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雨公，祖籍四川云阳县，生于北京。幼年体弱多病，在家读古书。1928年，读中学，上过三个学校:北京第四中学、育英中学、志成中学，中间因病辍学两年。因请假过多，考试不及格，不肯留级就转学。1933年，考入朝阳学院高中部，1936年毕业，即考人朝阳学院经济系。1937年，日本侵略华北，学校停办。在辅仁大学借读两年，又转中国大学借读一年，算是中国大学毕业。

自幼娇生惯养，大学毕业时，有亲戚介绍到银行当秘书，涂雨公觉得胜任不了，谢绝了。此后迷上了围棋，每天都到下棋的地方向高手请教。那时涂雨公家住北长街，南长街律师公会院内就有一个围棋室。这里清洁安静，离家近，因此每天必去。可以说是“每日再忙须一至”，“不可一日无此君”。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一团糟，大失人望，但这总比当亡国奴好受得多。生活中终有令人愉快的事，涂雨公参观了太和殿的受降仪式，旁听过对日本宪兵队长的死刑判决。还看过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等人的狱中生活和他们被绞死时实况的纪录片。

1948年夏，由于怕遭战祸，涂雨公全家回到四川省万县投奔堂兄。1951年夏，全家返京。1952—1953年间，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地点在什刹海南河沿，开始是民营官助，过了几年才由市体委接办。北京棋艺研究社自开办之时起，涂雨公就每天必去，晚上九、十点才走。棋社成立后，除一般棋客外，也有些青少年来此下棋。还有外省市体委送来学棋的青少年，他们由棋社聘请的几位老棋手教导。不知为什么，这些青少年都愿意和涂雨公亲近，我也愿意和他们亲近。后来市体委派到棋社作领导的段清汉同志，见此情形，特向我握手致意，并准我进新设的教研室下棋。有几个青少年和涂雨公成了忘年交，他们后来都成了高段，从此友谊一直未断。1968年冬，涂雨公在朝阳门外一家小学任围棋辅导员。

此外，解放后涂雨公曾试把一些英文剧本译成中文，惜中途辍笔。后来商务印书馆把《战国策》这本书交给校点，这本书原系商务印书馆《国学基础丛书》中一种，现在准备整理重印。涂雨公到北京图书馆找到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顺利完成了任务。《国学基础丛书》数量很大，涂雨公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博览群书。不料该馆随即改变了方针，把重点放在词典和教育方面，停止了《丛书》的出版。1957年涂雨公又将我译注的两篇《战国策》送到中华书局，回信说可以考虑出个选本，于是该局安排涂雨公在近代史组作校点工作。虽是临时工作，却总有事做，校书接不上时就校稿样，甚至抄写。涂雨公的工作主要是校点清代文史书籍，但也为上海中华书局校过几种以宋、明版为底本的书。这些书都需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看。宋版是看胶卷。涂雨公校过一部陆游的《剑南诗稿》，他的万首诗，涂雨公细细品赏，校了好几个月才校完。看明版多系原书，涂雨公校过何义门评点的《白香山诗集》，不但欣赏何义门的评点，还欣赏他写的字。

1964年，涂雨公得到校勘《梁启超全集》的工作。用多种版本和手稿合校，手稿也要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看。涂雨公有幸拜读梁氏手稿自然很高兴，更高兴的是我还在手稿中发现一处误写——把《尧典》误写为《舜典》。不料不到半年，中华书局就取消了《梁集》的出版计划。1965年后，涂雨公的工作时断时续，后来就没有了。

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到冲击。涂雨公的独生子1964年北大毕业，即被部队选去新疆搞国防科研，由于他的几个舅父、姨父都是高知，正是清理对象，1969年批准他复员，涂雨公家得以父子重聚，夫妻团圆。

1978年以后，涂雨公偶尔写一些围棋研究文章刊登于《体育报》。1986年6月，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