张瑞芳抱着看橱窗，回忆起当年那个5岁的小男孩，张瑞芳还直说他很有灵气、很可爱。如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泉水叮咚》剧组的成员各奔前程，张瑞芳一直想着能够和当年的小童星们见个面，可惜陆毅一直很忙，这个心愿一直未能实现。 § 婚姻情感 张瑞芳张瑞芳早在抗战时期就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她曾成功地主演影片《松花江上》。新中国建国后，她先后主演了《南征北战》、《母亲》、《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多部影片。本书是张瑞芳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历史性追述和思考，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她在文艺实践活动和革命道路上所经历的甘苦沧桑。全书文字朴实，不矫情、不夸张，内容翔实，折射出张瑞芳达观、坦诚的人生态度，也可让读者一窥时代大变迁中个人生活情感的遭际。本文主要摘选了张瑞芳披露的她和著名影剧演员金山在重庆相识相恋的一段情感故事。 听到小弟噩耗，丈夫没有任何表示 娘是在1939年秋冬季节带着弟弟随杨春甫同志一起离开北平的，以后就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了。直到1943年的一天，我才收到她的信，我的心狂跳着，信上说：“……我已由晋察冀边区来到延安休养，在敌人扫荡中曾负过伤。你弟弟的学校在不停地转移中，一边与敌人斗争一边坚持学习，他不幸因恶性疟疾，在缺少医药和食粮的情况下去世了！临终前他说：‘娘，不要难过，在抗日前线中牺牲的战士，谁都是母亲的儿子，娘如果爱年轻人都像爱我一样，所有的年轻人都会是您的儿子！’”我读到这里，双手立刻冰冷和颤抖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这时，前台开幕的铃声响了，后台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定定地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哭，眼泪却止不住簌簌地流。化妆师辛汉文过来，默默地看着我的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薄绵纸不停地沾去我脸上的泪痕，然后轻轻地为我补妆。此时无声胜有声。理智的力量一下子又回到我身上———我就要上台了，我必须演好我的角色！就像弟弟在跟我说：“二姐，好好演戏！”就这样，我的眼泪止住了，我的神志恢复了。 其实，那天我的丈夫余克稷也在场上里里外外地忙，当时他忙得顾不上我。我们先后回到家里，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哽咽地告诉他：娘来信了，我的小弟弟没有了。他只“噢”了一声，皱了皱眉头，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了。我的心立即冰冷，欲哭无泪！不错，我们回到家已经下半夜了，明天一早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其实，他这时候只要抱抱我，让我在他的肩膀上哭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可他却只是催了我一声：“早点睡吧！”我不由得条件反射似地说：“我不困，你睡吧！”就这样，那天半夜，余克稷睡在里屋，我坐在外屋，一直到天亮！连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无话可说，我真是绝望极了。夫妻做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在我决定跟余克稷离婚时，面对找我谈话的党的领导人周副主席，我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带着哭腔对长辈说：“我太寂寞了！我的心太寂寞了！” 去听郭老读剧本时认识金山 金山最早的出现，是在1941年6月《新华日报》的一则消息中，当时他和王莹随赴南洋演出的中国救亡剧团回国，在重庆文艺界引起一阵小小轰动。听说金山和王莹是一对恋人，后来又听说王莹与年轻的政府要员谢和庚（也是地下党员）一起去美国，金山失恋了。本来这些都是公众人物的花边新闻，真真假假，谁也搞不清楚。