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厚圃，男，汉族，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原名陈宇，广东澄海人，现居深圳。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有小说、散文、美术作品散见于海内外刊物。已出版有长篇小说《结发》、《清水谣》两部，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称号等多种鼓励。作品

长篇小说《结发》、《清水谣》，短篇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

一、长篇《结发》

《序》

杨宏海

2008年，我认识了厚圃，那段时间刚好他拿了几个文学奖项，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长篇小说《结发》参加第二届网络文学长篇小说大赛，一鸣惊人，著名作家、评论家苏童、阿来、赵丽宏、潘凯雄、贺绍俊、李敬泽等一致看好，认为是一部“色彩瑰丽、富有文学意韵”的作品。该作品因此在近百部参赛长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稍后，他的短篇小说《橱窗里的女人》又摘取了久负盛名的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我国内地作家王小波、刘醒龙、田耳等人曾经获得该类奖项，可见含金量和国际知名度之高。他的另外两个短篇小说也在其他的文学比赛中有所斩获。

厚圃出生于古老而神秘的潮汕平原，十九岁时挥别故土，羁旅他乡。每个人都有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并非人人都有自己的“故园”。这个“精神性”的词汇里凝结了弥足珍贵的失去和无从寻回的气息。厚圃却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故园”。浓郁的故乡情感和潮汕独有的生活体验成为了他小说的灵感源泉，并最终成为他对人性之本来意义思考的载体。而这种看似有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回望让他把乡村平凡的生活看得更加通透明澈，因此也就更加韵味绵长。作为一个冷静的生活观察者，即使是城市生活中的某个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于他却犹如灯绳，可以烛亮幽深的记忆，于是叙述的欲望便会一发不可收拾。

在阅读中，我发现厚圃的作品叙述讲究，有张有弛，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故事讲述上，而是在叙述中渗透了自己的情趣和想象，以及对生活的思考，因此赋予了作品深厚的伦理情感。强烈的乡土意识和寻根式的母题常贯穿于作品始终，他以一个“后卫”的坚韧姿态守护着乡土文学一脉相传的某种延宕和回旋。与其说厚圃的潮味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立场使他的作品成为“地域文化小说”的一个分支，毋宁说他以地域为叙事策略，零星、间断而又锲而不舍地拼起他的文学版图。

《结发》完成于2005年秋天，是厚圃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以文革后期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背景，着力描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故事以及有着强烈时代烙印的生活片段。作者试图通过孩子的视角进入到某段乡村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触摸生命的感觉，探究历史、政治、权力、伦理与欲望。作品中的人物或是躲在漫长岁月的暗角独自品尝伤痛与孤独，或是知耻而后勇，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饱满生命、坚韧品格和浓烈情爱，如鲜花般怒放，光彩夺目。小说的结尾似乎在告诉我们，生活仍然在继续着，因为它必须继续下去，而最美好的东西永远在彼岸……

在作者幽默而冷静的叙述背后，厚圃深切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而又试图展示人类与生俱来的意识劣根性，并通过戏剧性的冲突和鲜明的语言呈现出来。这其间包含了深刻的人生体察、文化悲悯情怀以及描写所呈现的硬度与质感，在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中直抵人性的深处，爱欲虽然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但是于人类却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作品同时爆发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性，足以摧毁了人类某些美好的幻景，作者放弃了抚摸式的安慰，而是将解剖的利刃切入肌体深处，翻看逐渐枯萎或饱满的灵魂。当然，作者很阳光地肯定了在古老的乡土发展进程之间，在历史与责任之间，“人”面对困境中所展露出来的勇气、尊严与良心。

很显然厚圃截取的那段丰富多彩的乡村记忆，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或者歌功颂德，而是让历史的沉重让位于心灵的沉重，生活中处处充满悖论，当代人在启程寻找幸福的时候，幸福却在彼岸。“我在及残缺”，或许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起人类就在孜孜以求地寻找自我，寻找未来。

毫无疑问，《结发》是一部出色地继承传统文学精髓和现代主义精神的长篇佳作，厚圃因此成为了他这个年龄段中，把传统文化、现代精神和文学技巧结合得很好的作家。他的重要性和多方面的探索理应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厚圃总体的文学创作，包括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及带着强烈现实主义批判色彩的长篇小说《清水谣》，我想会更多地引起国内文坛对他的高度关注。

总之，我可以断言，厚圃正慢慢成为广东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同时，对于深圳文坛来讲，他更是一位非常值得期待的、具有极高文学天赋的重要作家。

上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表达我对厚圃的喜爱，对厚圃文学成就和文学才华的肯定，对厚圃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一种期待。如果要提出更多希望的话，那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加勤奋，不断写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快地跻身于国内最好的作家行列。

是为序。

2009年8月16日

于深圳-浙江德清

（作者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书评（一）： 《多而不满，少而不空》

作者：王祥夫（著名作家）

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多如过江之鲫，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却并不多。厚圃的长篇小说新作《结发》读来却能够令人眼睛一亮。

《结发》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设计不出“人世”的恩爱情仇，而这“人世”的恩爱情仇一旦升华到“社会”的意义上去，便是这部长篇小说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我们知道，几乎是所有的文学作品内容都不出“人世”和“社会”这两个范畴。而厚圃这部长篇却是既有人世的纷繁，而又有社会意义能够让人品咂。小说的故事情节经纬密织，呈现出一种近乎于原生态的纷乱，出场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人物之间所发生发展的关系让人真切触摸到当代潮汕农村的底层生活，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生活形态一直在变，而《结发》这部长篇与其它同期长篇小说的迥异之处正在于作者对这种变化表现出的高度敏感。小说表面看上去像是对农村当下杂乱的农村生活和欲望重重的人性的描写，实际上却是从另一个侧面写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的微妙变化。这是这部小说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所在。而说到故事，《结发》这部小说从始至终都围绕着苏庆丰和孙瑞芬的恩恩怨怨展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小单元又一个小单元的相互套叠让人感觉到作者的结构能力和生活本身无比的丰富性，据此，为读者提供了对这部小说的多重解读视角的可能。

