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谦（1865-1936年）　字仲益，满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来滇，先任南安州（今双柏县）通判，后委任盐井渡厘金局，晋迁丽江府堂。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腊月抵楚，官楚雄府事补用府正堂，辛亥年（1911年）十月移交府事，是楚雄末任知府。

崇谦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造诣颇深，有文士之风。在南安州时，著有《南安宪纲》一卷。到楚后，几处名胜皆有题跋，并撰有《重建云泉寺碑记》、《重修杨文烈公衣冠墓碑记》、《楚雄县志序》等文，留有题赠刘丕乡对联一副：“正喜清谈闻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崇谦在任期间，颇重教育，致力于培育人才。当时初废科举，崇谦从七属三井筹集资金，兴办新学，开设物理、化学课程，并到日本购置教学仪器，其中两台5000倍和7000倍显微镜，当时尚属罕见。此外，崇谦又开办了女子蚕桑研究所、巡警教练所，培养了一批人才。

崇谦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较深，认为：“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在楚雄曾致力发展蚕桑，他到任不到一年，全县种桑数百万株，养蚕百余户。据县志记载，他曾设局，教以种养之法，令地方人民用心学习。凡二三日，必亲往监督，于实业生计，渐有振兴之象。此外，又试养山蚕，种植棉花及麻栗、漆腊虫树，亦初见成效。宣统元年（1909年）全县出口丝约500余斤，次年达2000余斤。

宣统二年（1910年）他倡纂《楚雄县志》，筹集资金，组织人员，礼请原开化府教授沈宗舜主笔。于仲秋伊始，至次年仲夏成稿，仅10月之期，完成12万字的《楚雄县志》，为楚雄留存了可贵的资料。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大水，楚雄北界等村大雨如注，沿河田亩被淹，人民生活困难。崇谦督促下属清理和丰义仓，将历年欠借粮食追缴收储，并亲任总管，娠济灾民。

是年，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云南省爆发了重九起义。旧历九月十二日，省军政府蔡锷电告府、厅、州、县，谓军政府已于重阳日宣布云南独立。崇谦当即邀集地方士绅，传阅电文。他虽与清帝同宗，但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后，仍表示拥护云南反正。并到团保局传齐城厢各街长，嘱以成立保甲，宣布条规，对群众宣告起义事件，于十四日复电军政府，申明楚雄官绅各界，一体赞同反正。

云南起义后，军政府都督电称：“……满人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楚雄崇守谦……若能来归，尤加优待，各属流寓满人，本军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崇谦阅后对此政策将信将疑，但仍积极维持地方治安，准备移交事宜。由于他身为满族官吏，在“排满之说更烈”的情况下，十分惧怕，在十八日日记中写道：“新出大汉滇报，排满之说更烈，不胜焦灼，为世所不容，拟命玉琴（崇谦之妾）将六儿携出逃命，夫妇皆殉。而六儿又不忍离，全家尽哭。是时，全家同殉而已，伤哉！”继闻楚雄将有人与他作难，遂于十月十八日改装为团兵，佯作巡城，从东南城墙缺口处爬出城外，一路跌跌撞撞，从人或扶或牵，逃至小东村许光亮家躲避。他在十九日日记中写道：“昨一夜未眠，奔波虽疲，而劳虑千愁，不能合眼；一经思及，中心如焚，前程如何，不堪设想！……拟明日定远避之策，然又思逃避无所，只好寻一自尽”。

崇谦正拟自尽，恰遇新任滇西兵马总提调李根源因到迤西平乱过楚，闻知此事，甚为不安，即派员将他接回楚雄，宣布“定极力保护”。崇谦心惊胆颤，一见李根源即双膝下跪，李根源哈哈大笑，双手扶起崇谦说：“革命成功，已废此礼”。随即将奖扎稿与他示阅，为他颁发奖金五百，让他入楚雄籍，并委任他为楚雄自治局名誉总董。崇谦感激不尽。李根源又问：“你愿从汉或是从满？’，崇谦回答说：“听从将军酌裁，并请求赐姓”。李根源笑着说：“我们都是黄帝子孙，你就姓黄吧！”崇谦遂改姓黄，愧谢返署。后新任知府黄彝又与崇谦联宗，成为佳话。

崇谦于十一月十二日移交毕，闲居楚雄府西院。不久回省，寓南门外校场头道巷。民国元年（1912年）10月16日至次年5月在昆明，后乘火车到河口，改乘轮船经香港返京。民国21年（1932年）回四平，民国25年（1936年）卒于福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