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他的剧本《屈原》，我们一批人到他的住处去听他读剧本，其中当然有金山———郭老心目中的屈原形象。我在《屈原》剧中扮演婵娟，和金山共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了。 这样的共事很平常，我从早期和崔嵬（饰老父亲）的配合，到重庆后和魏鹤龄（饰工人）、和周峰（饰聂政）、和江村（饰曾文清），合作排戏一直都很默契，台下我们也是好朋友。而金山的特点是在人群中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金山是个影剧两栖演员，有着丰富的演艺经验，在跟婵娟的对手戏里，尽管两个人的表演风格不同，但我就像是和一个熟练的舞者共舞，随着他的舞步，毫不费力地转着转着……以前重庆观众对金山只是久闻大名，而他来山城的第一出戏，就把屈原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演得地动山摇，所向披靡。 《屈原》演出的成功，也惹来街谈巷议的传言：金山在同时追求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怎么把我也扯上了？我心里很烦，我能做的只有回避，甚至连舞台都不想上了。《屈原》剧组在重庆演出后准备“移师”北碚，我表示退出这次巡演。执行导演应云卫急了，赶来找我谈话，并保证一定不让我在北碚演出期间受到干扰。我知道《屈原》演出的重要意义，也不该这样任性负气，那就跟着剧组去吧。 隔窗夜谈让我怦然心动 果真，在北碚演出期间，我和金山除了“台上见”，平时几乎连面都不照，见到也是和大家在一起，彼此也没一句话，彼此都在回避对方。终于我们的演出告一段落了，回到住地兼善公寓，我洗了个澡，站在窗台前吹长长的头发，望着静夜的院子里婆娑的树影，心情很平静，也很愉快，因为我们在北碚演出的《北京人》、《屈原》都很成功。突然庭院树影后闪出一个人影来，迟疑地站在那里。我定睛一看——是金山。看着他诚惶诚恐的样子，我心软了。我们就这样隔着窗台和一排矮松围墙，一里一外聊起来。金山向我谈了他看《北京人》后的观感，说我的表演真纯、深沉，使他震惊，完全不同于婵娟……金山跟我讲了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的失恋，他的发奋……他双腿不断地倒换着重心，最后实在站不住了，说声“对不起”，回去拿来一张方凳，坐在窗外。我们就这样隔窗直谈到东方发白……最后谈到他的理想时，似不经意地说了句：“那天我‘上山’去看见你了。”这话让我怦然心动——所谓“上山”就是红岩村——那正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难道他…… 其实，金山早在1932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现在他直接受着周副主席的领导。金山的这个身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对他的防线松动了。过去，我一直“恨”余克稷不关心政治，余克稷也一直对我的政治热情不闻不问。就在那个瞬间，我感情的天平向金山倾斜过去了。北碚夜谈后，金山开始进入我的生活。他知道我将排演话剧《安魂曲》，就写信给导演张骏祥，争取扮演莫扎特。他虽然没有得到张骏祥的回音，但知道我要去青木关音乐学院练唱歌剧片断，就热心陪同，去向声乐老师劳景贤请教。他开始来到我的家，感受到我家庭中的冷漠气氛，从此每天写信给我。来自自己同志的热烈感情，加上在《屈原》之后我们又同台演出话剧《家》，他演觉新，我演瑞珏，两个月的亲密合作，我的婚姻彻底瓦解了。 演《家》时，我们最默契 张瑞芳终于，我向余克稷正式提出离婚，他还是那样一如既往的没态度。总说：“再说吧。”“再想想。”然而，真的要离开余克稷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天，我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除了自己的随身衣服什么也不拿。然后一边等余克稷回来，一边把他换洗的衣服一件一件检查过，该补的补好，该钉扣子的钉好，叠得整整齐齐。最后，我在外间坐下，静静地等着余克稷回来。那天，还不算太晚，钥匙一响，门从外面推开，余克稷第一眼便看到我还端坐在家中，喜形于色地说了声：“呵，你没走！”仅仅一秒钟，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感动了——你要是以前就这样表示一下，我也不是非走不可的呀！