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甫主教是湖北省人，1926年来到开封。他原是一位牧师，1930年升为河南圣公会副主教，1933年升为正主教，是中国人第一个圣任主教的。他荣获神学博士学位，曾参加过在印度麻都拉召开的世界圣公会大会，也是中国人第一个出席全世界圣公会的主教。1948年又被选为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升为主教院的主教。他宗教知识渊博，政治思想进步，是一位热爱祖国，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主教，在国内外德高望众，负有盛名。

郑主教在河南省30余年辛辛苦苦办宗教，他为人和蔼可亲，领导教会也很有办法。河南省中华圣公会有11个牧区，他经常下到基层，深入信徒群众中间，不但和牧师、传道人员亲切交谈，而且对一般信徒也问寒问暖，关心备至。他反对外国差会的一切限制和制度，想早日脱离差会的控制，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他还经常从政治思想上引导教牧人员，要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他常说，上帝爱世人，是爱各个国家的人民，而没有说单爱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或不爱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特殊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半个中国的时候，郑主教不但是河南圣公会教区的主教，而且还担任着华北教区和山东教区等三个教区的大主教，所以日本人对他特别注意，想利用他为日本人效劳，就动员他参加新组织的华北基督教团，担任主席，负责整个华北基督教的教务工作。郑主教婉言谢绝了，日本人很不满意，就利用开封的宪兵队经常到他住处搜查，并威胁他，但他毫不惧怕。后来日本人又变了一个新花招，派一个日本圣公会的牧师叫虚谷容的，以帮助办理圣公会的工作为名，监视郑主教的行动，并长期住在他的家中，郑主教郑重地向虚谷容说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主教，应该爱自己的祖国。他每夜都是和衣而睡，时时准备日本人捉拿他，为国捐躯。就在这种极其困难而危险的时期，郑主教依然单身下到豫东各牧区巡回慰问各堂口的同工。那时我正在兰考祈馨堂担任传教工作，他常给我说，日本人一定失败，中国人必定会胜利，要我忍耐等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又是他派到兰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他的话。我敬佩他的民族气节，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日本投降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住在南京办公，郑主教常到上海主教院协商教务，曾有几次路过南京时，拜访过周总理。郑主教从不干涉其他人的政治信仰，他的子女有的已是共产党员。周总理也知道郑主教是热爱共产党的进步宗教人士，所以见面谈话十分融洽，总理给他讲共产党的宗教信仰政策，他也表明自己所领导的教区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郑主教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养病，他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在病床上，叫他的夫人房精翠教授，拟了一份电稿，给毛主席打报告，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电报的第二天，他带病起程回国，到北京见到了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郑主教和吴耀宗先生，是早年的朋友，他们希望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光明之路，郑主教多么盼望自己病好以后，能亲自参加这项伟大的改革，可惜他的病日以加剧，不幸于1960年蒙召归天。他在病重期间，祝愿曾友山担任河南教区正主教，并看到他的儿子郑建业也被祝圣为河南教区副主教，后来郑建业又到上海担任江苏省的主教。他的女婿王神荫被祝圣为山东教区的主教。他嘱托他的子女们要服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办好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基督教会，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令，领导广大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