《结发》这部长篇小说，最突出的一点是作者对中国当代变化中的农村生活的关注，并努力通过一个又一个细节把当代的潮汕地区农村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展示给读者。其次是人物的爱恨情仇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农村伦理道德乃至人生价值观的嬗变。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命运感”小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知道是谁在折磨谁，谁在爱谁，人们的爱情支点又在何处？这原不是可以用“精神”和“思想”或者是其它简单而抽象的术语说明。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贴着风情万种的潮汕农村生活一路慢慢写来，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意念”或“思想”，作者把更为广大的思索空间留给了读者。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要表现的又是什么？读者的分析判断，想必会有各自不同的总结。

《结发》这部长篇的独特之处是选用了“旁白叙事”的方法结构整篇作品，旁白叙事的“我”——两位主人公——苏庆丰和孙瑞芬的儿子的絮絮叨叨一直贯穿整部作品。这种手法多见用于中篇和短篇创作中，而在长篇小说中却是极为少见，作者采用了这种穿结整篇小说的叙事方法而且把它运用得十分独到，既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又把貌似散碎的故事很好地穿结了起来，让主线更加突出，从而使这部长篇小说在整体感觉上有着中短篇般的明晰，达到了古典文论上的“多是少，少是多，空是满，满是空”的和谐统一。长篇小说写作最怕满，而又忌太单薄。《结发》这部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有十分精彩的表现。

《结发》这部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者俯身向下面对底层，对底层的农村生活充满了爱怜和宽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的“地域性”，就“地域性”而言，把它归之为“乡土文学”，同现代文学时期的“乡土文学”相比，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在“乡土情感”渐渐淡去的今天，这部小说的出现，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作者通过对浓郁的潮汕风情描写和对当下的世相人情分析，令这部作品有独具魅力的阅读价值。这是一部能够把地域民俗民风和当代生活、把传统文学精髓和现代主义精神水乳般交融在一起从而使其达到文学至高的圆融境界的佳作。

真正的爱，从来都建立在无尽的苦涩与疼痛之上。

（转自文艺报）

书评（二）： 《爱情之贞，一丝一发》

作者：尹正保（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千百年来，事关头发的爱情咏叹之句比比皆是，不乏可陈。例如：“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是《诗经》中的佳句，到了后来则成了古人口中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感喟。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总是让人思绪绵绵，接千载，想人间无数痴男怨女，在爱情的无情剑下演尽人世风情，尝遍爱恨悲欢，可喟可叹也哉！无独有偶，作家厚圃的长篇新作《结发》，也同样是这种人间真爱的纵情演绎，小说通过一对结发之妻半生的爱恋悲歌，将“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这一素体而古老的家庭伦理观念再次唱响。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历来都是夫妻间关系的典范，也是维系男女双方关系的一个准则。但，这多半是一种理想的夫妻关系状态。具体到小说中，应该客观地说，苏庆丰、孙瑞芬这对性格迥异的夫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孙瑞芬作为一个单边主义的爱情狂想者，她对乡间才子苏庆丰仰慕心仪已久。如果说跳河殉情是她对爱情理想执着的坚守的话，那么，当面对苏庆丰的爱情叛逃，她能在漫漫数年的痛苦煎熬中孤注一掷地等待，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感人肺腑的深沉之爱。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特意把她塑造成一个泼辣、粗野、外表强悍内心多情的“男人婆”形象，重点通过她性格里的这种复杂性来刻画其在面对爱情难题时的痛苦抉择。也可以说，她的外表呈现给人的越是“刚”，则她的内心越“柔”，就是这样一个“刚柔”集于一身的乡间妇女，在面对爱情的重大考验时，竟能从极度“仇恨”中一点点磨砺出隐忍顽强的人间真爱。当多年之后，苏庆丰幽然出现，半生为爱情争风吃醋的孙瑞芬，竟然能卸掉仇恨，安静坦然地接纳了他。这一方面显示出爱情本身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作家厚圃对丰富人性的敏锐洞察力。

爱情，是《结发》的主唱，然而不应忽略的还有小说浑厚的历史书写。在《结发》中，作者将叙述精心安排在“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这段特殊的历史时空中，重点营造了苏庆丰和孙瑞芬这一对结发夫妻如何在人事、爱恨纠葛中走过半世风雨。在小说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历史遗留的痕迹，无论是人物的言语还是外在场景的铺写上都有“文革”的味道，这无形中加大了小说深沉的历史阔度。

同时，还不应忽略的是小说深层所呈现的深沉的文化内涵。小说中的“曲河乡”实际上是作家厚圃内心那个割舍不了的潮汕平原。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来自潮汕大地古老文化的熏陶，既可以领略潮人喝功夫茶的独特韵致，又可以欣赏潮州的“美发文化”，还可以对潮人的生活习性、思想观念，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致富精神进行一个大致轮廓的认识。这部小说不但歌咏了男女之间真爱的高洁无价，而且也将我们带入古朴和现代交织的潮汕地区，通过历史的蜿蜒、时代的播迁，将此地的历史以及新貌展现给众人，让其更加独特地感受这个地方的风物人情，历史文化，以及数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从这点上说，《结发》是一部大气的集伦理、历史、文化为一体的小说文本。

