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槐，原名李佛淮，曾用名李树槐，化名李瑞珊，李水生。1906年6月10日，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新泉杨家坊村一个小商贩家庭。他8岁上学，自幼聪慧，1919年小学毕业，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连城中学。1921年，李福槐的父亲李开升与豪绅李含贞合伙经营木材，不幸木材被洪水冲走而亏本。李含贞倚仗他有两个儿子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县知事的势力，诬告李开升私自盗卖木材，逼迫其一人负责赔偿。李开升无可奈何，含冤负屈，被迫变卖家产偿还债务。同年6月，带领一家老小，背井离乡，流落到江西永丰县城。李福槐随父搬迁，因此而中途辍学。翌年2月，又由永丰县城迁往吉水县水南乡定居，从事农田耕种。8月，其父李开升因积劳成疾，含恨离开人世。9月，李福槐孤身一人回到连城中学复学。他在校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且喜爱文学，擅长绘画，深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和敬佩。

1925年毕业之后，李福槐仍回到吉水水南村，到房东尹友兴“洪兴斋信昌和”茶馆当学徒。吉水县水南街离吉安县东固革命根据地较近，距水南街10华里的三家村，就是当年土地革命的发源地。1927年11月，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派龚荣到水南地区建立秘密农会，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在龚荣的启发和引导下，李福槐立志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了农民协会。他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秘密活动，经常深夜写标语，与同志们一道到水南街头张贴。1928年初，“洪兴斋”老板尹友兴为了对抗农民运动，纠集地痞流氓50余人，组织了反动的“红黄学会”（即“红枪会”）。一天，李福槐带领农协会员100余人，黑夜趁敌不备，冲进“红枪会”驻地，捕杀“红枪会”首领，并活捉“洪兴斋”老板尹友兴，罚得银元千余元，稻谷200多担。

水南农民暴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当年6月，“洪兴斋信昌和”茶馆倒闭，李福槐到荷山村贫民小学当教员，并兼任村农民协会文化委员。

1929年初，水南区革命委员会在里坑村成立，李福槐当选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12月5日，水南农民大暴动胜利后，水南区革命委员会由里坑迁到西团村。翌年2月，经罗佛生、罗烈介绍，李福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4月，水南区苏维埃政府公开成立，建立了中共水南区委。李福槐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和区委书记。从此，革命斗争由秘密转向公开，李福槐曾两次率领水南区的红色赤卫军配合红军攻打吉安城。

1931年9月，为纪念黄公略，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吉水、吉安两县边界部分地区划出，合并成立公略县。11月24日，公略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吉水县水南区松山村召开，正式成立了公略县苏维埃政府。12月，又在水南区荷山村召开公略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公略县委，李福槐当选为县委执行委员，先后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副书记等职务。

1932年2月，李福槐调任中共永丰县委书记。3月，他在藤田村主持召开了永丰县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李福槐代表县委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李福槐在永丰县委任职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肃反路线，纠正了乱捕乱杀的“左倾”肃反政策，并领导永丰苏区大力发展红色经济，建立了100多个毛边纸厂，3个红色饭店，60多个消费合作社，50多个粮食合作社。这些红色经济的建立，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苏区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受到江西省委的公开表扬。

不久，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亦称永、吉、泰中心县委在水南成立，毛泽覃任中心县委书记，李福槐兼任中心县委副书记。

1933年8月，遵照江西省委指示，公略中心县委在吉安富田主持召开永（丰）、公（略）、龙（冈）、万（泰）、新（干）五县党代表大会。省委组织部部长刘球贤、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刘毅等莅会指导。会上，李福槐代表永丰县委向大会作了工作汇报。由于工作出色，永丰被评为模范县。同时，会议决定将公略中心县委由吉水水南迁往永丰藤田，公略中心县委更名永丰中心县委，由李福槐任中心县委书记。那时，正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阶段，会议在李福槐主持下，着重研究布暑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后方的坚壁清野等各项工作。大会还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划小行政区域的决议》作了具体研究，决定永丰县以瑶岭为界，划分为永丰、龙冈两个县。8月中旬，根据会议决定，在藤田召开了“永龙分县代表会”，李福槐以中心县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了分县工作，研究和妥善解决了分县后的协同作战等问题。

