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历史溯源(文字流传 最早的刻书 建本图书起源 辉煌历史)

建本特色

历史贡献

基本信息

文化遗产名称：建阳雕版印刷

所属地区： 福建 · 南平 · 建阳市

遗产编号：Ⅷ-10

遗产类别：传统手工技艺

申报日期：2006

申报人/申报单位：福建省建阳市

遗产级别： 省

建阳雕版印刷，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于元、明和清初。南宋时，是全国的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之一，刻印书籍的数量居全国之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宋代建本图书远销世界各地。宋代的中国对日贸易，书籍为其大宗，在日本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宋、明时期建刻的繁荣，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创造了许多“出版史之最”：有世界最早的版权文告，有最早的纲目体史书刻本，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尚存最早的《伤寒论》注解本等。

历史溯源

在闽北历史上，最具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有两样：从人物方面来讲是出了个朱熹，“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从事物方面来讲，是出现了建本图书。朱熹的研究成果浩繁卷帙，难以车载斗量，而对建本的挖掘和传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提高。

当代学者、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说：“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从数量上看，建本超过了浙本、蜀本，建阳在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图书之府”。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历代建本古籍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部书171种，史部书480种，子部书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合计近1500种，对祖国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有不少建本图书为日、英、法等国国家级图书馆所珍藏。

历史上，“建本”的发祥地在麻沙、崇化里，即今麻沙镇和书坊乡。

文字流传

文字的流传在历史上经历过漫长的时期。人类最早从结绳记事开始，殷商时期有了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甲骨文，随后有了镌刻在青铜器上的西周铭文，有书写和刻印在木板和竹片上的木牍文字和竹简文字；有汉魏时期的碑文石经，还有书写在帛、绢、纸上的文字，但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到了唐朝，将文字雕刻在木板上，大批量印在纸上装成书册，这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它使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更多的人受教育成为可能。

唐朝从8世纪初唐玄宗时代创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中央级的学术文化机构，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征集古今经籍，加以整理，重新点校、抄录，传播后世。从所设职事“书直”、“写御书手”和所损耗的材料可以判断，当时出书还是靠手抄而无印刷技术。据《新唐书》载：集贤院所用的纸、笔、墨均由太府供应：“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唐会要》载：“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数据相当精细。

最早的刻书

根据版本学家研究，中国雕版印刷最早见于中唐时期而并非始于隋朝。《全唐文》卷六二四有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于公元826年（大和九年）所上的《请禁印时宪书疏》，疏中写道：“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来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旧唐书·文宗纪》亦载有：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二者可互为参证。可见刻印本的兆始起于日历。日历虽非普及读物，亦不如典籍重要，但它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事涉四时农事和祭祀活动等，在百姓眼里实比经史书籍更有实用价值。且日历篇幅小，刻印容易，需求量大，销售市场大，于是民间私印日历便应运而生。中国雕版印刷始于中唐，约在８世纪末，这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

在中晚唐，与日历同样受欢迎和重视的印刷品还有佛经。唐代上自皇亲国戚、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都好佛，时尚使然，国内外所流传下来的雕版实物多为唐末、五代时期刻印的佛经和历书。从地点来说，雕版刻书始于吴（淮）、蜀两地，即今浙江、江苏、四川，这是中国刻书业的发祥地。这里地方富庶、人口稠密，文化水准较高，为刻印书籍提供了客观条件。后唐大臣冯道曾上奏章刊刻五经，说是“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可见两地刻书已具备一定规模。

建本图书起源

建阳文史专家刘建在《大潭书》中认为建本起于唐末，建本研究专家方彦寿在《建阳刻书史》一书中认为建阳刻书萌芽于五代。遗憾的是，迄今国内外还没有发现一件唐末或五代建本图书的实物。对于建本图书，大致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述：兴于宋、盛于明、亡于清。其中以宋代建本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北宋开国承五代乱离之后，书籍刊刻甚少。又历经战火洗劫，经史典籍了无孑遗。刻书之事至宋真宗时才兴盛起来。北宋朝廷曾在公元966年（乾德四年）和公元978（太平兴国三年）两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亡逸书籍。通过给官给钱等各种办法鼓励民间献书，结果十分奏效。至公元1005（景德二年）五月，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阅书库，曾问祭酒邢昺：现存多少书版？邢昺回答：开国之初不到4000，有十多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宋开国于960年，40多年间书版增加二三十倍。