《结发》在细节呈现上也别具一格。如，孙瑞芬和人比力气、与情敌李春水的多次“战斗”场面等写得非常精妙到位，与人物自身性格也十分吻合。苏庆丰前后两次拨弄二弦的情景更是于细微之处见功力，深深地吸引读者。除此之外，《结发》在语言方面也堪称精妙。小说在诙谐而搞怪的语言氛围中，将一段人事、爱欲纠缠的历史往事演绎得引人入胜，时而紧张如激流，时而舒缓如小溪，一张一弛之间，尽得阅读之妙。再者，小说还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除了苏庆丰、孙瑞芬夫妇，还塑造了李春生、根勇、傻子宝等几个乡间生命，通过他们各自蜿蜒的人生轨迹，对生命存在进行了一次真实而精心的展露。小说中还蕴藉了浑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使得这部小说不但好读好玩，而且意义丰厚，值得仔细冥思、推敲、玩味。

读完《结发》，我的内心受到非常大的震颤。一句话：一丝一发，尽现爱情之贞；一字一句，尽得阅读之妙！这并非一种夸诞，而是一种仔细阅读后的真切体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无论从字数还是叙述上都是洋洋洒洒，酣畅淋漓；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内部所包含的深沉的文化内涵，以及宽广的历史阔度。这些，都令人感到欣慰。

（转自南方都市报）

二、长篇小说《清水谣》：

《清水谣》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充满潮汕风情的作品，是关于权力、欲望、伦理的探微，是具有自由精神和民间立场的乡村情感简史。两代人的爱与恨，三个女人以超越命运的执拗寻求幸福与尊严。婆媳之战，权力博弈，畸形情欲……所有的一切在爱的名义下延展和纵深。作品在历史中思考人性的价值，寻找局部的破碎意义，站在时代的深渊中和传统信念对话，寻求真实的个体人性。

书评：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作者：蔡东 （青年作家）

在广东青年作家中，厚圃的写作别开生面，充满浓郁的岭南风情和独特的美学风格。他生活在特区深圳，从事公务员的职业，其写作却远离欲望都市，避开仕途官场，执著地抒写他出生于斯、成长于斯、难以割舍的潮汕平原，在乡土文学版图上描画出一抹奇异而瑰丽的色彩。作为“70后”作家，他的文学步伐扎实而稳健，没有半点水分和一丝取巧。

凭《橱窗里的女人》斩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之后，厚圃的长篇小说《清水谣》和《结发》相继亮相，皆以乡村为叙说背景，带着浓郁的怀旧情结和淡淡的忧伤，用小说的方式对村民们的人生进行还原和备忘。《清水谣》的封面设计素雅简洁，以纯白为主，搭配着一小块红色剪纸，剪纸里有鲤鱼、鸳鸯、胖闺女，透出民间生活里特有的喜庆味道。“清水”两字，雅致、文艺、书面；“谣”，通俗、活泼、口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曲大雅大俗的乡村民谣，集中体现出厚圃的叙事技法、语言魅力，以及他对女性命运的特别关注。

《清水谣》的故事并不新鲜，婆媳龃龉、龙阳之恋、阴谋促成的权力更迭，皆是古老叙事。似曾相识的故事，如何不滞留在猎奇、趣话、村野怪谈的层面，厚圃着力之处，首先是叙事技巧。从作品中，能看出厚圃对传统章回小说叙事要领的纯熟运用，传奇色彩，伏笔埋线，情节的交错开合，要素都已齐备。虽然很多作家在处理农村题材时不免野心勃勃，厚圃却并不刻意追求史诗的磅礴，他落笔之处，自有一份轻松泰然。《清水谣》有光彩的地方，是情节的抓人，叙述的诙谐晓畅，严肃性和娱乐性的融合。他笔下的男女老少，个个透着农民的狡黠精明，世故已然老熟。那铺开来的麻辣、鲜活、奇趣的生活图卷，强烈的现场感，让人尚来不及追问意义，就被冲击得头晕目眩，感受到纯粹的阅读快感。

厚圃的语言有一种细心打磨的精准感，好比调成微距的相机镜头，聚焦锁定，纤毫毕现。在这个每年都产生大量流行语的时代，“描摹”的危机正在逐步显露，苍白，雷同，平面，隔靴搔痒。而厚圃的文字散发出生活一线的热度，既烟熏火燎，又抒情诗化。潮汕风味的俚语方言，暗藏机锋的家常“闲聊”，让人会心一笑的农村俏皮话，当然，也少不了抒情写意的文人情调。这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用语言来构图着色的能力，这源于他绘画方面的特殊才能。比如说江凤凰在河堤上用茶麸水洗头的场景，有色彩，有光影，动静相宜，充满诗情画意。再如苏彩娥被打后愤而回娘家的一幕，厚圃是这样描绘的：“她索性不去抹，泪水横飞从丈夫面前走过，从婆婆面前走过，从那么多双眼睛前面经过，以百折不回的气概走出那条幽深的石巷。许多目光在尾随着她，像橡皮筋一样越拉越长，直到被巷子的转角无情地扯断。”一个绝妙的比喻，极有线条感地将围观者的目光勾勒出来。