但是，我们的关系早已冰冻三尺，这样一抹骤然的“阳光”已经不能暖化它了。我轻声说：“我在等你回来，把钥匙交给你。”余克稷的表情又立即回到平时“没态度”的样子，一个人默默走进里屋。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家门的，只记得那天下着雨，我拎着小小的箱子，一坐进黄包车就哭得泣不成声。 这期间，我从没想过跟余克稷离婚就是要为跟金山结婚，而是跟余克稷走到不得不离婚的地步以后，又跟金山走到不得不结婚的地步。和金山感情最默契的时候，是一起演《家》，他饰觉新，我饰瑞珏。曹禺改编的《家》，重点突出觉新和瑞珏——从两个硬被拧在一起的陌生人，成为一对休戚与共的恩爱夫妻。 不久，我跟余克稷离了婚，也想躲开金山。当时我只想离开重庆去桂林，重新开辟我的舞台生涯。但我的决定却被夏衍、曹禺、吴祖光几位前辈、师友劝阻了，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演艺圈考虑，他们不同意我离开重庆，郭老为此还写了封长信给我，实在是担心我的天真和单纯，只身在外太不会保护自己了。况且，这时期恰好周副主席正在延安参加整风，我无法听到他的任何指示。没有办法，只能跟着金山走。 一段时间，我和金山，还有金山多年合作的好朋友沈剡（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挤在一间小公寓房里，过着集体宿舍般的生活。好在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忙戏。金山为此很负疚，金山这段时间对我很好，但周围的压力对他也很大。圈内的前辈、同事都在告诫他：“张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金山很委屈，争辩道：“难道你们就不相信我对瑞芳是认真的？”为了证明他的真心诚意，他把我们的通信交给周副主席“审阅”（把一些过于缠绵的话用白纸条贴起来）。周副主席叹了口气，说道：“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 最喜欢周副主席送的结婚礼物 以前我眼中的金山只在舞台上，只在文艺界，只在党内，我是他最好的搭档、同志和恋人。但当我要作为他的妻子全面涉足他的生活时，我“晕”了。首先，金山家族成员的各种社会关系成为十分招摇的党、政、军、商、文人的大汇合。杜月笙是主婚人，因为金山是他的关门弟子。我第一次看见金山在这些人中前后穿梭，那是他生活的另一面。婚礼之后，生活终于平定下来。我们借住的“新房”堆满了贺礼，不过我最钟爱的还是那块来自延安的挑花桌布，非常雅致。来访的客人都说：“这块桌布真好看！”我总无限感慨地说：“噢，那是远方亲戚送的，他们不能来。”这家“不能来”的亲戚就是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呀！ 尽管我也知道，金山周旋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有着一层来自“山上”的派遣。事实上他也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习惯这种场合和大宅里的夜生活———抽烟、喝酒、搓麻将、打“梭哈”（赌博）、跳舞、嘻笑，半夜三更闹哄哄的。看到金山对此种生活的倾情投入，我眼中聚焦的那个人变得模糊了。当然，金山还有其他事情在做，当时他在大哥、三哥的支持下，正向当局申请组织一个小小的文化团体去美国。他有过海外演出经验。同意参与的人有徐迟、沈剡，还有郑曾祜、郑慧兄妹，他们是古琴家郑颖荪的子女，擅长弹琵琶和古琴。金山同时还为剧社执导准备在暑期里去内江和自流井等地做旅行公演的话剧。我在这次旅行公演中，演了金山执导的几部戏———《牛郎织女》（吴祖光编剧）、《草木皆兵》（夏衍等编剧）、《人约黄昏》（施谊改编），在重庆以外的周边地区跑。只有在共同的创作演出中，我才感到自在一点。 《芳草天涯》———他导我演 1944年的前前后后，我和金山携手跨入共同生活的门槛，有很多地方我感到无所适从……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艺术剧社，由金山执导，我参加演出了夏衍的新剧《芳草天涯》，又找到了一头扎进角色的感觉。这是夏公用了一年时间，特为中国艺术剧社之约而写的。