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书鼓 |
| 释义 | 书鼓书鼓是中国古老的民间打击乐器之一，专用于中国北方说唱音乐“大鼓书”等各种鼓书伴奏。书鼓、三弦、四胡、打琴(扬琴)、瓦琴、简板这几件乐器可谓均是古董，都是从祖辈那儿传下来的。 简介书鼓，是布依族、汉族棰击膜鸣乐器。布依族称手鼓。流行于贵州省及全国各地。 形制结构鼓框木制，呈扁圆形，两面蒙以牛皮或羊皮，皮面四周边缘用鼓钉固定。规格大小不一，大者鼓面直径30厘米、鼓框高8厘米；小者鼓面直径22厘米、鼓框高6厘米。鼓棰又称鼓箭，用竹制成，棰长24厘米。 书鼓，是布依族、汉族棰击膜鸣乐器。布依族称手鼓。流行于贵州省及全国各地。 鼓框木制，呈扁圆形，两面蒙以牛皮或羊皮，皮面四周边缘用鼓钉固定。规格大小不一，大者鼓面直径30厘米、鼓框高8厘米；小者鼓面直径22厘米、鼓框高6厘米。鼓棰又称鼓箭，用竹制成，棰长24厘米。 演奏时，汉族地区将书鼓置于鼓架上，鼓架以六根细竹用绳攀结而成。鼓面略低于肘部，或将书鼓以小木架支撑于几案之上，右手执单箭敲击鼓面。鼓面直径22厘米的书鼓，主要用于河南坠子伴奏。鼓面直径30厘米的书鼓，主要用于北方说唱音乐大鼓书等各种鼓书伴奏。由演员自击自唱，唱时轻击、过门重击，是鼓词类曲艺必不可少的击节乐器。 在贵州省布依族聚居地区以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则不用鼓架支鼓，而以左手托持鼓框，右手以单箭击奏。用于佛教法事和民间婚娶丧事等场合中。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所中国乐器博物馆收藏书鼓多面，有两面是由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珍藏多年后捐献国家的。其一鼓面直径22.5厘米、鼓框高6.7厘米，两面蒙牛皮，鼓架由六根短竹绑制而成；其二鼓面直径25厘米、鼓框高8.9厘米，外表无漆饰。 书鼓，鼓中形制较小者。鼓身呈扁圆形产，鼓框用硬质木料制作，两面蒙以牛皮。鼓身四周刷朱漆。鼓面直径22—30厘米，鼓身高8—8.5厘米。发音较小堂鼓低，但很响亮。专用于北方说唱音乐“大鼓书”等各种鼓书伴奏。 演奏时，用一支竹制鼓箭敲击。书鼓置于竹制鼓架的编绳上，架高90厘米左右。说唱演员左手执书板或梨花片，右手执鼓箭击鼓表演。 演奏场合鼓面直径22厘米的书鼓，主要用于河南坠子伴奏。鼓面直径30厘米的书鼓，主要用于北方说唱音乐大鼓书等各种鼓书伴奏。由演员自击自唱，唱时轻击、过门重击，是鼓词类曲艺必不可少的击节乐器。? 在贵州省布依族聚居地区以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则不用鼓架支鼓，而以左手托持鼓框，右手以单箭击奏。用于佛教法事和民间婚娶丧事等场合中。 收藏乐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乐器博物馆收藏书鼓多面，有两面是由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珍藏多年后捐献国家的。其一鼓面直径22.5厘米、鼓框高6.7厘米，两面蒙牛皮，鼓架由六根短竹绑制而成；其二鼓面直径25厘米、鼓框高8.9厘米，外表无漆饰。 演奏方法演奏时，汉族地区将书鼓置于鼓架上，鼓架以六根细竹用绳攀结而成。鼓面略低于肘部，或将书鼓以小木架支撑于几案之上，说唱演员左手执书板或梨花片，右手执单箭敲击鼓面。 书鼓砖雕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豫对陵川县潞城镇等十五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了以潞城镇上郊村为中心的一些村庄保存着从康熙年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书鼓砖雕共150余处。这对于该县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与中国鼓书之乡奠定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对于申报中国陵川书鼓砖雕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 李教授与现场的专家学者指出，砖雕工艺在全国到处都有，但是将本地非常兴盛的曲艺活动变成一种民俗并作为一种非常奇特的书鼓砖雕图案，在全国没有见到。这种书鼓砖雕图案是以当地非常兴盛的陵川鼓书说唱中的主乐器扁鼓作为主形象，而其他说唱鼓书中的人物情节图案作为辅形象。这种书鼓砖雕图案印证了在康熙以前陵川地区鼓书说唱的兴盛情况，因为只有在长期曲艺曲种兴盛的前提下，才可能把一种曲种的标志变成本地的一种民俗。陵川本地出现鼓书说唱的时间由此可断定在康熙以前。