厚圃的笔触，在表现女性时尤为细腻。潮汕地区有着牢固的传宗接代思想，鳖婶身上也负载着这一传统。她和儿媳妇苏彩娥的斗争，以生男还是生女为风向，此消彼长，颇有喜剧感。苏彩娥则凭借村干部之女的身份，代言了权力和乡村政治，颠覆了潮汕“生女不摆酒”的老习俗。江凤凰这个女性，虽然着墨不多，其风情和光彩，却灼灼闪耀勾魂摄魄。瘦弱、白皙、骨感，在乡村从来都没有市场。乡土题材的小说中，一流的女神般的女人，她们的美是类型化的，源于健康的肤色和暖热的肉感，源于地母式的博爱和丰饶。她们的魅力，带着灼热的温度，像野火一样奔腾不羁，交织着生殖的崇拜、繁衍的本能，轻而易举地激发出雄性的萌动。而小说的男主人公，龙春对母亲鳖婶的感情，秉承了儒家的忠孝思想，然而脆弱的孝道尴尬地被权力架空。龙春对妻子苏彩娥的态度，有对特权阶层的敬畏，也有婚后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琐碎依恋。唯有对江凤凰，是渗入到骨髓血液里的痴迷，既纯真剔透，又饱含着健壮农人的热烈情欲。

在评论家的印象中，深圳作家很难和喧闹躁动的现实拉开距离，往往来不及沉淀就急于表达，其文学价值和审美品质都值得怀疑。而厚圃的小说，不洋气，土香土色；不粗糙，如琢如磨。这样的写作者，必能走得更远。

（转自文艺报）

三、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

序： 《让我们永远逆流而上》

王祥夫

在全球化日渐加重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能够读到地域色彩鲜明如此的小说，这是我喜欢厚圃这本小说集的道理所在。如果说现实生活的变化过于激烈或前途未卜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抓住的某种东西也许就是日渐稀薄的乡情，“乡情”这个词再不单单只能被当做“地域”去理解，但它与地域性似乎永远分不开。城市生活就难道没有乡情吗？我们常说的“家乡”未必就只能指乡村。当代小说令人不满的地方是弥漫着一种万事如常，人人安分的气氛。而厚圃的小说的另一好处就在于他的不安分，人与人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在他的小说呈现了种种不好一下子解开或者永远无法解开的情感纠结，这便是生活的真相，这不安分让人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置身所在或情感方向。在真相往往被文字遮蔽不清的今天，如厚圃小说的敢于直面当下市井生活，这可能是我们乐于读它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厚圃的小说离种种市面上流行的意识形态很远，但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十分近，我以为优秀的小说、或者是优秀的作家，他的出发点应该必须在此，只有当你迫近了当下的生活，你才有可能慢慢向他人的生活做感情移入，才有可能摆脱囿于书斋而普遍存在的局限性，对一个作家而言，个人的偏执和对现实生活的视而不见必定决定他在写作上的一次次失败。厚圃在写作上摆脱了高远的教条，与生活保持着一种别样的亲密，从而发出他自己独特的声音。其小说《拦臂街上无秘密》、《前妻》、《王秀丽，你别哭》，尤其是《我们能否相信爱情》，相当深度地诉说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本集子里《拖神》和《祖母》这两篇我以为可以放在一起来读，可以让人触摸到过去生活的糙杂与筋骨，那远去的民俗一如已经发黄的年画画面，有着无穷的令人唏嘘的对乡情的怀念。一本小说集子的情感可以是统一的，但小说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画面却不能是千篇一律，小说画面是一个重要问题，眼下许多只见故事而不见画面的小说往往抹杀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这两篇小说，在选材上也许可以说它有些“陈旧”，但不妨碍它的依然好看。《祖母》这一篇，在人物形象的拿捏上，显得特别有力度，避免了此类题材和此类写法上常见的容易滑向的四分五裂。厚圃对他小说中的人物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不告诉人们他想要说什么，而是要人们去分析，比如，《成人礼》为什么要叫做“成人礼”？你必须让自己介入进去，只有介入进去方解其味。《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这一篇，也需要你把自己的情感介入进去。读厚圃的小说，我常在心里想，作家的生活是什么？我以为，作家的生活就是永远要与百姓大众在一起！只此一点，厚圃的小说是好看的，哪怕他的写作态度让人觉得亲切而愚钝，却没有对写作经验的驾轻就熟，在厚圃的小说里面，没有当代文学潮来潮往客观原因促成的早熟——那种在写作上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早熟乃是当下作家们癌症！我愿意厚圃在写作上永远保持对经验的恐惧，好的写作永远要与经验保持警觉的距离。

厚圃的这本小说集，旨在探索现实生活和个人命运的终极问题。

相信人们读厚圃这本小说会被其中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当下的时代表情所吸引。

让我们永远逆流而上！

书评：（一）《潮汕平原上的厚圃》 作者：尹正保

广东作家厚圃的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宛如一个遗落在江岸的漂瓶，从遥远的岁月之河中漂浮而过，该褪去的色彩已然褪去，该染就的也已着色，痕迹斑驳、沧桑安详地迎接生命中随时过往的客人。当你在遥想它曾有的或明艳、或沧桑、或悲苦、或传奇的往事之时，你已经被它的魔力所感染，当你放下书卷，眼前已经开始浮现出那些沉入岁月河底的人物、风景、往事。

它们如此陌生而又如此真实。　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一群生活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底层人物。譬如《橱窗里的女人》中那个进城寻父的少年“小武”，当他瞪大惊恐的双眼，孤独而痛苦地辗转于“乡村”代言人的母亲和作为“城市”代言人的父亲之间时，我们看到了人物内心的一种撕裂。是什么改变了一切？

