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越（543—616），俗姓郑，南阳（今河南省新野县）人。少怀超座绝俗之志，勇敢清美。岳阳殿下荆州统御，征其任职，非其所欲，唯一的心愿就是出家。岳阳王被他的诚素之心所感动，遂满足了他的夙愿。落发出家后，游方问道至金陵，遇智者大师北面请业，授以禅法，便深达五门，穷通六妙，戒行清白，律仪纯粹。诵《法华经》万余遍。智者学徒众多。唯有他最居称首。智者晚年返回天台佛陇，将寺内四众及一切寺务、法事，令其负责。智越不负众望，遇事均尽极力完成。临海县有一露水精舍，原系一梵僧所造，很有灵异，受该寺的邀请，智者命智越带领僧众至该寺为之讲经说法。受到台岭山众的称赞和欢迎，众所归心，纷纷请求归依或为之传法。智越禅师二十余年如此循循善诱，依止四众，学者归心。从来没有违背智者大师的意志和愿望。

隋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七日，智者应诏赴金陵，在途经石城（今新昌县）大佛寺时现疾。自知当在此往，乃嘱咐弟子智越说：“石城是天台西门，正好作西方观处。当大佛阁前洒扫一房，是吾死处。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吾从生来卧常面向西，心念口言，唯在阿弥陀佛，摩诃般若并观世音菩萨。”并口授遗书与晋王杨广：“论有六根文多载，并手把卅六之莲花炉、犀角如意，留别大王。愿芳香不穷，永得如意。”二十四日末时圆寂。从此，由智越担任修禅寺住持，兴建国清寺的重任就落在了智越的肩上。但是，国清寺的筹建事宜，毫无着落，遗留下的仅仅只是智者大师设计和绘制的一个草图，别无其它。这对于智越来说，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智越坚持智者大师生前“依靠王者建寺”的信念，依赖大师生平与隋文帝、晋王之间的深厚情谊，利用朝廷的几次盛大庆典派僧使前往祝贺的众多机缘，努力争取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并建立起密切的交往与联系。

在智者大师圆寂后，智越一面安排将大师的遗体由石城迁移至天台佛陇（行程约50公里），一面安排灌顶、普明随带大师的遗书并手迹等遗物，至扬州向晋王杨广报丧。杨广接到智者遗书，面对着这个突然而又不幸的消息，悲痛至极，“跪对修读，摧振于心”，伤心达到极点。杨广于次年正月二十日作书以答：“尽我念力，遵我师道，销我烦恼，满我誓愿，现在未来，长惠提拨，家国眷属，俱入大乘，密往潜来，恒垂影响，尘劳障累，销除隐塞。”语气之恳切，感情之深厚，可以想见。遂即派司马王弘来天台，按智者遗旨为之造寺。同月二十九日，晋王又遗使入天台“建功德愿文”，并亲笔撰写《吊大众文》。智越等僧众拜读以后，对此，均感恩破涕。二月十五日智越作启以谢。启中写道：“天台沙门智越一众启。司马王弘至，僧使灌顶、普明还，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赐垂慰问，并宣口……。”从此，智越与晋王杨广建立起情谊，书信来往不断。

仁寿元年（601）国清寺建成，智越派僧使灌顶，智致书晋王，以谢造寺之恩。并向晋王详细地回报国清寺建成情况。书中写道：“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谨遣使灌顶、智奉启谢闻。”晋王见书，深为感慨，如今完成了大师的生前遗愿，遗憾的是大师未能亲自见到。遂敕书勉励智越说：“然则去圣久远，学徒陵替，规求利养，不断俗缘，灌味甘腴，违犯戒律，此乃增长罪垢，岂谓福田？师（指智越）等离有为法，求无上道，弃俗诸漏，鉴在雅怀，犹须奖训未学修净行，俾夫法门等侣，咸归和合，诸佛禁戒，毕竟遵行。”此番言语，真乃淳淳善导，语重心长。彼此间之感情已经达到相当深厚之程度。

隋大业元年（605）晋王杨广登基是为隋炀帝，普天同庆。智越忙遣僧使智前往祝贺，并请题赐寺额。炀帝很是高兴。给天台僧人的第一敕文写道：“皇帝敬问括州国清寺沙门智越法师等。……宣朕意向，大众好行道，勿损先师风望”等语。关于为寺题额问题，炀帝则更是重视，并且与所去的僧侣进行讨论。他说：“昔为智者造寺，权因山称，今需立名，经论之内，有何胜名，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当时有提“禅门”、“五净居”的。后智把智者大师生前所梦定光禅师所言“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之瑞兆，向隋炀禀帝说后，炀帝很是高兴。乃敕云：“此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

此外，智越曾多次遗僧使往返天台与京都之间。皇帝第次均遗使送还，设千僧斋，赐施财物等。隋炀帝对待天台山国清寺的支持是一往情深，对待国清寺第一任住持智越同是另眼相看，与智者在日无异。

智越禅师与地方官吏的关系相处也极友善。在国清寺建造时期，括州都督周孝节送来大量的松杉木材，支援建寺；括州御史郑系伯、临海镇将杨神贵都与智师友义深重，待遇不轻施，舍大量财物，支援建寺。

大业十二年（616）十一月二十三日，寝疾经旬，右胁而卧，卒于国清寺之旧房，春秋七十有四。临终之时，山崩地动，境内道俗皆所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