李教授建议有关部门要采取相应保护和抢救措施，在以上郊村为中心的一带村庄组建 “中国陵川书鼓砖雕艺术博物馆”，并将陵川地区书鼓砖雕工艺匠人现在还传留的技艺进行全方位的工艺流程整理，使这种国内唯一的曲种与民俗接合的书鼓砖雕工艺能够传承下去。 鼓的来历鼓是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按《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在很早的传说中，“伊耆氏”之时就已有“士鼓”，即陶器的鼓。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声音机越雄壮而传声很远，所以很早就被华夏祖先作为军队上助威之用。相传黄帝征服蚩尤的鹿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 到了周代，据《周礼-地官司徒》之载，已专门设置了“鼓人”来管理鼓制、击鼓等事。鼓人所管理的有各种用途的鼓，如祭祀用的雷鼓、灵鼓、乐队中的晋鼓等。其中，专门用于军事的叫“汾（音）鼓”，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长八尺，鼓面四尺，两面蒙革的大鼓。此外，路鼓、晋鼓、等也用于军旅，这些鼓以后发展为各种规格的战鼓，在军事上得到普遍地运用。 在远古时期，鼓被尊奉为通天的神器，主要是作为祭祀的器具。在狩猎征战活动中，鼓都被广泛地应用。鼓作为乐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鼓的文化内涵博大而精深，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着人类，远古的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俗可以是民间的欢庆锣鼓，雅可以进入庙堂祭祀和宫廷宴集。从原始的陶鼓、土鼓、皮鼓、铜鼓，一直发展到种类繁多的现代鼓，鼓是最为人们喜爱和广泛应用的乐器之一。有观点认为，最早的鼓应该是由远古的先民使用的，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所演化而来，出土的陶鼓证明了，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陶鼓的制造。陶鼓又称土鼓，是用陶土烧制成鼓框，再蒙上动物的皮革做成的。在我国以瓦为框制造陶鼓的传统，沿袭了很久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国，在唐代广为流行，唐代的腰鼓除了木质材料以外，也有以陶瓷作为鼓材的。 鼓是中国常用的打击乐器，鼓的出现比较早，从目前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可以确定鼓大约有3000年的历史。在古代，鼓不仅用于祭祀、乐舞，它还用于打击敌人、驱除猛兽，并且是报时、报警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民族乐队、各种戏剧、曲艺、歌舞、赛船舞狮、喜庆集会、劳动竞赛等都离不开鼓类乐器。鼓的结构比较简单，是由鼓皮和鼓身两部分组成。鼓皮是鼓的发音体，通常是用动物的皮革蒙在鼓框上，经过敲击或拍打使之振动而发声的。中国鼓类乐器的品种非常多，其中有腰鼓、大鼓、同鼓、花盆鼓等。 腰鼓的鼓身中间粗，两端细，呈筒状，两面蒙以牛皮或骡马皮，在鼓身一侧有两个鼓环，环上系绳子，用于鼓的固定。腰鼓有大小四种规格，但没有固定音高，发音清脆，常用于民间秧歌歌舞伴奏，它既是舞蹈音乐的伴奏乐器，又是舞蹈者的道具。表演时，将腰鼓斜挂在腰侧，双手各执鼓棰击奏。 大鼓书的由来大鼓书的种类：梨花大鼓、铁板大鼓、五音大鼓； 按地域分为：山东大鼓、乐亭大鼓、奉天大鼓、天津大鼓。 清代初时形成于山东、河北的农村；一说大鼓旧称“鼓词”，或从鼓词演变而成。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各省、市，兼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部分地区。 20世纪初叶之北京的大鼓书，源自两个方向：向京东追溯，经通州、三河至河北乐亭，辐射至京东北的平谷、密云，这一脉产生了京东大鼓、乐亭大鼓，派生出平谷调；另一个是向京南追溯，经廊坊、霸州、沧州至河间，这一脉产生了西河大鼓和沧州木板大鼓。 乐亭大鼓、西河大鼓在清末传入北京后，吸引了一批市民听众，养活了一批说书艺人，木板大鼓传到北京，由于乡土味儿太浓，作为一个曲种未能扎下根来，但经过京津艺人胡十、宋五、霍明亮的改造，产生了京腔京韵的京韵大鼓，一代鼓王刘宝全、京韵泰斗白云鹏就此诞生。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距今已有百年之遥了。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木板大鼓的著名艺人马瑞河（马三疯子），起源时间约在清代道光年间、咸丰年间。 