毫无疑问，是城市务工改变了父亲，是都市改变了他的一切。在对这个四处流浪的孩子表示深刻同情之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罪恶的根源。那就是都市生活，它才是罪魁祸首。“都市”——一个光怪陆离的庞然大物，一个无数人离乡背井赶赴的场所，正在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改变着“小武”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否相信爱情》中的一对男女，也同样遭受着来自于“都市”与“乡村”二元世界的冲击。当女主人公“我”对爱情充满幻想之时，男方乡下的糟糠之妻适时出现，作为“第三者”的“我”对爱情的幻想大打折扣，以至于对它产生深深的困惑和恐惧。同样，《王秀丽，你别哭》中的女主人公“王秀丽”的人生遭遇，也是“都市”罪恶的一种彰显。它，正在成为当下一种尖锐的生存之痛，改变着人们朴素的思想、行为方式，甚至正玷污着爱情。在这些篇章中，《前妻》是处理得比较巧妙的一篇，通过多年之后与前妻的邂逅和对话，望见“爱情”和“婚姻”交织的现实之“网”。

在这类“都市”题材的处理中，作家既显示出一种激越的愤怒，同时又流露出一种悲悯的温情；既尖锐地植入生存之痛，又柔软地融入爱怜之意。这些篇章，可读性较强，偏重于故事的营造和叙述，耐人寻味。

不得不提及的是，此书中作为“都市”一极的“乡土”系列那几篇，尤为令人喜爱。如果说“都市”和“乡土”是这部小说集的两个卷轴，那么“都市”或许只是展示作家才情的一扇天窗，而最能打动人的却是透过洞开的门扉放眼作家笔下的肥乡沃土。无论是曲河乡还是拦臂街，无论是韩江径流还是潮汕平原，它们承载着作家厚圃太多弥漫的心绪历程，也是滋养他文学世界的后花园。

这些后院野花大致包括《祖母》《四哥香》《拖神》《永生》《成人礼》等篇章。我之所以异常珍爱这些小说，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好看的故事、丰富的传奇性、令人入迷的情节，相反，这些小说的叙事性并不强，并不属于好看小说的范畴。但是，它们与当下充斥的诸多世俗欲望小说相比，确实有着“蕙质兰心”般的高雅气质。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得以复原一个文化厚重的乡间沃土——潮汕平原。它既曾真实地存在着，又遥远地绝尘而去，兼具作者缱绻的怀乡情结，一览无余地呈示给读者。那些在乡野村镇中默然度日、一生遥望幸福的“若有若无”的人群，在生活的苦痛与挣扎中，在亲情的感念与召唤中，在成长的百般痛楚中，对潮汕平原为首的乡土世界始终充满了某种眷念和温情。无论是一生瞭望儿孙的白发祖母，还是因思念儿子而祈求上苍超度的乡间汉子，以及无意中窥探到成人世界的荒唐的孱弱少年，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一种温情，一丝怅惘，但同时，也具有一种令人虔敬的信仰，一种古老乡村亘古不灭的伦理意识。因为它们的存在，众多人物都生活在一种有序的类似宗法伦理的无形制度里，生生死死、起起落落，演奏出一章一章充满爱欲情仇的乡间乐曲。（转自文艺报）

书评：（二）《归去来兮辞回荡南方》

蔡东

评论家，深圳

一本诞生在春天的小说集，像春天一样，丰饶而美好。

小说家厚圃是耳聪目明的捕猎者，在城市中寻找一张张焦灼与迷惘的脸孔。他有透视术，人心的犄角旮旯，诸多微妙幽深之处，皆能烛照洞察。拉开幕幔，《前妻》、《喜酒》、《橱窗里的女人》正在上演，狼藉的爱情，无望的生活，都市的背面和角落，时代的暗伤与隐痛。

但对厚圃的创作来说，最上等的滋补品并非定居的城市和当下的生活，而是远逝的童年：一手原装的南方经验，无法复制共享的资源，珍稀、特异。潮汕平原，樟林小镇，厚圃文脉的源头，亦是永久的灵魂栖居之地。田园将芜胡不归？魂兮归来时，他爆发出一种疯狂的才华，烈马脱缰般强劲的叙述欲望，文气的顺畅和语言的流利令人艳羡，也疑心他的写作早远离了煎熬和痛苦，进入到汩汩流泉、如有神助的状态。

一位成熟的作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那是他的面目和体味，读者通过语言来辨认作家。而语言的境界，就是把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固执地用语言呈现出来。作家之自虐，往往在于对此种境界夸父逐日般的悲壮求索。显然，厚圃不偷懒、不躲闪，他表达精准，针脚细致，他和语言密谋，组合出让人骨头过电的词句。作为有经验的叙述者，他知道哪里该虚晃一枪，哪里要九曲回肠，哪里必须接驳、通电，一击而中。

一个有禀赋的作家，能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世界。厚圃的故乡在纸上，跟记忆丝缕相连，又具有现实的超越性。在他虚构的审美世界里，有艳丽的小镇风月、花木葱茏的潮汕民居、祖母的强悍与温柔、少年的隐秘心事、祭神的盛大表演和热带密林中的岁月悲欢。当归去来兮，神游辽阔平原时，他是独特的作家，他是灵感女神的宠儿，手中的笔接了地气、浸透甘霖，小说们像雨后疯长的青草，葳蕤生辉，元气淋漓。

