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号”原名“曙光女神”号。1936年9月在英国朴茨茅斯船坞建成下水，是当时英国海军在装备和性能方面堪称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巡洋舰。这艘武装精良、设备先进的巡洋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蒙巴顿将军的旗舰参加过大西洋、地中海的多次海战，并参加过登陆西西里岛和攻取土伦的战役。在二战期间战功显赫。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重庆"号巡洋舰简介

起义始末

“重庆号起义烈士纪念碑”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光荣起义，次日安全驶到解放区烟台港。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极大震动，受到全中国革命人民的欢呼，对妄想抗拒解放战争车轮的国民党反动派无疑敲响了又一次丧钟。“重庆号”军舰的起义经过，我国报纸杂志及电台上已有多次报道，但是这些文章或广播，显然仅是向个别参加起义的士兵或有关单位采访的情况，既不全面，也难免有偏颇，因此引起了许多参加起义的官兵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我曾参与“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策反工作，后来又参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此事所进行的调查，看了许多有关档案资料，现在我就我所知的具体、真实情况，作一些介绍，以澄清若干史实，并以此纪念亲身参加起义的官兵们。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向人民解放区疯狂发起进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重申：要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斗争的发展，1947年毛泽东指出：和全国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一条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第二条战线。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指示：“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的重点应转为全面搞策反抓实力。”原中央南方局和后来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领导下的有关党委和民主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及陆、海、空军的爱国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庆号”的光荣起义，就是上海局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产物之一。

“重庆"号巡洋舰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一批军舰，“重庆号”巡洋舰是其中最大的一艘（排水量7500吨）。为了接收英国赠送的军舰，国民党海军部事先三次招收大、中学生去英国受训。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巡洋舰由舰长邓兆祥率领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程，航行一万余海里，于8月20日驶抵上海。由于内战紧张，是年10月国民党海军部部长桂永清即命重庆舰到葫芦岛参加辽东战役，蒋介石曾亲自在这艘军舰上召见将领指挥辽东战役。不久该舰又驶回上海。

“重庆号”军舰上有从英国训练回国的士兵三百余人。他们在英国受训时受到歧视和欺侮，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物价高涨，部分军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不满、苦闷和彷徨，许多士兵另谋了出路。在军官中由于国民党海军一向存在着派系之争，不少人受到排挤。舰长邓兆祥等人系福建马尾系海军人员，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挤。桂永清派了他的亲信海军青岛系牟秉剑为副舰长，监视邓兆祥和别的官兵，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牟接替邓兆祥舰长的职务。这些情况无疑是对该舰进行策反的有利条件。

因为二战期间，中国招商局在香港订制六艘舰艇，被港英当局征用并转用于欧洲战场。1948年5月，英国政府把“曙光女神”号巡洋舰作为补偿交给国民党政府。8月13日，该舰抵达上海吴淞口，改名为“重庆号”。

“重庆号”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旗舰，是当时远东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舰重7000余吨，排水量为7500吨，全长505英尺、宽51英尺，额定功率6400马力，最高航速每小时32海里，续航能力4000海里。满员编制650名官兵。舰上装有6英寸口径主炮6门、4英寸口径副炮8门；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8门；高射机枪8挺；鱼雷发射管6门。还有雷达、防雷、通信等设备。

“重庆号”巡洋舰曾在辽沈战役中炮轰我军塔山阵地。有解放军老兵后来回忆：“一炮就打掉我们一个排的兵力”。辽沈战役后期运送东北国民党高级将领撤退。淮海战役后，该舰受命调防长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

起义始末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坐镇指挥。“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奉命率“重庆号”北上，参加锦州作战。

辽西战役后，“重庆号”巡洋舰回到上海，越来越多的水兵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做法和前途产生怀疑。我们当初到英国去学习，目的是强大自己的海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让我们开炮打中国人，我们心里接受不了。

1949年2月24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起义的水兵迅速控制了全舰，派代表劝说毫不知情的舰长邓兆祥。邓兆祥在关键时刻决定参加起义，亲自绘制海图，26日清晨，“重庆号”驶入山东解放区烟台港。

“重庆号”在烟台港停了5天，由于烟台港离当时美军驻防的青岛太近，所以第五天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要“重庆号”开赴葫芦岛港。到达葫芦岛港后，一路追逐持续轰炸的国民党轰炸机接连几天没有动静。苏联专家提出，应该对停泊在葫芦岛港的“重庆号”进行伪装。庞然大物，伪装起来谈何容易啊。没想到，不过三天时间，成千上万的辽西农民用小车推、毛驴驮，竟是运来了几万斤秫秸。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葫芦岛的解放军与“重庆号”全体官兵将偌大的巡洋舰埋藏得严严实实。从远处和空中俯瞰，就像在葫芦岛码头上堆起了一个大草垛；从近处看，又像是在码头上建起一座金字塔。