1933年9月，原乐安中心县委（亦称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同志调离乐安，由李福槐接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军区二分区政治委员。9月下旬，他与张连生、胡观音、贺隆、邓金标、曾化子等乐安党代表，出席了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七里坪召开的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委执行委员。

乐安中心县委所属各县、区大部分属于新区边区。1933年10月，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乐安中心县委所辖区域首当其冲。李福槐上任伊始，临危受命，他毫不畏惧。在领导宜乐苏区开展扩大红军和慰劳红军的竞赛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1934年1月10日，《红色中华》以“光荣的西江，光荣的乐安”为题，报道了西江、乐安两县在扩大红军中超额完成任务的先进事迹，并发表了《乐安突击运动成功经过》一文，号召一切边区县向乐安学习。

李福槐在乐安苏区工作期间，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为宜乐苏区干部树立了楷模，给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说：“凡是干部都应严于律己，带头艰苦朴素，勤奋工作，保持苏区干部的本色”。乐安中心县委驻南村时，革命斗争环境比较艰苦。为了适应战时需要，他经常坚持体育锻炼，跳高、跳远、赛跑样样出色。他有一条信念，那就是“炼好身体，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他不但严格要求干部养成军事化习惯，吃饭、睡觉都要按时，而且规定干部战士一律睡地铺，禁止搬用老百姓的木板和桌椅。当时房东有间空着的卧房，房里有一张现成的木床，总务科安排给他住，他坚决拒绝。他把房间、木床让给妇委书记肖鹤鸣等几位女同志，自己与几位同志挤到一间房里睡地铺。他办公从不讲究条件，平时把一支毛笔，一个墨合子，一本“于都纸”和一些文件装在一个布袋子里，日夜绾在肩上，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

李福槐待人诚恳热情，对同志关怀备至。有一次，区游击队设法搞到30斤牛肉送给县委，他决定按人头计算，每人分不到半斤。他忽然想起在边远山区坚持斗争的白区工作部长李赤生，便派人送去半斤牛肉和一封信。这封信是一首绝句诗，写道：“半斤牛肉战友情，不是寻常席上珍，劳苦功高堪食禄，莫嫌微薄意真诚。”李赤生同志接到牛肉和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李福槐待人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刚到乐安苏区工作时，干部战士都称呼他“李书记”或“李政委”，他总是笑着说：“喊我的名字就可以，如果你们要喊得好听些，就加上‘同志’二字，叫我‘李同志’或‘福槐同志’，那多么亲切啊！”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地喊他“李同志”或“福槐同志”。

1934年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宜乐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形势日趋严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李福槐毫不动摇，他领导乐（安）、宜（黄）、崇（仁）三县苏区干部和二分区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

6月，敌27师进占望仙。李福槐率部转移到边远山区的火嵊金竹一带。为了更好地领导三县人民，举起革命旗帜，继续坚持斗争，李福槐在金竹村主持召开了乐、宜、崇三县苏区领导骨干和党团员会议，决定撤销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乐、宜、崇三县苏维埃联合政府。并根据上级“实行地方干部军事化”的指示，把地方干部与地方武装混合编为两个挺进大队，乐安为第一挺进大队，宜黄、崇仁为第二挺进大队，在江西军区二分区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打击敌人。同时，派出得力的军事干部，到被敌人占领的增田、水南、望仙、万崇、善和、招携等地组织领导游击队（组），开展游击活动。7月19日和9月8日，《红色中华》先后以《值得赞扬的乐安游击小组》和《宜乐一带发展着的游击战争》为题，表彰乐安各地游击队在出击骚扰敌人和惩处返乡收租倒算的豪绅地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撤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军区，成立了江西省军政委员会，同时决定将地方武装编为3个独立团。曾山亲自写信给李福槐，指示他坚持乐安、永丰、宜黄、崇仁、新干等地游击战和党的秘密工作，并派原江西军区一分区独立第1团到乐安由李福槐指挥。12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7个师共5万兵力，分别从乐安、宜黄、崇仁等地，从四面八方重重包围和进攻我宜乐苏区腹地火嵊金竹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争形势日益恶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福槐意志坚强，毫不动摇，他对同志们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同敌人血战到底！”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相机歼灭敌人。根据省军政委员会“从金竹突围，越过敌人封锁线，扰乱、牵制、打击敌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的指示精神，李福槐决定率部进行武装突围。

