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时，莫文骅在红七军军部参谋处任参谋。以后，他随红七军北上，转战千里，南征北战，立下显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9年，全州有关部门找到身在北京、时年90岁的莫文骅将军。虽然年事已高，将军依然热情为“全州会议”题字。

在历史学家看来，“扭转危局”是对全州会议的最高评价。

武冈失利后，红七军被迫南下，于1931年1月2日攻下敌军力量薄弱的全州古城，并在全州休整了3天。1931年1月3日，红七军在关岳庙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案。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会议大胆讨论了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张云逸等指出，只有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才是唯一出路，最终说服大家，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由硬拼攻坚战略转变到游击战略，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

全州前委会议成为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红七军开始走上了胜利的征程。

时一些执行李立三路线的人还要求打桂林打柳州，但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红七军的战斗力，也分析了桂系的战斗力，认为靠红七军这几千人打桂林打柳州不可能。因为经过几次败仗后，红七军缺武器弹药，战斗力比较弱。就凭红七军当时的力量，如果继续攻打大城市，搞不好就会全军覆没。

更详细的数据摆到与会者面前：北上两个月以来，红七军战四把、攻长安、打武冈，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始终未能攻克一座较大的城市，反而损兵折将，到全州时，部队人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2/3。

其实在进军全州的路上，邓小平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中央代表邓拔奇和陈豪人等人做说服工作，两人面对现实困难也有所触动。经过讨论，最后与会者，包括中央代表都同意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冒险计划，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因此，实际上会议并没有太多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