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是东夷文化和邾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邹鲁也是儒学的发源地，以鲁产孔子、邹产孟子而著称于世。

邹鲁文化简介

人物

儒学方面

历史渊源

地理位置

邹鲁文化简介

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将沿海的文化名城（广东潮汕、福建泉州等）称为海滨邹鲁；将江南的文化名城称为江南邹鲁。 是东夷文化和邾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邹鲁也是儒学的发源地，以鲁产孔子、邹产孟子而著称于世。

中国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分别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和邹国，因此后人就用“邹鲁”来指代文化礼仪发达的地区。而北宋时期，“海滨邹鲁”就已经被用于描述“潮阳”（今潮州一带）。

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将沿海的文化名城（广东潮汕、福建泉州等）称为海滨邹鲁；将江南的文化名城称为江南邹鲁。

人物

邹鲁(1885—1954年)，幼名澄生，以“天资鲁钝”，自改名为鲁，别号海滨，广东大埔县茶阳镇长治仁厚村人。十九岁赴潮州韩山书院读书。

他感到科举制度及教学方式误国误民，遂起办新学之念，回埔联络张龙云等人创办了乐群中学，并亲自执教，1905年加入兴中会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後得朋友资助，东游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广州後考入政法学堂，结识了朱执信老师及陈烱明等，参加了秘密革命活动。

1908年10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後死去，反清浪潮不断高涨。邹鲁与朱执信等人以为时机成熟，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因事泄，邹鲁暂避香港，不久旋回政法学堂就读。毕业後，受聘于粤商自治会执教。1910年2月，赴汕头发动新军配合广州起义。因广州新军突遭清将李准部袭击，邹鲁返广州奔走营救，被清巡抚列为缉捕对象。因得丘逢甲副议长庇护，才幸免於难。次年孙中山派胡汉民、黄兴等在香港设统筹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邹鲁受命在广州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议局作掩护，在局内出版，分送到新军及防营中。後因温才生剌孚琦於谘议局前，该报作了报导和发表赞扬的评论而被查封。事後，当局要邹鲁以写“悔过书”为条件，准其复刊，但他断然拒绝。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义後，邹鲁立即与朱执信、陈烱明、胡汉民等组缉广东起义响应。邹鲁留香港筹备兵器、军饷等军需财物，支援各路义军。11月陈烱明在惠州起义後与清军秦炳直部相持，邹鲁闻讯力促西、北两江民军起义响应，并组织敢死队两百人驰援，击溃清军。一举光复惠州、广州，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组织军政府。

广东稳定後，孙中山先生组织北伐军，姚雨平为总司令，邹鲁随军北伐，为兵站总监，主管调拨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军民配合下，北伐军屡溃清军，攻克南京。经十七个省的起义代表协议，成立中华国，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

南北议和後，邹鲁便自请释兵，返回广州，被委任为广东省官钱局总办。为挽救金融危机，设钱庄，提高广东币值。翌年国会成立时，邹鲁当选为广东代表之一。国会期间，袁世凯企图以陈烱明取代胡汉民，制造分裂。又派人携款四十万元笼络邹鲁。邹鲁拒绝接受，劝来人不要拿国家钱财用於个人争权夺利。并在国会中提出宋教仁被杀案要用司法程序解决，“质问赵总理何以不依法赴质书”，起草“弹劾袁政府违法大借款案”等，被称为“捋虎须”议员。为此，邹鲁险遭逮捕。面对国民党中的腐败，孙中山先生於1914年组织中华革命党，创办《民国杂志》，进行反袁斗争。邹鲁遵照孙中山指示，出任编辑，纂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坏约法，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实。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孙中山准备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派邹鲁北上策划国会南迁。邹鲁得到众议院吴景濂、王正廷正副议长支持，两百多议员到广州出席非常会议，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在组织护法战争中，邹鲁任潮梅军总司令，击败据东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反袁高潮，袁氏於反对他的怒潮中暴毙。国会重开。邹鲁在国会中提出“查办张勋案”、“十大质问书”，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职、违法等情况。议会遭受暴徒袭击，邹鲁等被殴伤。国会被迫解散。邹鲁返粤参加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动员援闽粤军陈烱明回师广州，邹鲁亦联络民军配台，夺回广东控制权，成立国民政府。邹鲁任两广盐运使，掌管财源.