小说集里，我喜欢那些摇曳着地域风情的作品。比如说《拖神》与《四哥香》，狂放又浪漫，一股深植于民间的野性和妖气呼啸而来。这样的小说，像熟透的浆果，鼓胀欲破。这样的小说，像一次张扬的盛开，充满炫技的激情。《拖神》把樟林人的抗日史与魔幻色彩的祭祀编织在一起，欢乐癫狂的仪式背后，是古老民族的苦难和血性。《拖神》证明了一点，乡村，离神灵最近。《四哥香》糅合潮汕美食、世态人情和奇风异俗，散发出温热的人世气息和浓浓的烟火味道，是珍馐美味的博览，也是乡村高厨的传奇。推进情节时，他颇有些说书人的狡猾，将四哥自我救赎的隐情巧设埋伏，将铁锤夫妇智斗同行的章节连缀得引人入胜，“寿宴”一章，更宛若一出精彩的折子戏。灯火通明，锣鼓喧天，随着田鼠、活鱼等罕见菜肴流水般亮相，小说的节奏也踩准了鼓点，一浪接一浪的磅礴，像一首音调逐渐上升直至达到高潮的乐曲，似一张徐徐拉开的弓，弓弦一点点绷紧，张力愈来愈饱满。《四哥香》最灿烂的段落是关于美食的，作家笔下的潮汕饮食，洋溢着热带的神秘与奇诡。即使鱼丸、卤水等常见菜式，他描摹时都显示出巨大的热情，他的语言也是上了糖色的，勾了薄芡的，光彩耀目，玲珑滑润。

此外，少年视角的小说也格外动人。一篇篇有关青春和成长的叙说，像剪草机突突行过的草地，流动着微涩的草香。《成人礼》中，渴望流氓发型和粗硬胡须的男孩来到剃头铺，无意间瞥见老板娘雪白的胸脯，风乍起吹皱春水，空气中透出几丝躁动不安。狭小的空间，头发纷扬落下，老板老杜和妻子的婚姻暗流涌动，权力、情欲、朦胧的性意识时隐时现，男孩在理发剃须的过程中，窥见人生的无奈和残酷，终于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

《永生》则另具一种风流。短篇小说是天分和技术的试纸，厚圃将明与暗、虚与实、隐藏和显现处理得很恰当，两条线交错展开，一是姐姐和圆头的秘密恋爱，二是乌鬼对溺水儿子永生的执着寻找。水鬼的传说营造出迷离梦幻的氛围，淡淡的欢喜和深重的悲凉奇异地交融在一起，诗意升腾着，弥漫着。小说极短，笔墨经济，然清澈而迷人，余味悠长。

读厚圃之前，我不知道广东也有平原，平原是多么北方气质的词汇。印象中，南方精致婉约，也狭邪、阴柔，布满低湿的洼地和涓细的河流。读厚圃之前，我不认为乡情、民俗、故土、家族、历史会出现在深圳作家的笔下。异数的意义，就在于破除和刷新。在我看来，“异数”一词，对小说家来说，是殊为珍贵且很难赢取的赞美。

（转自《南方都市报》

四、部分采访

《厚圃：对乡土的眷恋，就像重返精神家园》

中短篇小说讲究发力、速度和精准

晶报：你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书名念起来像“名言警句”，为什么选用这么个书名？

厚圃：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原本我是打算用其中一篇《四哥香》的题目作为书名，因为私下里我蛮喜欢这个小说。那段时间我刚好阅读了许多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很想写个东西向他致敬，这个中篇便应运而生。后来出版社的编辑认为选用另一篇《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的题目更能吸引读者，另外，我也偏爱这个题目，觉得它诗意地阐释了一种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延展到创作上来，也是十分合适的。有趣的是，王祥夫老师给我写序时用了《让我们永远逆流而上》这个题目，真是深知我心。

晶报：相比你之前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对于你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你如何看待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它与长篇创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关联？

厚圃：我写小说好些年了，在这个集子里，我挑了些这些年读者喜欢或者我个人偏爱的作品，算是对过往的一种总结和回顾。人生其实就是由各种碎片集结而成的，写作也一样，是有阶段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构成了我作品的生命历程，和我的人生一起成长和成熟，在文学这个更加丰富和广阔的虚拟空间，我完成了对世界和人生的所有想象。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是武器中的“峨嵋刺”，寸短寸险，非武功高强者不敢去碰。短篇小说讲究发力，讲究速度，讲究精准。江湖上有“宁挨十刀，不挨一戳”，是因为这一戳奔着致命的地方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击中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瞬间束手就擒。相比之下，长篇却是一次跋山涉水的漫长旅行。如果说思想的高度和故事发展的方向构成了长篇雄伟的龙骨，那么仍需要注入许多情节和细节让其血肉丰盈起来。说穿了，长篇小说是由无数的情节和无数的细节穿结套叠，后浪推动前浪，从而掀起巨大狂澜或者形成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我以为，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既可以生发出独立的艺术品，也可当成是长篇创作的积累与训练。

晶报：你在中短篇创作中涉及到几个不同类型的题材，既有写乡土的，也有写都市的，还有写故人的，其中你最喜欢什么题材？又最看重什么题材？这些题材萌发自哪里？

厚圃：艺术界近年来有“从母语出发”的提法，这很好，目的是想让年轻的艺术家们去认识、珍惜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文明并唤醒其内在的生命，将其发扬光大。照此类推，潮汕平原于我就是一个“母体”，一个精神的故园。我的作品以它为背景，用地道的潮汕母语反映当地的民俗民风，折射历史、文化的变迁，我想，这既是内心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也是我对故乡文化的追根溯源。这部分的题材多是“过去时”，描写过往的乡土生活，“怀念故人”其实也可归入此类。

另一类便是都市题材，多以深圳为背景，通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展示了个体生命的灵与肉、爱情与欲望、伦理与意志的矛盾与困惑，在这些情感的曲曲折折中闪现人性的辉光。这些作品指向的是当下，算是“现在时”。

