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国家性质主持营建的大规模石窟艺术工程。它依据一定的佛教经典，利用一定的艺术形式，表达着皇家造像的思想意识，显示着当时的历史背景。

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对整个石窟造像分为一、二、三期的观点基本一致，区别仅在于7、8双窟，日本学者把它放入昙曜五窟（460——465）以后，中国学者则认为它在孝文帝平城时期（465——494年）连续五组双窟（7、8；9、10；1、2；5、6；11、12、13）之前。迁洛以后的第三期观点一致。

文成帝是云冈石窟的开创者，他打开了为皇帝开窟，为皇帝造像的局面，但只是单身像。献文帝即位，文明皇后临朝，出现“二乾重天”、“明离并照”二皇共同执政的局面。随后云冈石窟出现双窟、双龛、双塔、双佛之造像，据云冈研究所王恒统计，仅二佛并坐龛就有385个之多，二佛并坐是现实政治的写实，象征着“二皇”、“二圣”共同执政的形象。

“二皇”是当时政治的现实，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组合。文成帝和平六年（465）献文帝即位，文明皇后临朝，此时的“二皇”应是他们（465——471年）；献文帝延兴元年（471）孝文帝即位，献文帝退位至太上皇帝，文明皇后继续临朝，出现历史上少有的三人共同执政，三帝并列的局面（471——476年）。献文帝暴崩至文明皇后死（476——490年）是孝文帝与文明皇后执政时期，时间达15年之久。“二皇”应是他们。

北魏石窟造像既有“帝王即当今如来”、“令如帝身”的人神合一的观念，双窟、双像又普遍存在，那么延兴元年至承明元年（471——476）献文帝、孝文帝、文明皇后共同执政5年时间，应在石窟造像上有所反映，现存云冈的11、12、13连续三窟并列的造像组合应是这种政治局面的显现。

献文帝是有作为的北魏第六代皇帝。《本纪》载起：“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亲政以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广文化事业，发动北魏历史上第三次扩展疆域的战争，收青、齐于版图之中，为孝文帝南迁打下了基础，而垂青于史。

献文帝对佛教“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于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尺，基架宽敞，为天下第一；于天宫寺造释迦；构三级石浮图，为京华壮观；又建鹿野苑石窟于苑中之西山。这在北魏平城佛教建筑及佛教史上又是灿烂的一页。

献文帝是第一位视察石窟营造工程的皇帝。文成帝是云冈石窟的始创者，但文献未见其视察的记载，而献文帝在即位的皇兴元年（467）“秋八月，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皇兴四年（470）“十二月幸鹿野苑、石窟寺”、延兴五年（475）“幸

武州山”。有着当朝皇帝、太上皇帝身份的献文帝，频繁视察石窟工程，应该是有一定目的的。开启了孝文帝随后4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18次行幸方山、10余次谒永固陵的历史之最。

延兴元年（471）孝文帝即位，被称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的献文帝移居崇光宫，但他仍“弓览万机”、“国之大事咸以闻”，小皇帝也“每月一朝崇光宫”，他屡屡阅兵，出征巡行各地，有时带上年仅10岁孝文帝一月有余。他下令招兵征粮，亲讨入侵者，对外战争变本加厉，功业齐于太祖的开国，担当了北魏国家赋予他的伟大使命。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有十年皇帝经历献文帝，在倾国资造石窟的热潮中，应有反映。

标榜着北魏王朝意趣的云冈大窟造像，倾注着皇家的心愿，既然双佛是“二皇”、“二圣”共同执政的象征，那11、12、13三窟相连共用一个前庭的造像布局，不正是献文帝、孝文帝、文明皇后在延兴至承明（471——476年）三帝并列，三人共同执政的历史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