1922年，陈烱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上海，召邹鲁为人总统特派员，负责策划讨陈。经各方联络，召开滇粤桂三方“白马”会议，以大总统名义委任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举兵讨陈，克广州。1923年初，孙中山电委胡汉民、邹鲁等五人全权暂代行大总统职权。後迎孙中山返广州，重建大总统府。邹鲁任财政厅长，被誉为“理财经纶手”年底，孙中山计划将广东高师、政法大学、广东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委任邹鲁为高师校长、广东大学筹委主任。1924 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邹鲁当选为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後为常委。

国民党“一大”後实行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共产党人担任了一些部长、秘书等要职。但在教育经费等问题上，邹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邹鲁以中国国民党中央三个常委之一的身份，於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派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案，设立中央党部与广州的中央党部对立。1926年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永远开除邹鲁等的党籍。

邹鲁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邹鲁复任中大校长之後，全力进行整顿。他认为教育是救国的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学校发达，科学进步。1923年冬，他任广东大学筹委主任、校长，时为戎马倥偬，难得兼顾。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学，以求“树一最高学府”。

首先，他将中大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统一在学校领导之下，禁止员生在上课时间开会，并建立特别党部严加控制学生的聚会，恢复教学秩序。同时，为提高师资力量，派员赴北京等地聘请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优秀教授，成立各学科研究所、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为发展学术研究提供较好的条件。1937年，设立研究院硕土学位考试委员会，擧办了第一届硕土生学位考试，授予各科毕业的研究生以硕土学位，奖励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建设石牌中山大学新校舍，按实际情况调整院系，将原来五个学院扩大为理、工、医、农、法、文、教育等七个学院。接管两广土壤调查所、广东通志馆，组织师生调查土壤、编写广东通志。制定和实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规划，於广州市郊五山置地四万亩，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国内战事频繁，教育部长朱家鞾又对邹鲁不满，常常拖欠教育经费。邹鲁面对困难，毅然实施庞大建校规划。他请中央拨款，又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要钱，向国内外同胞、侨胞广泛发动募捐。为使工程如期进行，邹鲁四处奔波，绞尽脑汁，“除了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获在粤诸董事及财政部长之助”，终於如愿以偿，为中大建设作出不可磨减的卓越贡献。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孙中山铜像，农学馆，化学、电气、机械、土木工程等教学楼，师生宿舍；中期建农林化学馆，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学等实验教室及文学院、法学院、养蚕室、调桑室、园艺温室等。增办护土学校、助产学校和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医院，附中、附小等。还在潮汕、湛江等地创办农场、桑场。为学院实习、科研提供了配套场所。1938年各项工程基本完成後，邹鲁作诗自慰：“蓝缕箪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邹鲁辞呈被批准，离开中大。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十多年内，培养毕业生近五千人，学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邹鲁曾应邀出席德国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纪念会，获法学博土。意大利罗马大学校长、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先後访问中大，甚读中大之成就，提出并达成交换教授、留学生的协议。埃及亚力山大大学增中大免费留学生名额。中山大学进入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

邹鲁曾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教育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国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学国家办，中学由地方和生产部门分类办，大学由中央或部门办；实行教学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由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改革教材，将智育与德育结合起来，等等。

邹鲁辞去中大校长後，以“图书满架，瓜菜满园”为乐。1946年，他当选为监察院委员，1949年7月，参加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离会去香港，移居台北，後任中央评议委员。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教育与和平》、《邹鲁文集》、《邹鲁文存》等。1954年2月8日，邹鲁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七十岁。

邹鲁的祖居

邹鲁的祖居---敬爱堂位于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长治仁厚村，在大埔文化局张局长带领下，我参观了邹鲁祖居，敬爱堂建于清代。坐西向东，背靠蜈蚣山，面向仁厚村。正门前方 20 米竖有 5 支石华表，为清道光年间和民国年间所竖，这些石华表记载着邹氏祖先光辉的历史功绩。敬爱堂一正四横，为土木结构。正屋有房间 18 个，两旁横屋共有房间 24 个，建筑面积 1352 平方米，占地面积 1584 平方米。