部队突围之前，着手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召开会议，李福槐向全体干部战士作了动员报告，分析了战争形势，说明部队突围的重要意义；二是坚壁清野，号召大家清理各种文件、印章、旗帜等重要物品，装进棺木，秘密埋入深山，不致落入敌手；三是做好安置工作，对不能随军突围的老弱病残，包括医院伤病员，进行了妥善安置。李福槐满怀激情地对大家进行安慰，同时语重心长地告戒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千万不能出卖同志，叛变革命。”

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李福槐于12月20日率领部队开往坪坑，在坪坑村重新进行了编队，计有2000余人，其中武装部队900多人，有步枪1000余支，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改编为江西新编独立第2团，由一分区统一指挥。任命原军事部长曾德恒为团长，李福槐自己兼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营，第一营为远殖挺进营，作为突围先锋部队，李胜任营长，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罗惟赋兼政治委员；二营营长罗曰彬，政治委员刘涌；三营营长李振林，政治委员卢文新。

编队完毕，突围部队当天即开往太华山东麓的珠坑村宿营。李福槐命令部队，在未通过敌人封锁线之前，白天睡觉，黑夜行军。为使行军时不暴露目标，李福槐下令将战马全部杀掉，马肉大部分送给老百姓，换取部分干粮。李福槐号召每人自备一根5尺长的草绳或一根绑带，以备黑夜行军使用。强调行军途中不准讲话，不准抽烟，不准咳嗽。

李福槐率部凌晨从珠坑出发，越过太华山，第二天拂晓到达太华山之西的太平山心村。在那里又一次整顿队伍，李福槐动员战士清理行装，减少负重，轻装突围，规定每人留下一套换洗衣服，多余的衣服统统送给当地群众。当晚，队伍趁黑夜从山心村出发，互相拉着绳子或绑带，一路摸索前进。队伍到达增田带陂村，当通过一座木桥时，因桥面又窄又滑，队伍通过不到一半，有人不慎失足掉到河里，惊动了碉堡里的敌人，敌人用机枪猛烈扫射，队伍被敌人堵截分为两段。李福槐只好改变突围计划，已经过河部分，由分区司令员刘汉雄和政治部副主任罗惟赋率领继续突围；另一部分由他和分区政治部主任肖明煜、曾德恒率领折回山心村。在山心村继续精简队伍，安置了部分老小。元旦刚过，敌军分别从增田、南村、王坊等地包抄而来。部队在溪江的松树林里与敌相遇，展开激战，团长曾德恒腿部负伤。队伍经过西坑、古圹，撤退到谷岗，打算从崇仁、丰城方向突围。1935年元月8日，在崇仁东山村又遭敌第3师185团1营堵截，经过激战，李福槐率部撤回登仙桥。当晚，在登仙桥附近山里宿营。半夜，当地反动武装“大刀会”来摸哨，被我哨兵发觉，消灭“大刀会”数人。