总的来说，我是比较喜欢乡土题材，但就目前而言，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在都市题材上多作探索，开拓自己的创作天地。关于这类都市题材，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我们应该去写“看不见的城市”，也就是一个隐匿着的城市。显性的城市用不着作家们来描写，只要翻开报纸，每天都可以见到媒体大量的报道。我们要去发现的是“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是“看不见的线”如何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把个体与城市、不幸与欢乐连接起来。都市文学所要寻找的，或许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事物，被我们的理智、情感、目光所照亮的角落，还有潜藏在里面的那些闪着微光的东西。具体点说，我以为要去梳理这座城市的身世，要去写深圳意识、社会问题、身份危机、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城中村和城中村改造、深港两地的生活之交集、农村城市化进程、写特区不“特”或者特区一体化之后的人心世态。写乡愁，写生存状态，写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对人生悲天悯人的关怀与沉思。

思考岁月洪流中渺小个体的命运

晶报：你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清水谣》，当时是什么原因使你萌生写长篇的想法？这部小说的素材源自哪里？在这部小说里，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厚圃：我觉得这个长篇的出现完全是潜意识的流露。在此之前我写过几个中短篇小说都是以潮汕平原为背景的，但是这些作品总让我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就打算通过一个大点的故事来将我的所思所想所念表达出来，《清水谣》就这样应运而生。

可以说，《清水谣》是我对故土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追溯和解读。当然，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人物也多是虚构，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浓缩了我对故土人物的印象，那些印象从我的儿时到现在，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譬如里面的“鳖婶”，古板、勤快、小心眼、可怜又专横，是乡村中最常见的老人形象，而“江凤凰”则是我理想中的女性，集智慧、美貌、勇敢、个性和苦难于一身，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至于“苏彩娥”，正如青年评论家蔡东所说的，作为大队支书女儿的她，代言了“乡村的权力”。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文革”时期，而“文革”给我的印象其实是异常模糊的。作为70年代生人，我很难有直观的感受，但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其实是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完全被颠覆的一个时代，也是文化的一个断层，所以我把故事放在这个时代，来探寻在特殊的境遇下人性本身的善恶和需求，以及生存环境对人性的考验。通过对历史的回望，我的表达可以更加自由。在中国的乡间，表面上看起来时代的强音会在这里被简化或者异化，生活似乎还是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中间继续，这是乡村对时代的特殊解读，因此这个乡村简史完全是民间立场的。两代人的爱与恨，三个女人以超越命运的执拗寻求幸福与尊严仿佛和时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其实就是人性本身，对生存权利的追求，超越时代意义的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中国女性的性格解析。至于那些看似局部的破碎，其实也是我对命运无常的一种感叹，个体和群体，个体的偶然和命运的必然这种尖锐又很温和的对立，让我得以在这篇小说中表达。

晶报：和《清水谣》相比，《结发》的创作状态有何不同？你又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你想通过它来诉说些什么？

厚圃：对于写作者来说，一部作品的完结有时候就是一部新作品的孕育。一段思考和追寻结束了，而新的思考和表达的欲望又开始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思考和学习的过程，像是在黑暗里摸索的路人，有时候看着遥远的灯火觉得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但是走着走着，可能又看到了其他的灯火，这时候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似乎发生了分岔，所以永远不知道真正走哪条路才能到达思考的终极目标。我走完了去《清水谣》的道路，才想起另外的那条道我还没有试过，于是我放弃了原来给《清水谣》续写下部的打算，用一句“一夜之间，苏庆丰不再是我爹了”，又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这就是长篇小说《结发》。

那是2005年的春天，我当时脑子里跃出了这样的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粗枝大叶、无论从外表和内心都很强悍的女性，与之相反，男主角却是斯文白净，颇具才情。两个人从一开始的爱情就让觉得有种错置的滑稽。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男人的路子越走越窄，而女人却置于死地而后生，打拼出一片天地来。

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富于激情的一个作品，壮阔的情怀，历史的阔度，情节的跌宕，还有关于黑夜的象征赋予，民俗风情的描绘，都让我在写作中找到了飞翔的感觉。而在叙述中，我特地采取多运用于中、短篇的“旁白叙事”手法，让“苏庆丰”和“孙瑞芬”的儿子的絮絮叨叨一直贯穿整部作品。当时那种创作状态相当好，情绪被一股遏制不住的诉说的欲望所推动着，有喷薄欲出之感，我相信读者在字里行间仍可以感受到那种勇往直前、无所顾忌的莽撞和激情。

创作这部小说时，我思考较多的是，渺小的个体命运在历史、时代、岁月的洪流中，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漩涡，即便如此，对生命的体验、对生活的坚持仍会将人们推向不可知的彼岸，而这种对存在缺陷的追求也就是幸福的追求，正是我在作品中所要寻找的。王祥夫老师在书评中称它是一部有“命运感”的作品，我觉得十分贴切。

潮汕平原带来取之不尽的素材

晶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你最满意的有哪些？

厚圃：挺满意的还谈不上，但就像自己生下的孩子，肯定会喜欢，比如长篇小说《结发》，又如中篇小说《四哥香》，还有短篇小说《永生》等。它们的写作动机与其说是对昔日时光的眷恋和对乡土朴素、积厚的文化价值的神往，毋宁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由着情感的本能所驱使如鱼儿溯源般重返精神的故园，捡拾记忆的碎片并将其缝补成一个片断，或者局部，以昭示生命存在的印痕，寻找精神的归宿。