北宋初期的刻书主要限于官方刻书，且精于校雠，往往要经三、四道校勘才能成书，由国子监直管，刻书周期长不言自明。在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之前，朝廷对擅自镌刻图书是严加禁止的，民间刻书要向国子监申请才行。到1068年（熙宁元年）之后擅刻之禁松弛，私刻坊刻大量兴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建阳刻书业的兴起也应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蜀本，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称“建本”，又称“麻沙本”。

辉煌历史

朱熹弟子、著名地理学家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把建版图书列为建阳一大土产，位列建茶、建盏这两大贡品之前。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

南宋江湖派诗人刘克庄于公元1225年（宝庆元年）到建阳任县令，他盛赞麻沙、崇化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嘉靖版的《建阳县志》则称：“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十日两墟，且专门以书籍为主要交易对象，这样的文化集市景观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比今日名扬海内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有诗意得多了。

《中国印刷史》记载，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两地共有刻坊37家。而据方彦寿先生考证，至少在50家以上。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建本亦然。官刻的特点是以公帑刻印书籍，最早有“公使库”本。公使库如今日政府招待所，由地方政府出资招待往来的官吏，经费有节余的则用于刻书。库内往往设有印书局。除了公使库，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和州军学、郡县学以及各处书院也曾从事刻书，这些统称为官刻。官刻虽不是建阳刻书的主流，但两宋时期官刻仍代不乏人。甚至连福州、泉州、莆田、汀州等地官方也都有在建阳刻书的。私刻指私人刻书，由私宅、家塾或个人出资刻印书籍，有别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两宋时期，闽北学者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朱熹及门人蔡元定、祝穆、刘爚等都刻过书。此外，以私宅、家塾等形式的刻书也有20多家。两宋时期私家刻书已很流行，据《天禄琳琅书目》载，当时全国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为最。“余”即建阳的勤有堂余氏。清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列出有名私刻32家，其中有10家在麻沙、崇化，尤以黄善夫、魏仲举为著。坊刻是指书肆、书铺、书堂等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书商刻书，它是建阳刻书业的主流，当时已呈家族化、商业化、规模化倾向。据方彦寿先生考证，宋代建阳坊刻有29家之多。如果说私家刻书以麻沙为主，内容上偏重正统的经史子集，那么坊刻则以崇化为主，内容上四部皆备，且比麻沙刻书更趋向通俗化、大众化。

建本在南宋时即已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南宋建阳学者熊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他在为重修的同文书院作的《上梁文》中有“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等句，这是宋代建本远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真实记录。

及至元代，建阳书堂书铺及刻本数量都大大超过宋代。在全国现存的元刻本中，建本几乎占了一半，且以坊刻为主。到明代，刻书机构众多，官刻、坊刻数量又远胜前代，建阳麻沙、崇化书坊多达220多家，大都世代相传，以刻书为业。刻本内容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还有许多通俗普及读物行世。许多有名书肆集编校、刻印销售于一体，书价低廉、行销四方。尤其在嘉靖、万历时达到鼎盛的高峰，仅建本小说杂书类刊刻就达千余种。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在崇化书坊首先付梓的。

从现存的崇化书坊图可以看出，当年崇化书坊有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书林门西边山麓建有文庙，文庙西接长达数里直通状元府长街，主街有前街、后街、上街、下街和新街五条街道。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上，建有步云桥、云衢桥、同文桥、一家桥、八达桥、状元桥，六桥连接两岸，寺庙亭阁点缀其间，书林文笔、仙亭暖翠、南山修竹等书林十景环列周遭，俨然一座繁华都市的模样。史志记载明朝书林人口超过三万，居民多“以刀以锄、为版为田”，还流传着崇化里当年有100家刻坊、100口井、100座庙的传说。刻坊印书的墨水沿坡南流，汇集在云衢桥北的滩地上，日积月累，成了“积墨池”。

据王先谦《续东华录》乾隆八十一卷载：乾隆一次在读米芾墨迹印本时见到“勤有”二字的标记，继而又在几本其它书见到“勤有堂”字样，激发了无限好奇，问闽人在朝为官者，知之甚少，只好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建地方官，查问“建宁府余氏子孙现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勤有堂建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其家在宋曾否造纸、有无印记？”要求逐一查明遇便复奏。查的结果是建阳余氏后人余廷襄力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迁建阳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印有“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