从崇仁、丰城方向突围的计划未能实现。李福槐采纳部分干部战士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便决定向敌人防守薄弱的望仙银口突围过河，绕道竹山坑到新干渡过赣江，向赣西、湖南方向前进。第二天，李福槐率部经珠坑、坪坑、大背石、稠溪等地到达白竹坳。白竹坳通过敌人第1道防线，经白水洞、何家庄到达望仙的冷元垅。在冷元垅被敌哨兵发现，遂改道到洞口王泥斜，从王泥斜沿着河岸顺水而下。为了不惊动敌人，李福槐带领干部战士钻荆棘，爬竹蓬，一直到达银口渡口。此时渡口的竹筏和船都被敌人封锁，李福槐带头跳入寒冷刺骨的河水中，率部涉水过河。渡河之后，大家虽然又冷又饿，仍然日夜兼程，经毛竹坪、东岸、徐田、羊家岭等地，到达增田南源。17日，在南源南岭东山背与国民党军第88旅耿团遭遇，激战三小时，伤亡200余人，其中牺牲营长、政委各一名。经过这场战斗，虽遭受严重挫折，但干部战士的战斗士气未减。在李福槐的率领下，继续向前突围。队伍经过王家暮、寒南、下陂、杨家院等地，终于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到达乐安、新干、永丰三县交界地竹山坑。可是，刚到竹山坑时，又遭到数倍于我之敌军袭击，李福槐沉着应战，指挥部队且战且退，翻越大盆山，到达新干县的大坑村。

不日，江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曾山亲自率领部队到达竹山坑，意欲与李福槐领导的队伍会合，可惜错过时机，未能如愿。

李福槐率部到达大坑后，不期与刘汉雄、罗惟赋率领的挺进营重新会合。队伍聚集后，经过补充休整，重新编为3个营。李福槐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突围计划和行动路线，并决定从敌人防守薄弱的峡江渡江。

一天深夜，部队从大坑出发，按预定的行军路线，乘月色翻越了一座大山，到达永丰县李山村。刚布完排哨准备宿营时，遭敌军53师包围，李福槐立即指挥部队突围，冲出包围圈，且战且退。最后，同敌人开展了肉搏战。但终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敌冲散。刘汉雄、罗惟赋和肖明煜等人去向不明。李福槐陆续收集六七百人，经过再次整编之后，撤退到一座较大的茶树山上驻扎。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又发现敌人前来包围。李福槐指挥部队迅速后撤，边打边撤退十数华里，部队又被敌人打散。

经此一战，部队元气大伤。在这种情况下，李福槐仍不屈不挠地继续坚持斗争。他在新干、乐安两县交界的野鸡坪，集合少部分队伍，组成精干的战斗队，并亲自指挥一支手枪队，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直到1935年3月，由于敌人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终因弹尽粮绝，多数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带领警卫员巧妙地越过敌人的包围和封锁，到处寻找自己的部队，最终未能达到目的。他只好和警卫员把**弹药，秘密地埋藏在清江附近的合山，告别警卫员化装成难民，爬山越岭返回福建老家。

李福槐路过福建长汀时，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一位当年在连城中学的同学，李福槐知道他在国民党专员公署工作后，他巧妙地对他说：“因在吉水水南被列为‘地主’，押到红色后方逃了出来。”于是，由该同学出面，到长汀警察局设法弄到一张通行证回家。改名李瑞珊。

1935年4月间返闽，在家月余，即引起当地保甲长的怀疑。李瑞珊写信告诉在江西樟树居住的母舅周成皆。6月，李瑞珊到清流县邀堂弟李环瑞一道来江西樟树。樟树水陆交通甚便，李瑞珊感觉不宜久留。因此，经母舅介绍，李瑞珊到店下村与“林万春”烟店的同乡相识，并向母舅先后借银元70元做小生意，借此掩护身份。他每逢圩期便在店下街上摆摊，闲时则不避风雨，挑货郎担下乡，走村串户，经常巡回在合山一带山区。有一次，他秘密地告诉堂弟李环瑞说，他曾在离此地10余里的山上打过游击。