西河大鼓的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击铜板和书鼓说唱，另有专人操三弦伴奏。其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非常独特。传统节目长、中、短篇都有，已知名目的有中长篇一百五十余部，书帽及小段三百七十余个，内容多为历史征战故事和民间通俗演义，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遗产。 西河大鼓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流行地群众的喜爱，出现过马瑞河、朱化麟（朱大官）、毛贲（王振元）、王再堂（转眼王）、张双来、郝英吉、赵玉峰、马连登、王书祥、李全林、马增芬、王艳芬、段少舫等著名艺人，以及《响马传》、《呼家将》 、《薛家将》、《刘公案》、《施公案》、《前后七国》、《小两口争灯》等经典节目。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河大鼓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创演凋零，传人断档，大有消亡的危险，亟待抢救和保护。 西河大鼓是北方较为典范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和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 、 “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沿用至今。 五音大鼓五音大鼓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曲种，清朝就有诗云：“五音齐奏带笺簧，大鼓说书最擅场，野调无腔偏入妙，皆因子弟异寻常。”密云蔡家洼的五音大鼓是现存演唱组合完整、伴奏乐器齐全的五音大鼓，是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形态。 乐器均是古董的“五音大鼓” 伴奏“五音大鼓”说唱的六件乐器是三弦、四胡、打琴(扬琴)、瓦琴、书鼓、简板。这几件乐器可谓均是古董，都是从祖辈那儿传下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瓦琴。瓦琴系拉弦乐器，是六种乐器中最独特的、古老的，据考证可追溯到唐代。蔡家洼的打琴也有近百年的历史，是流传我国较早的两排码八档式扬琴。另外，三弦、书鼓和简板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五音大鼓”的六件乐器参加了1998年底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民间艺术大展赛，获得民间收藏一等奖。 仅存蔡家洼一脉的“五音大鼓” 密云蔡家洼村五亩地自然村现存的五音大鼓演唱班组，由齐殿章(80岁，打琴)、齐殿明(74岁，四胡)兄弟和贾云明(64岁，三弦)、陈振泉(64岁，瓦琴)、李茂生(60岁，鼓板说唱)五位老艺人构成。从他们的口碑资料推算，五音大鼓在这里扎根的历史，应在100年左右。 神秘独特而又珍贵的“五音大鼓” 五音大鼓是一人使用鼓板击节说唱，另有四人分操三弦、四胡、打琴(扬琴)和瓦琴专司伴奏的曲艺表演形式，也是现存鼓书和鼓曲类曲艺形式中比较神秘、独特而又珍贵的一种。 长期销声匿迹，外界不知真容 说它神秘，是由于这种形式在过去的曲艺史料和相关传说中仅知名目，但缺乏具体的文献资料和遗存证明。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编纂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暨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两部大书的相关卷本《北京卷》和《河南卷》，都没有作为独立的曲种加以正面记载。长期销声匿迹，外界不知真容。84岁高龄的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是从前只从前辈师傅那里听说过五音大鼓这个名字，却不知具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直到1998年在北京市密云县巨各庄镇蔡家洼村五亩地自然村被正式发现，这个传说中的曲艺品种，才得以显其庐山真面目。期间虽有人称北京南部的大兴区见有此种形式的娱乐演出，但相关资讯并不十分明了。 现存的仍将“鼓书”说唱和“鼓曲”演唱同时统一于一种形式之内的为数不多的曲艺形式。 说它独特，是由于它乃现存的仍将“鼓书”说唱和“鼓曲”演唱同时统一于一种形式之内的为数不多的曲艺形式。