宋元时期，麻沙崇化两坊刻书规模难分轩轾，元朝至1363年（正二十三年），麻沙书坊毁于兵火，刻书重心向崇化转移。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麻沙书坊又遭大火，此后元气大伤，每况愈下。崇化书坊在明末天启、崇祯朝也开始走向衰弱；明末清初因战火波及，加上1857年（清末咸丰七年）再遭兵火，书肆从此风光不在。19世纪西方石印技术传入，雕版印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落后保守的意识使此间人士一直不肯更新设备和技术，淘汰也就在所难免。及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崇化书坊再遭火灾，370多间房屋、店面毁于一旦，幸存雕版、书籍悉数被大火吞噬。至此，延续900年之久的建阳刻书业最后宣告结束使命。

建本特色

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

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1698年清诗人查慎行游历建阳时写下的这首诗说明直到17世纪末，建本图书还畅销四方。版本学家认为，建本多流传于社会中下阶层，不为士大夫、藏书家所看重，所以传世较少。正因为存量少，世人珍如拱璧。南方由于气候潮湿，加上虫蛀等其它因素，保存图书更难。福建省无一宋代建本保存下来。宋建本从清中叶起就一直受到藏书家的青睐。清黄丕烈为购得《春秋公年经传解估》，“得之价白金一百二十两”，“务在必得，惜书而不惜钱物。”藏书家曾称赞此书“开卷展读，楮墨精妙，神采焕然”。抗战前夕，浙江图书馆购宋建本《名臣碑传琬琰集》，每叶价达银元五枚，已近乎收购古董。

建本在历史上有哪些创新和特色，大致有如下几点：

版式上的更新。宋建本以前的经史书都是正文与注疏分刻，不便阅读；建本将正文与注疏刻在一起，大字刻正文，下刻小字为注释，往往分两小行与正文大字平行，上下对照方便了读者。宋建本版式以半叶十行本居多，左右双边用细黑口，便于折叠和装订，看上去也更美观。有相当一部分采用“蝴蝶装”，对书页起保护作用。书页左上角增刻“书耳”，上有篇名或章节作引子便于读者查阅。上图下文、图文并茂是建本的又一大特色。建本在全国率先使用插图，尤其在明清通俗读物中大量增加插图，深受中下层读者欢迎。所形成的建本版画在明万历前后达到鼎盛，成为著名的建安派小说版画，对后期版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建本多用竹纸印刷，从字体上看，主要有两种：瘦劲者学柳、欧，秀雅挺拔；丰腴者学颜体，气势雄伟，笔势生动而不笨拙。好的字体不仅需要有好的写手，缮写要佳，还要有好的镌刻者，不致走样。刻工古劲、刀法凌厉，说明建本书坊刻工有较高文化修养而不是纯粹的工匠。他们对书法感悟力强，能把握字体的神韵，所以杨万里才有“传刻疏瘦不失真”、“字如霜雁点秋云”这样的评价。

建本刻书内容丰富，除了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外，生活日用类图书尤多。特别在明代，通俗小说刊刻蔚然成风。当时刊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获利颇丰，加上小说书稿奇缺，建阳书坊编纂刊刻历史小说成为热潮。如熊大木的《全汉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后者是岳飞抗金题材的最早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所著的《说岳全传》就是在熊大木小说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此后又有余邵鱼、余象斗等人编撰讲史小说，将自编自刻通俗小说推向新的高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是中国最早以东周列国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对后来《封神演义》一书产生重要影响。余象斗编撰的公案小说则对后期产生的《包公案》、《施公案》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当然，建本也有不足之处，如雕刻不精、校雠不严等，特别是明万历以后，坊贾图利，存在偷工减料、有意作伪等行为，留下不少遗憾。

历史贡献

建本作为文化遗产，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它保存了典籍，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瑰宝得以流传，同时促进了文化传播，对地方教育的勃兴和闽学（理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使建阳在全国的知名度得到进一度提升。

刻书业对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举一个实例就可说明问题：宋代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加上刻书也较多的省份江西、江苏，刻书总数占全国总量的90％，这五省中进士人数也占了全国进士人数的８４％。两宋福建进士多达6869人，占这一时期全国进士总数的20％。仅建瓯、浦城、建阳三地宋代进士就多达1294人。

在麻沙镇和书坊乡，已难以找到多少“图书之府”的踪迹了。好在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1985年，书坊乡投入10万元修复了“书林门”及其周边道路；1989年投入2万元修复了“积墨池”；2004年投入20万元开展“书林古街”保护工程；1995年12月成立了建本研究会并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建本研究专家方彦寿已出版了《建阳刻书史》和《福建古书之最》等专著。2005年，建阳市文化体育局将建本雕版印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向文化部提出申请，已获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