夏公的戏和郭老、曹禺的风格又不同———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没有感天动地的悲情，只是淡淡地、极其生活化地描写一个故事本身，写实到了几乎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夏公的厉害就在于他可以一边讲述着一个故事，一边却还让另一个自己永远保持着一双冷静、理性的眼睛在审视着戏中的故事。所以，演夏公的戏和看夏公的戏，都要够一定水平才行。《芳草天涯》讲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户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为一己之私，纠缠在个人得失中…… 这出戏由金山导演，同台演出只有六个演员：陶金、石羽、赵蕴如、吴茵、王戎和我。我在剧中扮演孟小云，一个热情又自我的当代女青年。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种新的东西。过去我的角色都“忘我”，但孟小云不是，她只是当代无数同类青年中的一个典型，正直、善良、有理想，同时也敢爱、敢恨，不达目的誓不休，她可能会误会或伤害到别人，但一旦意识到自己不对，也会知错必改。 上演《芳草天涯》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社会上人心浮动，看话剧的人也少了，我们每个人也在做各种复员的打算，但演出仍然火爆，从11月初演到11月底，还又加演了6场。著名导演蔡楚生就注意到我们“演员之间好像化合在一起”了，可见大家的配合有多么默契。但也有评论对该剧的“非政治”倾向提出批评，以何其芳的意见最为尖锐。不过我更认同金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导演手记”： 这是一个写知识分子的戏，戏里照明了他们潜藏在形体里面的一切渣滓……谁也不能否认，知识分子是中国优秀的分子，如果我们能使他身上应死的死绝，该生的盛生，那将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多么大的贡献！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有一种和金山并肩作战的感觉，非常充实，信心满满！ § 老年时光 接待外宾、开会、聊天、干家务、锻炼身体、捐收藏、办敬老院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不久前向上海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这700余件被张瑞芳看起来像垃圾的破旧什物，却见证了一段段宝贵历史，也保留下一个个鲜活的生活瞬间。虽然张瑞芳口口声声说早就想扔了这些“垃圾”，可当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清单交到她手中时，她说：“真没想到，这些破烂到你们的手里会变成宝，会弄得这么好。它们终于找到归宿了！”张瑞芳十分欣喜，同时还幽默地说：“早知道，很多东西我就不丢掉了！”话虽如此，可以看出她终究对这些被她称为“垃圾”的东西的不舍之情。 “垃圾”藏金 张瑞芳老人的这批捐献品中有她历年获得的各类奖状、聘书、节目单、参加党代会、人大、政协会议等各类会议的代表证件、名人的题词、贺信、贺电等。最特别的是在捐献品中还有张瑞芳平时记的几本厚厚的笔记，以及109张各式请柬。 张瑞芳那些泛黄的笔记本，隐藏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张瑞芳做事很认真，几乎每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都会认真地做笔记。她的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呢？原来，解放后她参加人大会议时，会议主要议题是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她听了以后很激动，“可事后邓大姐（颖超）问我会议情况时，我传达不清会议的内容，说了一堆‘很好，令人激动’。邓大姐就笑了，说‘我净听见你说形容词了，实质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听到’。我当时羞愧极了，想如果做笔记该多好！”从那以后，张瑞芳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这些笔记本在十年浩劫时还差点惹下祸端。当时的造反派看上了这堆可贵的“资料”，想据为己有。