李瑞珊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寻找党组织的念头常在脑海里萦绕着。他曾伪造福建连城县第七区公所的“通行证”，叫李环瑞以探亲为名，前往吉水水南找一位姓陈的绰号“关夫子”取得联系，结果无着。尽管他找不到党组织，心里很苦闷，但是他并不灰心丧气。一次，他看到国民党的反动报纸刊登了“肖克脱离中共”的新闻时，便对堂弟李环瑞说：“我不信！这是反动派耍的阴谋手段，搞假相，蛊惑人心，我相信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他暗自下定决心，保持革命气节，密切群众关系，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他请母舅代劳，替他去吉水水南把母亲、弟弟等一家老小接到店下安家，作为他潜伏的革命据点。随后，他在亲友帮助下，娶妻室，买田、买地置家业。弟弟在家耕田种地，李瑞珊还和以前一样，圩期摆摊，闲日挑货郎担走村串户，利用下乡机会，熟悉民情、地形，等待时机，开展革命斗争。

李瑞珊在店下，平时吃斋，晚上念佛。他表面上对国民党政界人物善于应酬，但从不参加政界活动。他密切联系群众，广交青年农民朋友。一般群众请他做事，有求必应，从不推辞。李瑞珊的书法很好，大家喜欢请他写对联，但从不吃人家的东西，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总以吃斋等种种为由拒绝。

1939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仓惶撤到吉安泰和县。中共江西省委指示赣西南特委，在新干、清江、丰城一带，建立赣西南游击区前方工作委员会，领导抗战前沿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6月，中共前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江西抗敌后援会宣慰工作团第一大队来到店下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慰问活动。宣慰团的同志经常和李瑞珊接触，都感觉他善于联系群众，很有见识，不象一个普通劳动者和小商贩。李瑞珊也很愿意和宣慰团的同志来往。他曾对家里人说过：“姚队长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写的宣传标语都用红颜色圈边。”但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参加活动。当时，国民党政府想拉拢他参加政界活动，也被他婉言谢绝。那时，他深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的曙光很快就要到来。”李瑞珊曾对他的知己说：“我由瑞金开船，好不容易快要到达目的地，怎么能在拢岸时转舵呢？！”

早在江西省会南昌论陷之前，江西处于抗日前线，难民聚集甚多。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为解决军需民食，设立了“垦务处”安置难民垦荒。1942年，李瑞珊乘政府号召“垦荒造田”之机，申请在塔前山区创办“塔前农场”，获得清江县政府批准，并担任农场主任。他从事实业活动，目的是避免当地反动阶级对他的怀疑。李瑞珊艰苦创业，与农工一道，亲自参与耕种。建场当年，开垦荒田121亩，垦殖油茶山100多亩，经营山地近千亩。另外，兴建砖瓦房2栋共12间，买耕牛3头，添置犁耙农具5套。嗣后，将田地、山林均承包给当地贫苦农民陈新福等5户人家耕种。李瑞珊仍然早出晚归，负责农场的经营管理，帮助农户解决困难。当地霸头企图侵占农场财物，李瑞珊丝毫不肯相让。

1946年6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完全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管区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物价上涨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重压下，啼饥号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店下田粮办事处，加紧了催收公粮的工作，可是以刘葆帮为首的一帮地主恶霸，却与田粮办事处勾心斗角。他们故意囤积粮食而通过刘葆帮到乡仓去借谷抵交公粮，致使贫苦农民借不到粮食。李瑞珊带头前去质问乡仓委员，暗中鼓动群众，掀起了一场向乡仓借谷风潮。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正当革命形势好转之时，有人从外地给李瑞珊邮寄来一封信。送信人经过刘葆帮家门时，信被刘截获拆阅，见信中有“同路人”一辞，被刘葆帮抓住了把柄，肯定李瑞珊是共产党，当即电告樟树警察局。11月11日，樟树警察局连夜派人到店下，以大“土匪”头子的罪名，将李瑞珊逮捕。临走时，李瑞珊用福建话对弟弟说：“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你们都不要去求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精神。

翌日，樟树警察局用专车将李瑞珊押送南昌。11月16日，李瑞珊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就义前，他在狱中墙壁上，写下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字。

解放后，与人民为敌的地主恶霸刘葆帮被我人民政府镇压。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1950年4月，为了纪念革命烈士，清江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批准，将李瑞珊烈士生前所在的义田乡，改名树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