晶报：最开始使你在写作上产生自信的，是哪一篇作品？当时你的创作状态如何？

厚圃：应该是《祖母》、《永生》和《拦臂街上无秘密》。在此之前我也写小说，但写的更多的是我所学的设计、美学一类的文章。有一天我读到了潮汕作家陈宏生老师的小说《牛墟人物赋》，他把乡人的形象勾画得惟妙惟肖，我就动了心思，一口气写出了这三篇，放在一起叫《潮人三叹》，都是老家的人和事。它们最初发表在潮汕文学刊物《潮声》上，主编杜国光老师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了好些鼓励的话。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潮汕平原才真正成为我着力书写的对象，给予了我取之不尽的素材。

晶报：你通过文学对潮汕平原的描述和回望，与你真正的家乡有什么关联？

厚圃：每年我都会回几趟老家，主要是看望亲人，拜会师友。许多人都知道，潮汕人比较固守传统，我想这或许就是诸多民俗文化得以传承下来的原因之一。现在那里的观念已经开放多了，而那些古老而美好的传统也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逝，我想用不了多久，家乡就会变得和其他地方一样毫无特色，想想挺悲哀的。所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尽可能多地去记录它的过去和现在，为后代留下哪怕是一丝丝的历史印痕。

回到故乡，我喜欢与那些熟悉的人们闲谈，听到的东西，或者见到的某些事物，都可能给我灵感。我相信每个地方也拥有它独特的文化气场。当你抵达某个熟悉的地方，哪怕是最最偏僻的乡村，你就会被裹进它的气场里，于是你就会更有欲望地去述说那里的故事。

都市题材创作都是书写深圳

晶报：你刚才提到希望增加对都市题材的探索。你已经有一部分关注都市生活的作品，其中大约有多少比例是和深圳有关的？你又如何看待自己对深圳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书写”？

厚圃：所谓的都市题材，并不仅仅因为作品中出现了诸如高楼大厦红男绿女这样的城市的表象符号，而是要看作品本身是否反映出都市人的思考、立场和生活模式，传达出现代的城市文明精神和矛盾。依此类推，即使我小说里的城市不叫深圳，只要里面还包含着我在深圳这座城市的个人生存和生活体验，我以为就算得上与“深圳”有关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几乎所有的都市题材的创作都是对深圳的书写。

在我看来，深圳是一座富于文化活力的城市，它旺盛的生命力既来自于民众对竞争压力所具有的忧患意识，更来源于这座年轻城市的文化诉求。城市之于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孵化器，知识在此交汇更新，观念在此苏醒激荡，文化在此发展推进。作为这座城市的书写者，如果能够摒弃因高度商业化所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物质最大化的价值观，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终极追求，不急功近利，不向低俗、娱乐、快餐式的文化低头，祛除外来者的陌生感，矫正文化弱势心态，在思想上寻求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样可能会涌现更多的个性鲜明的本土作品。

晶报：你大学毕业后来深圳已有十几年，对于深圳近年来的文化氛围，你如何评价？你又如何看待深圳青年作家的崛起？

厚圃：我喜欢深圳的文化氛围。就说坚持了十来年的读书月，它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表面的了，也不仅仅只体现在示范作用上，而是深入到许多普通民众的内心。我相信有一天，阅读会成为深圳的文化传统，而读书月也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城市的精神符号，成为一项民众向文化致敬的仪式。

多年前我曾读到一本叫《书店风景》的书，那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个性书店深深地吸引了我，如今深圳的书城、书店、书吧也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道风景，足以与之媲美。当然，阅读只是文化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现在的深圳，已经成为建构多元化的全球文化、保护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的有力推动者，而对于民众而言，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可以获得一种文化的皈依，找到心灵的栖息之地，得到身份的认同，找到文化的自觉，拉近自己与城市乃至世界之间的距离。

移民城市本身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也决定了深圳文学发展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和较高的自由度。政府和媒体对深圳青年作家群的扶持也是实实在在的，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是可以形成“大气候”的。在一个专访中我曾说过，“深圳青年作家”绝对不是单一形态的，也绝不是孤立的个人。就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所写的那样：“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深圳青年作家”应该是深圳这块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地影响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用绘画寄托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晶报：目前你在写作上最迫切想表现的是什么？

厚圃：一个作家所关注的，我相信与他的视野和志趣有关。可能受了岭南文化的熏染，在长篇创作上我比较关注独特的潮汕文化，比较向往那种具有历史感的雄浑、阔大且带着魔幻色彩的题材。而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我更在意如何找到叙述的切口，抓住生活的刹那，从生活的“横截面”中去开掘出人性的深度，从而彰显作品的重质感和力度。

写作不但让我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里，用自己的眼睛去洞察他人的命运，而且这个命运还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你面前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我最迫切想表现的，其实就是未曾尝试过的命运中的各种“可能”。

晶报：现在你在文学创作之余，也有一些绘画创作，在这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厚圃：我很小的时候就学过一点国画，后来改为练习素描和色彩写生。这种长期的美术训练赋予了我一种能力，就是将光影、色彩、形态转化为文字叙述。我以为，一位作家要走得更远，需要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启迪、观照、补给、滋养、促进、提升。譬如只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你才能写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风格迥异的作品。我曾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生活态度上可以豁达热情，在人格上却要做到独立不羁。一个中国的写作者在理智上认同现代意识和西方美学观点的同时，不应当舍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

晶报：你生长于一个书香家庭，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厚圃：我父亲喜欢书画、写作和收藏，代表作品是读石札记《天工意匠》，我母亲是一名英语教师，能歌善舞。他们懂得尊重孩子们的兴趣，伴随我成长的是家中那些厚厚的书卷。去年，我家还被评为“广东省十大书香之家”。在父母的熏陶下，我染上了“书癖”。“书多笔渐重”，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激发了我书写的欲望，就这样，我的人生又打开了另一扇窗，多了一种可能。

晶报特约撰稿 林雯

五、厚圃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