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片?

历史背景?

现存状况?

百科名片?

在藏传佛教艺术里，明朝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引人注目。由于明朝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于永乐和宣德两朝，所以又通称“永宣宫廷造像”，简称“永宣造像”。?

历史背景?

明朝建立后，继续推崇藏传佛教，但明朝吸取元朝独崇藏传佛教萨迦一派的教训，对西藏采取“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即对西藏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均进行封赏，这一政策使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各教派、各地方势力均取得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北京作为明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继续成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联系的舞台，同时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和定居，也继续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由于藏传佛教在北京的这一影响，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因此在北京大规模开展起来。

明朝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是在帝王的扶持下首先在宫廷开展起来的。明帝王亦仿效元朝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其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对它有专门记载：

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犹总理也。有典薄、掌司、写字、监工。凡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皆取办焉。有佛作等作。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鸡翅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栊、螺甸、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件，皆造办之。仁智殿有掌殿监工一员，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扇，奏进御前，亦犹中书房之于文华殿中书也。（明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明朝宫廷造像开始于永乐皇帝时。永乐时期是明朝经营西藏的重要时期，也是明朝治藏政策的完善和定型时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改太祖时期招谕、安抚的治藏政策，而转向建立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上层僧侣广行封赏。从永乐四年(1406)册封帕竹第悉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永乐十三年(1415)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成祖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一些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明史》对此有专门记载：“初，太祖招徕番僧，本借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及二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清 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中华书局，1976年。）成祖的这种大规模分封活动，在藏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藏地大大小小的僧侣纷纷朝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皆予封号、官职，并赏赐大量珍贵礼物。到宣德时期，这种分封和赏赐仍继续不断。在永乐和宣德赏赐的礼物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永乐六年(1408)四月，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永乐皇帝“赐金币、佛像，命中官护行”（清 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乌思藏大宝法王，中华书局，1976年）。永乐十一年(1413)大乘法王昆泽思巴至南京朝觐，辞归时永乐皇帝赐以喜金刚、大威德等佛像（《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第10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永乐十二年(1414)，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来京面圣，他于永乐十四年离去时，成祖亦赐以佛像、佛经；次年释迦也失又进赠马匹，成祖又回赠佛像（《明成祖实录》卷一〇一，永乐十四年五月辛丑条）。类似赐赠在《明史》和《明实录》等史料中记载颇多。因此可以说，明朝宫廷造像的产生是与明朝对西藏实施的“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是明朝宗教政治的产物。

永乐、宣德之后，汉藏关系仍十分密切，来京朝觐的藏族僧侣有增无减，而藏传佛教在北京的活动更加频繁。但是永宣时期盛行的宫廷造像却突然销声匿迹了，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一尊永宣之后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其中原因何在,我们目前不得而知。因此可以说，代表明朝宫廷造像的主要是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

现存状况?

据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调查认为，目前国内外存世的永宣造像应有约400尊。其中，国内约有300尊，分别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具体收藏单位有：北京首都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天津博物馆、天津文物公司、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北京雍和宫、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大昭寺、敏珠林寺、哲蚌寺、色拉寺、承德外八庙管理处、青海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武汉市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等。它们少则收藏有一二尊，多则收藏有50余尊，如北京首都博物馆就收藏有50余尊，是目前国内收藏永宣宫廷造像最多的单位。国外收藏有100余尊，也主要收藏在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藏单位也十分分散。2006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推出了英国大收藏家斯比门前后40年收藏的15尊永宣造像，是已知国外永宣造像最大的藏家（David weldon:"The Perfect Image:The Speelman Collection of Yongle and Xuande Buddhist Icons:,Arts of Asia Volume26 Number3.1996)。当然，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明朝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当时实际数量应远比这些要多，因为永宣之后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拆毁藏传佛像事件：如嘉靖元年(1522)三月，查抄了大能仁寺僧人齐瑞竹的资财，及元明宫廷佛像，毁括金屑一千余两（《明史记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嘉靖十五年(1536)将大善殿及殿内佛像一并毁除，共有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重一万三千余斤（《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明史记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嘉靖二十二年(1543)又拆毁藏僧居住的大慈恩寺，将寺中供奉的密宗神像全部毁弃（《明武宗实录》卷二七二、《明会典》卷一〇四、《国朝典汇》卷一三四）-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毁掉了大量佛像。大部分的永宣宫廷造像可能在这几次毁佛事件中遭到了损毁。然而,尽管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永宣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但是也足以说明当时宫廷造像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说明永宣造像在明朝汉藏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约400尊永宣宫廷造像中，大部分是永乐时期的，宣德时期的仅占其中的十分之一，这一遗存比例也基本反映了当时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