幸亏张瑞芳所在的上影剧团（张瑞芳这时已被关押）坚决不允许他们把笔记掠走，并特地把笔记封好，建立了专门档案，这些材料才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说起这段很多人都为之色变的历史，张瑞芳并不动容，除了有时显得有点忿忿之外，更多只是付之一笑。那时在干校里，每天都要填写材料，写这几年来，自己在何时何地做过什么事情。张瑞芳就翻着历史书，对照在中国发生大事时，自己都在做什么，倒也想得八九不离十，连造反派都感叹她的记忆力真不错。 张瑞芳还告诉记者一段趣事，她说：“到了干校，要家人送睡衣。我先生就在家里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最后只能把一条很旧的、一撕就会破的睡裙给送来了，我都不好意思穿，可笑的是造反派还把这算成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把少奶奶的习气带了进来。” 等张瑞芳回家以后，老伴劝她把材料烧了，说他有一个朋友家有壁炉，可以去销毁。张瑞芳嘴上说好，可一看里面还夹杂着周总理的亲笔信时，就舍不得了，说等整理好了再烧。这一拖就没了底。最近，张瑞芳整理房间时，想起应该把这些破旧的东西处理掉，可她身处闹市，烧东西太多恐怕引起火灾，还污染空气。于是就想隔段时间去莘庄亲戚家（她家有院子）去烧掉，无奈路途遥远，一直没时间。碰巧这时候上海历史博物馆打来了征集电话，这才把这堆珍贵的“历史见证”从火中救了出来，也帮张瑞芳解决了“麻烦”。难怪打心里舍不得烧了它们的张瑞芳连连说：“终于找到了归宿，它们终于找到了归宿！” “郭老背我赛跑！” 在张瑞芳的家中，挂着一幅字，这幅字是郭沫若特别写给她的，弥足珍贵。张瑞芳曾经在郭老的剧作《屈原》中扮演婵娟，这个人物虽然是郭老虚构的人物，但却是倾注了郭沫若最多心血、最喜欢的人物，他把她当做是真善美的化身。张瑞芳说，首演《屈原》的时候，郭老和他们剧组的人在一起，“他一点也不像作家、更不像领导，倒是更像一个小孩子，吃完晚饭，我们在河边玩，郭老也来了，大家商量着怎么玩，于是就决定比赛跑步。不是一般的跑步，一个背着一个的负重跑，郭老也参加。因为郭老年纪最大，所以他背我，我最矮小。跑完了以后，郭老还作了诗……那时候真是很高兴的！”在这幅字上，郭沫若把张瑞芳演过的角色嵌在了诗里，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张瑞芳舍不得捐。 瑞芳现在舍不得给的还有家里的那口樟木箱，箱子里全是珍贵的照片，她已经托付在新华社工作的一个北京朋友，帮她日后把这些照片捐给上海历史博物馆。 至于那109张请柬，张瑞芳说自己不是刻意保留收集的，只是看到一些请柬很漂亮，扔了又舍不得，就放在箱子里了。谁知道一放就是上百张，其中大大小小，各类文化活动都有，细细看来非常有意思，大到上海电影节开、闭幕式、金鸡百花奖颁奖典礼，小到1994年9月8日北虹中学的120周年校庆、1993年6月9日参加杨延晋、玄小佛婚礼，甚至还有1994年5月27日担当集体婚礼证婚人的请帖……这一张张请柬，可以看出张瑞芳虽然年事已高，依然热衷社会的各项事务，积极参加公益事业，感受到她一颗滚烫的热心。这与她打算开敬老院的行为，其实是相连的。 不合格的慈母 张瑞芳住在淮海路上，这并不是上海最热闹的一条街，但却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张瑞芳住在淮海路最繁华的地区过去以后的一段，靠近襄阳路，房子虽然不大，但老伴去世后，一个人住的张瑞芳也颇觉冷清。张瑞芳说，儿子在澳大利亚当厨师，很忙，一年也没几天的假期，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忙得什么似的。一下子，张瑞芳回想起了这堆被捐献的物品所代表的年代中，儿子的遭遇。 张瑞芳 “那个时候，我被关进去，我先生的行动也失去自由，儿子只能寄放在亲戚家。他每天就像大姑娘似地躲在家里看书，等我出来以后，他的背已经弯了，虾米似的。想起来，我还是很内疚，没有照顾好他……他除了喜欢看书，还有就是喜欢做饭，而且很有天赋，无师自通。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他凭这手艺还真得到了赏识，现在基本已经站稳脚跟了……”既然儿子已经站稳脚跟，张瑞芳为什么不肯去澳大利亚和儿子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呢？“我去过，那里太冷清，到了那里，我就是一个没有朋友、没有自己圈子的中国老太太，住不惯的。”由己及人，只有老人才能理解和懂得老人的孤独，这也是张瑞芳决定办敬老院的一个原因。 ■赔钱办个敬老院 早就听说张瑞芳办了家敬老院, 借着这次采访，我又开始“旧事重提”，问她自己的年事已高，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为什么想起办一家敬老院？ 张瑞芳笑着说，老人们最知心的还是同龄人，但是现在的老人们普遍缺少这样一种环境。老伴去世后，儿子一家都在国外，家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虽然社会活动也不少，但平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些老同事、老伙伴来电话，拿起来都舍不得放下。亲家母退休后在一个小区工作，小区有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一直闲着，于是，她找自己商量办一家敬老院。于是在2000年7月，张瑞芳就操办起了这家名叫“爱晚亭”的敬老院。 张瑞芳的敬老院开办一年多来，收住了20多位老人，他们之中有艺术家、翻译家、工程师、教授等，年龄都在70岁以上，最年长的90多岁，有单身老人、也有老夫老妻双双入住的。 张瑞芳的“爱晚亭”敬老院是按照宾馆的标准来建造的。这幢三层小楼周围绿树成阴，鲜花簇簇，可以容纳50多位老人入住，房间都是标准间，干净、整齐，每天都有专业厨师给不同的老人配不同的饮食，房间外走廊墙上安装了不锈钢扶手，老人走动时可以随时休息，请来的陪护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在敬老院的顶层，还专有一间阳光休息室。 确实，张瑞芳为了办这个敬老院，已经把自己几乎一生的积蓄都投进去了，亲家母把自己二室一厅的房子卖掉了，儿子也从国外寄来了款，还有一部分钱是朋友投入的。她的敬老院只是对入住的老人收取一些合理费用，但这远远补贴不了院里的开销，现在只能维持日常的运转，而投入的一百多万元资金还不知能否收回。虽然，收回投资都成问题，但张瑞芳却坚持她的初衷，让每个老人满意。 《李双双》让我出名，《南征北战》让我难忘 说到张瑞芳，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塑造的李双双，她自己也对这个角色情有独钟。《李双双张瑞芳》确实可以说是她艺术生涯的一个亮点。 “演员也许演一辈子戏都很难出名的，我是幸运的，碰到了这样一个角色，一部戏的成功是方方面面努力的结果，但演员最捡便宜，往往观众将功劳就记在了你一个人的身上。这方面我很清醒，任何荣誉都是集体的。我感谢李双双，有她才有我今天的成就。演李双双的成功，归功于下生活的深刻体验。” 说到李双双，张瑞芳还告诉我一个小“秘密”，“现在剧中让观众津津乐道的夫妻打架、李双双捶打她丈夫的镜头，都不是正片里拍的，是预告片里的。那时，吴贻弓刚从学校毕业，在《李双双》剧组当导演助理，负责拍预告片，那些都是预告片里的镜头。他那时让我放开演。后来，看正片的样片时，大家感觉喜剧味道不浓，才把预告片里的这些镜头剪了进去。” 虽然《李双双》是张瑞芳演艺生涯的亮点，但对于自己所拍过的电影，张瑞芳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南征北战》。“那是1951年的秋天，我刚刚从北京调到上海，一放下行李就去下生活了。那时我们剧组演员都下去了，演解放军的到部队去，演国民党军官的就到战犯管理所去，我就去了山东沂蒙山地区，在那儿一待就是八个月。这是我解放后演的第一个工农兵形象。由于过去我演的大多是古装戏和悲剧角色，对如何把握这个形象心里没有底。但我一门心思要把她演好。我和当地的老乡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劳动摘桑叶、剥桑皮，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直观的体验。” 八十年代张瑞芳还演了一部电影《泉水叮咚》，当时挺轰动的。但近些年张瑞芳很少再在银屏与观众见面了。退下来的张瑞芳社会活动很多，每天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会议，接待外宾，看朋友送来的剧本等等。生活虽然忙碌，但张瑞芳的身体还挺好，她说这归功于经常和一些老同志、老伙伴一起出去锻炼身体。她喜欢自己烧饭吃，朋友来了，都是她亲自弄东西给他们吃。她说做家务活儿是我最好的锻炼方式。另外就是她还有个习惯，每天用刷子刷头，横刷竖刷100下，多年来一直如此. [1]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