因为，20世纪以来的绝大部分传统“鼓书”在进入城市之后，基本上都转向演唱短篇的抒情性“鼓曲”即变为“唱曲”了，传统说唱相间表演的长篇连回叙事性“鼓书”即“说书”型节目，大多趋于式微。密云蔡家洼五亩地自然村的五音大鼓和流行河北唐山一带的乐亭大鼓是少数尚且葆有这种传统的曲艺形式。同时，从音乐唱腔到伴奏乐器的构成来看，五音大鼓与北方同类的曲艺形式有较大不同。一般北方“鼓书”或者“鼓曲”的唱腔音乐，多属一种基本唱腔进行多种板式的变化运用。而五音大鼓的唱腔音乐，由所谓的【四平调】、【奉调】 、 【柳子板】、【二性板】和【慢口梅花】五种曲调构成。这些曲调的演唱运用既有不同板式的变化特点，又有类似曲牌的连缀使用。据老艺人说，其中的【四平调】来自京东大鼓，【奉调】来自东北大鼓，【柳子板】来自平谷大鼓，【二性板】来自乐亭大鼓，【慢口梅花】来自梅花大鼓。据此，我们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五音大鼓的形成与这些曲种有着一定的关系。所谓的“五音”，大抵是指萃取上述五种大鼓的唱腔曲调，融汇合成而为新的“大鼓”之意。另外关于“五音”的解释还有三种：一指“宫、商、角、徵、羽”五声音节；二指由五个人配合表演；三指唱腔的音乐曲调多样丰富。曲艺史研究的“活化石”。 说它珍贵，是由于五音大鼓的本体构成和形成流变，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首先，它不仅是北京琴书的孕育母体，而且与流传甚广的京东大鼓、东北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和平谷大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近代北京、天津和河北曲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影响；其次，它的产生和形成原因十分独特。相传是在清朝各地不同的民间曲艺形式流入承德之后，在宫中承应演出的过程中，被宫廷乐师萃取不同形式的唱腔曲调，加以创制合成。初在宫内以“清音会”形式自娱说唱，后来流入民间，被艺人们传至京南、天津和河北的安次(今廊坊)一带。其中，传入安次的一支发生变异，在主要承续【奉调】演唱的基础上，孕育形成了单琴大鼓并在后来发展成为北京琴书；而传到河北兴隆及其附近北京密云的一支，在巨各庄镇蔡家洼村五亩地自然村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直至今天被重新发现。从而对我们研究清代宫廷娱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它的伴奏乐器之一的瓦琴，为北方的鼓书和鼓曲形式所仅见。对于研究曲艺音乐史，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第四，如前所述，现存尤其是城市中被称为“大鼓”的各种曲艺形式，伴奏使用的“大鼓”已然不大，而是直径不过尺许、厚度不过两寸半的小书鼓。演出的节目也非真正“大鼓”时代的长篇大套，而是基本上都异化为专门演唱短篇抒情性节目的“鼓曲”了。能够同时继续保持说唱相间的表演方式且仍叙事“说书”的，已经十分少见。而五音大鼓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将鼓书说唱和鼓曲演唱同时统一于一种形式之内的曲艺形式。艺术表现的功能价值相对较大而又独特，从而具有相当的稀有性。不仅是今天发掘、继承和保护、传扬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而且是深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曲艺在宫廷和民间、乡村与城市生存交流和发展演变的重要活态标本，堪称曲艺史研究的“活化石”。 过去，密云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村，每逢年节都有搭“灯棚”请艺人说书的习俗。当年蔡家洼村的五音大鼓很有名气，至今流传的俚谚“五音大鼓响，山中百鸟都观唱”就是明证。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的娱乐方式不断增多，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被迫改变，“五音大鼓”这种古老的曲艺表演形式很难引起青年人的重视，艺人们也不再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自身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加之现在仅有的五位老艺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传承堪忧。亟需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抢救和保护。 