据时任县委廖常委介绍，邹鲁祖居有三奇，一是在季节的更换里，每年都有几天初升的太阳直射正厅中央，形成“蜈蚣吐珠”的图案。二是屋后花台坎边有郁郁葱葱的风景林，但数百年来竟没有一片叶子落到屋顶的瓦面上。三是每当深夜，从祖居上空远望有一道非常亮的白色光环。正是这三奇使整个建筑披上神秘面纱，吸引许多专家学者前去探秘。

邹鲁书法

中山图书馆收藏邹鲁写给清华的楷书诗：“虞叔祠前柏郁苍，槎牙枝干傲风霜。剪桐盛事随周逝，留得浓阴荫古唐。”结字妍正，平和静谧，疏瘦隽逸，秀美见长。憨斋收藏其写给广东大学的行书对联：“称心诗带风云气，信手文成金石声。”用笔自如流畅，有刚柔相济的圆润之趣，结体平正而顾盼有情，书风清俊而意态万千。

儒学方面

“邹鲁”一直被尊崇，在中国各地，有很多类似“滨海邹鲁”、“江南邹鲁”称呼，“邹鲁”之词亦不绝于史书典籍。《庄子·天下篇》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司马迁也曾对齐地与邹鲁的风气作过比较，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是很有名的。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说：“儒之一词，即原于邾娄之娄”，而最早的鲁文化也是由“邾娄文化”里发展出来的。“鲁为娄转，因娄得名”。北周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华盖，门成邹鲁”之名言。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大手笔”张说，在其《奉和唐玄宗〈经鲁祭孔而叹之〉》一诗中，有“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诗人孟浩然，在其《书怀贻京同好》中，有“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之妙笔。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确认为“圣人”的只有五人，即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出自邹鲁地区。可见，邹鲁地区在培养儒学方面是非同寻常的。

历史渊源

古人之所以常说“邹鲁之士”或“邹鲁文化”，从来没有说“鲁邹”的，究其原因：邾为东夷古国，文化悠远深厚，鲁为东迁新国。“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鲁为娄转”是一个重要因素。另据传说，鲁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邹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凫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女娲、伏羲庙（俗称“爷娘庙”）遗址。从立国时间上看，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而邹则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从古文化遗存来看，野店遗址出土的带有彩绘图案的红陶鼎，磨制纤细带有穿线微孔的骨针，精美的玉铲、玉环，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纹……充分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诞生于邹，定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删《诗》、定《书》、著《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仲尼之教独尊于千古。因此，邹遂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仲长统、王叔和、唐彬、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由此可知，“邹鲁”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且“邹”与“鲁”齐驱并驾，密不可分。

地理位置

邹鲁，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东省南部偏西地区。主要有邾（包括小邾。邾，战国时改为“邹”）、鲁、滕几个诸侯国。其中邾鲁毗邻，两国“击拆之声相闻”。

邹鲁位于“大东”的中心区域。“大东”地区的统治者是西来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则是殷人和东夷人。《诗·小雅·大东》篇描述这一带“西人”和“东人”的差别及其对立的情景云：“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尽管殷人和东夷人备受压迫与剥削，但他们仍然顽固地保留住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并对后来孔子创立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邾国包括小邾和滥——亦即通常所说的三邾的土著居民则多为东夷人。参见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齐鲁书社1982年版。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许慎《说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释了“夷，东方之人”之后，又在《羊部》中指出：“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这里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明孔子大力倡导的仁，滥觞之源或在于此。《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指出：“《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柢是树木的主根。《韩非子·解老》篇说：“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由此看来，所谓“夷者，柢也”，是比喻东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爱“万物柢地而生”。仁德对人来说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长寿。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寿”之说。“仁者寿”，语出《论语·雍也》篇，董仲舒曾经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联系《淮南子·地形训》说“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其民好让不争”来看，东夷地区当有敦厚和平、好让不争的民风。这种民风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已不可得，但仍为人们所向往，称之为君子之风。甚至于孔子还曾有过“欲居九夷”的想法，当有人向他指出东夷鄙陋时，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对东夷人及其文化是相当尊重的。他曾乘郯国国君来鲁国访问的机会，“见于郯子而学之”；事后十分佩服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孔子时代，东夷人还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