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

以下摘自现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中心副主任张子扬的回忆录：

《难得一笑》是在1990年播出的电视节目。这是一个系列节目，或者说它差一点就变成了一个栏目。特别是由冯巩和宋丹丹作为主持人播出的第一集，在社会上反响特别大。许多戏剧界的朋友，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圈子里的朋友，都非常认真地、真挚地对我说：“这个节目不错。有味道，够水平，幽默感很强，时代感也很强，出新。”其实节目背景比较简单。在我做完了《超生游击队》、《大米·红高粱》、《卖鞋》等以小品为主的1990年元旦晚会之后，观众的反响证明了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笑，需要笑，同时也盼望着笑。他们盼望能够看到更多类似的戏剧性电视节目。当时中央电视台主管文艺的领导有一个想法，想开辟一个既不是歌舞、也不是晚会，也不完全是小品的一个“杂交”节目。这个节目要轻松愉快，喜剧成分极浓，要做一个电视新品种。

他的期望、写出了《谁烧了圆明园》、《黑店》、《飞行员》等一系列的小品。由李保田、蔡明、及保田的儿子李彧来演。李彧是刚上中学的孩子，当时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一种独闯天下的境地，跟他爸爸拍戏还是挺好玩的。《谁烧了圆明园》，王朔把人的无聊和无奈表现得非常有趣，李保田演得也精彩，直到现在，李保田在中央电视台节目当中，以小品演员身份出现，还保留着“第一次”的纪录。《黑店》是表现店主“谁来宰谁”的不道德经营，结果黑店老板把自己的老爹耍了，要鸡蛋给的是鹌鹑蛋，——认真地演无奈与无聊，就是说带些许黑色幽默的味道的创作。这种演出风格，包括舞台的重新设计、运用，构成了一种与众不同，最后成为一个新品种——电视幽默。

开一个栏目不容易，既然是栏目，就得有主持人，于是就请来冯巩和宋丹丹。我们一块儿商量，怎么让主持“化妆师把我头发弄一弄”，有一双手进入镜头把头发给她弄了弄。然后她转过身一副笑脸对着屏幕说：“我们这个栏目目的就是想和大家亲近”，一端杯子是空的，就又谠“剧务，水呢，没水我怎么说话？”于是又有人非常殷勤把水杯递上来了。她刚说，我们要和大家亲近，化妆币过来，我的妆掉了，通过背景也给她做一些修补。然后电话铃响了，她很不耐烦地说：“找谁？不认识这个人，这里没有这个人。我给你问一问，这儿有没有叫冯巩的。”最后说不在，放下电话。冯巩走进镜头，他俩寒暄一番，才明白刚才画面里为她服务的背影都是冯巩。她说，巩哥对不起。冯巩说，演员就应该很好地为观众服务，同时各个工种要互相配合，不要支使别人干这儿干那，对吗？丹丹说，对呀。他说，把烟给我点上。他俩的这段表演整个就是一个小品的意境，他们自己笑个不停，然后说：“我们今天就是想做一个让大家喜欢、非常轻松的栏目，就叫《难得一笑》。我们的节目完了，如果喜欢继续收看，有意见给我们提，我们就是希望你笑，如果不笑——”冯巩一拍桌子，脸一拉：“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难得一笑》第一集播出20分钟，集中了我们拍得最好的节目，包括《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大杂院》、《挤车乐》、《飞机模型》、《打猎》，囊括了我自认为的所有精彩节目，体现了我的追求与特点。在新科技的使用上，我们的意识也不差，可以说中央电视台使用MIDI来作后期的音乐、音响合成，是第一次。MIDI可以多次重复合成，有一些掌声是我一个人做的，有的笑声是我一个人笑的，合成之后编成特殊的制作。这些掌声、笑声以及特殊的音乐音响成为一个统一的风格，具有鲜明特征，而且有演出的完整特点。节目播出之后，我也接受了很多记者采访，《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戏剧电影报等都认为这个节目有新意。栏目的片头片尾，是由著名漫画家江帆绘制的。

《难得一笑》播了16集，直到现在，有些地方台的电视观众仍然要求点播这个节目，或随着广告播出。《难得一笑》里有我对电视喜剧的一些新的创意、新的尝试，我对喜剧形式风格的整体把握，对灯光的要求，对舞美的要求，对服装的要求，对化妆的要求，对音乐音响的要求。这得益于我受到的正统系统的导演训练。这个节目虽说很小、很简单，把它当成是作业，我想得90分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它当成是作品，可以说这个作品是成功的。总之，《难得一笑》积累了我应用综合手段的经验，增长了能力。特别在导演喜剧节目上，甚至在音乐、舞蹈的表现力上，力求和别人不一样，这使得我在以后导演有歌舞、小品的大型晚会时，可以应付自如。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话：“《难得一笑》是轻松愉快的，甚至有一些节目让人感觉‘不正经’，但是我和我的创作集体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创作了一个严肃正经的栏目——或者是叫节目。正是因为这样，它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