书鼓艺人吴立兴“战鼓一敲咚咚咚，打起简板响连声。我把男女老少都请到，想听啥戏说分明：听文的咱唱《施公案》，爱听武俺唱《杨家兵》，半文半武《包公断》，酸辣苦甜《挂红灯》。哪部书都经过百人唱，哪场戏都经过万人听，百人唱、万人听，各人嘴里变巧能”……这是淮阳县曹河乡吴庄村书鼓老艺人吴立兴常唱的开场“广告”词。他唱、念、对、白有条不紊，层次分明，而且声腔并茂，为人们所喜闻乐听。他尤其注重宣传效果，努力做到德艺双馨，颇受群众欢迎。 年近古稀的吴立兴从事书鼓演唱已有40个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他当过县曲艺协会理事、乡曲艺分会会长。1956年，他参军在部队时，由于爱说爱唱，参加文艺宣传队后，学会了山东快书、柳琴、二人转、相声、小品等段子，为战友们表演博得阵阵掌声。后来他转业返乡，仍想当个艺人为大家演唱。可他又不会多少戏，便找朋友求人搭桥，拜当时的县曲艺队长孙长更老艺人为师学艺。一年多功夫他就掌握了说、唱的基本技巧，能熟练地敲鼓打板等，不仅学会了许多幽默生动的小书帽，还能全书说唱《杨家将》、《大红袍》、《施公》、《彭公》、《岳飞传》等大部书。吴立兴“出师”单独演唱不足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拿他作为宣传“四旧”的牛鬼蛇神准备揪出来示众。好在他在外地演唱，抓不住他的证据，吴立兴才幸免一难。 10年劫难结束，吴立兴又重操旧业，背上“战”鼓，带着文化部门开的“通行证”，走村串巷，说书演唱。他活动的范围很广，远到菏泽、许昌、驻马店、商丘、开封，近至项城、商水、西华、太康等周边县市及本县农村。每到一村，一唱就是十天半月，往往一部书未唱完，新户主又来请。特别是到外地，一出去就是半年多，很受欢迎。正因为老吴动脑子、费心思、苦练功，所以他表现生、旦、净、丑等各种各样的人物，逗人发笑、催人泪下、发人深省、激人奋进。吴立兴说书演唱，讲究情调高雅、雅俗兼备，很讨厌一味的仿效。书鼓是一门为众人喜闻爱听的艺术演唱，唱词应文明高雅，开口有益，不能信口开河地塞进一些低级粗俗的东西，这方面老吴是十分注意的。 为了求师访友，亮艺会书，进行艺术交流，吴立兴每年照例去赶“马街会”。在宝丰县城南十五华里的马街镇上，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至十三，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传统书会，有几百台民间说书同时演出。艺人来自全国各地，山岗上、河滩上、田野里、路两旁，扎下书摊，摆开阵势，鼓板一打，弦子一拉，亮艺卖书便开始了！一阵“战”鼓咚咚，琴声悠扬，吸引着方圆数百里的农民前来赶会，场面热闹非凡，十分壮观！在会上最活跃的人是赶来写书的各地农民。当地传统是，做生意发财的、种田丰收的、修房建屋的、娶媳妇的，都要写台说书戏庆贺一番。写书人在书场中钻来钻去，听听唱的，看看演的，挑选最好的，犹如相亲一般仔细，看中后就与艺人商议书价。吴立兴的演唱很受欢迎，都是几家争着抢。 改革开放以来，老吴根据生活中的典型事例，自编自唱小书帽30多个，如反映改革带来农村变化的“全家福”、“小洋楼”、“修路”、 “专业户” ，反映计划生育的“公公劝儿媳”、“上门女婿”等，表现人们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建设的“让座”、“拆墙”、“好邻里”、“婆媳争星”、“新嫁妆”、“贤妻良母”、“镜重圆”等等。 吴立兴感到欣喜的是，他的说唱确实起到了教育人的效果呢！1997年春天，乡里规划修乡村公路时，他们村有几户的房子碍事而户主不让拆房，要求包这包那的，当听了吴立兴演唱的“拆墙”、“修路”小段子后，懂得了“公路通，百业兴”，并认识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都积极地拆了房、扒了墙，使修路顺利动工。1993年初冬，他在西华县叶埠口乡王村演唱时，村上有婆媳俩不和睦，经常吵嘴生气。老吴就有意唱“婆媳和”和“贤妻良母”，白天还去帮她家干点活儿或者拉拉家常，“旁敲侧击”地讲新风尚、新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事例。没想到还是马脖子上的毛———真中，婆媳俩争向对方道歉，终于和好了，她们还请老吴吃顿饭。 现在吴立兴年岁大了，出远门说书已力不从心了，在阴天下雨、农闲、逢年过节时，他仍要满足村民的要求。可喜的是，吴立兴的所在村治安秩序好，经济生产红红火火，该村被县乡被评为文明村。干部们说这与吴立兴的宣传有很大关系，“战”鼓醒人嘛！应该给他记上一功。 百度百科中的词条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本词条对我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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