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派”的存在及其名称的产生由来，实际上直到现在仍不是太明确。一般来说，其直接发源与已故在日韩国艺术家郭仁植相关。1960年代初期，他开始对作品的材质本身和事物本身表现出一种强调和探究的姿态。1968年，在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时“对物的观察”这句发言，可以理解为一个起点。其实，关于“物派”的派字，并非复数艺术家们结成的明确党派、或者主张一种主义的团体所推行的运动。事实上，虽然1970年作为物派中心人物的关根伸夫、菅木志雄、成田克彦、小清水渐、李禹焕(1936年韩国庆南出生，1956年来日本，其后毕业于日本大学文学系哲学科)举办了座谈会，然而，在就有关“物派”的定义规定以及其名称的表现含义上，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另外，当时在东京的多摩美术大学教师，开设独立研究、演习课程的齐藤义重，可以说既是当时这批年轻学生、以后的“物派”艺术家们的理解者，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柱。齐藤自身，对于纯抽象的真挚姿态以及对近代美术史的丰富知识，对其后的“物派”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况且，对这个在日本前卫艺术界留下巨大的足迹和影响，有着多种复杂性格的“物派”加以明确的定义，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如果为了对以下的介绍有一个基本的定向，不致处于暧昧的概念之中，而加以大致的概括的话，即可以说是“1960年代后半至70年代前半所出现的对土、石、木、铁等素材基本上不作加工，并通过它们强调一种“关系”的存在“和日本一群艺术家们尝试所定的名称。”(《现代美术事典》美术出版社)这一概括或许比较合适。物派，成为打破战后日本对欧美诸国一边倾倒的现状的突破口，也可以说对1960年代的日本美术现状，对文化和社会展开了一种反驳。物派，与在此之前以大阪等地为活动中心的具体派所不同的是，其批判性暂且不论，在于继承他们下一代艺术家的辈出。这使得“物派”具有一种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的延续，对以后的世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最初运动。顺带要说的，是1950年代发生在关西、以大阪为活动中心的具体派，其戏剧性的实验成果并没有触发以后的世代持续相关的实验，而只是成为历史直线上一个孤高的存在；而物派的方式及思想，在各方面形成广泛的影响，尽管其活动期间，只是1968年左右至1971年前后，大约三年这样短短的时间，然而它的影响却涉及到今天的许多方面。

至于物派活动的发源，可以将在1968年神户的须磨离公园举办的第一届现代雕塑展时，关根伸夫所推出的“位相—大地”作为源点，这是在公园的地面上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园柱形的洞穴，并使用其挖出的土堆出同样形状的园柱，正负一体作为展示作品。此后，关根以不同的素材进行组合的大胆的作品，持续发表，像《位相—海绵》、《相位—大地》等等。“相位—大地”，对当时的日本美术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其巨大的存在感，表述了“世界有着世界本身的存在，怎样能使创造活动成为可能，对我来说尽可能在真实的世界中提示自然本身的存在，并将此鲜明地呈现出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关根没有发表的笔记。另外，将关根的这些发言的要旨相呼应，并付诸于理论形式的是李禹焕，1969年发表了题为《存在与构造》的文章，其中有着“世界，并不因为人间的表象作用而对象化，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然，对这种自然形态的世界所予以的关注本身也是学习”这样的表述。

再说，1970年的会议上所强调的，正如其座谈会的名称《物(mono)开拓的新世界》所提示的那样，当时一群年轻的艺术家意欲给美术表现带来一个新的世界。这种对存在的认识的可能“精神境界”的追求，是无庸置疑的。某出版社举办这个座谈会，在前文写道：“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将诞生，各种各样探索的胎动开始呈现出来，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它的韵律，对美术领域来说，它显示的是：美术这个既成的样式，已经显得陈旧。它已经不能包容和解释今天的现象。在我国这几年，也明显呈现出来。……将石头、纸、铁板或者将它们组合，基本上不作任何加工，或者说仅仅直接将‘物’并置排列的一群艺术家……作为他们的基础实际上浓缩了自己的世界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那些能够传达或者被选择的，恰好正是这些‘物’(mono)，作为‘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非日常性被直接地得到提示，反过来这是解开缠绕于‘物’(mono)相关的概念性，而让人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展开”。尤其是接示了通过作品展开这个新的世界的重要性。 “物”在这里仅仅偶然成为被选择的道具。另外，李禹焕在会上这样的发言：“毫无混淆的炭的存在，与炭以外让人感受到什么别的东西的存在相比，更要紧的是它所显示出一个新的世界的开阔状态。”这个“让人感受到其他东西的东西”，尽管在这里一个概念中包含着两个“物”，但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东西，然而最终本质上还是归纳为一个“物”的存在“状态”“状况”，这是不必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