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中死去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来自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年轻时，卡内基拼命挣钱，年老时他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其主要任务就是捐钱。临死前卡内基只留微薄的钱给儿子，几乎捐出了全部家当。斯人已逝，但“我只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却绵延后世。

在一些富豪看来，挣钱的要义不是为了自肥，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称：“多挣钱为的是多奉献。”此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洛克菲勒正是践行着这句话，早在上个世纪初，洛克菲勒就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健康和教育基金会。

富豪为何需要慈善？这不仅仅是悲悯，更是一种精神坚守，还是一种对公平的追求。

典型事例

2006年6月26日，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正式决定捐出其财富的85%，约合375亿美元。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巴菲特说：“我不是对王朝财富的热衷者，特别是当世界上60亿人还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无独有偶，迄今为止已为慈善事业捐出290亿美元的盖茨也有一番深刻的认知，名下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按照李嘉诚的话就是，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

施永青的基金会致力于教育、医疗和扶贫等课题，由此笔者想到了李嘉诚。据悉，李嘉诚基金会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已捐出及承诺的款项超过80亿港元，其中超过90%的资源用在内地及香港的教育、医疗、文化、公益等各行业。富豪为何都钟情于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李嘉诚说，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策，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教育能够令社会进步。而医疗是一种关怀。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便富豪只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道德勒索，逼迫他们人人都做慈善家。“捐还是不捐”是个人行为，无需利用舆论大棒或道德大棒进行胁迫，要求富豪背负慈善义务本身也是反慈善的。但我们确要为富豪们跳出个人私利、承担社会道义的善举喝彩。

作家史铁生认为，不竞争则大家穷，竞争则必然贫富悬殊以至孕育仇恨，基于此，不妨把占有财富的竞争转变为向善向爱的竞争。此等愿景，令人欣慰。因此，我们期待这个世界上涌现出更多能挣钱的富豪，更期待这个世界上涌现出更多像施永青一样能慈善的富豪。 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9月6日《扬子晚报》)

陈光标的这封公开信，朴素而深刻，字里行间跳跃着温热的情怀、隽永的道理，比如，“财富是水，是身外之物。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个人喝，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条河就该与大家分享。”“相反，如果在巨富中死去则是可耻的。”

后一句，实际上是流传甚久的名言，出自美国钢铁大王、美国“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之口，此君一生聚敛天量财富，临死前几近将全部家当捐于慈善事业。这句“我只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为人口耳相传、倍加称道，也让卡内基名垂青史，令人钦敬。

在笔者看来，打量“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任何人都无权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具体而言，一个人有沉默权，也有选择权，富人当然不例外，富人选择在巨富中死去还是在裸捐或者在半捐中死去，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不能说他们没有捐款就是耻辱。如果横加干涉，或者道德裹胁，这不仅是一种不尊重，也是对别人基本权利的侵犯。

另一方面，则应该看到这话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语境。简言之，卡内基为何会说出并深信“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原因有两点，一是作为贫穷移民的后代，他深知底层之艰辛，他年少时“常常吃饱了这一顿，不知道下一顿的食物在哪里”，因此他深知穷人最需要什么，当他成功后他常常慷慨解囊，致力于慈善；二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处于19世纪前后，这正是美国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的时代，工人和资本家对立严重，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富豪，他深知慈善的重要性和必须性。卡内基还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一定会堕落下去。假使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社会福利上面。” 同样，这话在今天很有启发意义。

是的，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没有谁能独善而存。应该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贫富悬殊，同样隐含着不确定的危机，富人和穷人之间同样存在着误解和对立。该怎么办？穷人少一些民粹思维，富人多一些远见。

我们拒绝道德绑架，我们谴责仇富，但是，富人也不妨多一点远见。当富人们能够自觉坚信“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多一些这样的慈善情怀，我们的社会必将少一些阶层对立，多一些相亲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