十多天过去了，一天上午阳光明媚，突然天空远处传来了缓慢的民航机的声音。我正好在舰上值班，从草垛里钻出来一看，飞机飞得很低，机舱里有个胖子，手上拿着小红旗向下面的人晃动着。那个摇旗的人好像是桂永清（国民党海军司令），接着飞机撒下了一麻袋纸片，我随手捡了一张，上面是桂永清向“重庆号”官兵赔罪，希望“重庆号”官兵迷途知返的传单。我随手将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民航机过后，邓舰长认为这是对“重庆号”采取重大行动的前奏，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经过商讨，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撤除伪装，不能让军舰葬身火海。当天下午辽西军区调来了几个团的解放军，每个战士扛一捆秫秸，一夜之间就把军舰上的伪装拆除干净了。“重庆号”官兵除必需的战斗和后勤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撤到沈阳。舰长和政委向全体留舰人员做了战斗动员，大家斗志昂扬，决心与军舰共存亡。

1949年2月25日凌晨,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突然发动起义兵变。为防止这艘海军旗舰为对手所用,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空军执行猎杀“重庆号”的任务。

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和全舰官兵五百四十七人在上海吴淞口起义,25日早晨“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庄严宣布:“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将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2月26日早晨七时“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解放区城市烟台,3月4日凌晨驶抵辽宁葫芦岛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3月15日,解放军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重庆号”巡洋舰原舰长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此时解放军海军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拥有了自己的巡洋舰。随后为了应对敌人空军的攻击,上级决定在舰上仅留下百余人准备护舰作战,其余大部分船员撤离避免损失。

蒋介石知悉“重庆号”叛逃北去，大为震怒。因为到1949年3月初，蒋介石手上可打的牌已经越来越少，这节骨眼上，海军王牌“重庆号”又在解放军陈兵江北之际趁隙逃跑，这不啻使得蒋介石力抗解放军渡江的计划雪上添霜。“重庆号”除了硬件设施和吃水吨位上，属于国民党海军王牌中的王牌，该舰起义时，船上更载有大批物资、财宝、金条、银元。金银物资，原本是要作为海军撤退台湾后的经费。还有原存于南京国防部的海军与军方重要档案文件。这些舰载对象，被蒋介石视为不可见夺于中共的“命根子”。如今，”重庆号”竟然落到中共手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玉石俱焚一途。1949年3月2日，蒋介石透过长途电话，向南京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下达死命令，非把“重庆号”炸沉摧毁不可。

国民党空军侦察机首先在2月28日，发现“重庆号”停泊在山东烟台港的浪坝之外。由于空军主力军机悉数撤退台湾，而“重庆号”停泊的位置，远在华北地区，与台湾距离过远，超过了空军轰炸机和侦察机的飞行半径所能及的范围，因此，势必把驻扎在台湾的飞机，调动到距离烟台比较近的华中或者华北地区，才能完成任务。

3月2日晚上，蒋介石向王叔铭下达炸毁“重庆号”的死命令之后，3月3日清晨，国民党从台湾新竹基地派遣第八轰炸大队B-24M型轰炸机四架。四架B-24M飞到“重庆号”上空，沿岸和舰上炮火朝空齐发，形成一片弹幕，B-24M不敢下降高度挨近“重庆号”投弹，只有在高空胡乱投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脱离战场。

国民党派来数架飞机进行袭击，但人、舰均未受到任何损失。考虑到“重庆号”在烟台不安全，朱德总司令和部分陆军领导到舰上与起义官兵一起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重庆号”开往葫芦岛港。于是，三月三日启程，四日凌晨抵达葫芦岛港。

3月5日，“重庆号”全舰五百七十四名起义官兵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致电。电文如下。

敬爱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

当我们“重庆号”574名官兵全体平安抵达解放区港口之际，请你们接受我们最诚挚的崇高的敬意！在美蒋勾结的反中国人民内战中，幼年的中国海军，亦不幸被迫作为帮凶工具。但战争近三年来，国民党陆军消灭殆尽，空军起义风起云涌，而战犯桂永清据为私人财产的海军内部的广大海军青年，亦已不再受其欺骗麻醉。复加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反动措施，已进入最后崩溃而不可收拾，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援助也绝不能使之起死回生，全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计日可待。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重庆号全体官兵，不甘再助纣为虐，甘愿秉诚赎罪，报效人民，乃于2月25日，在国民党腹心地区吴淞口外，毅然首举海军义旗，北驶开入解放区港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后誓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军政首长直接领导下，贯彻毛主席八项和平主张，为彻底摧毁美蒋勾结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完成全国人民解放大业而奋斗！为彻底改造自己，根除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思想作风，建立一支强大的新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相信我们重庆号已走过的的航路，数百艘国民党海军舰艇、万千有志的青年，必然跟踪而来，团结在你们──普照着新中国领海、领土、领空的明灯周围。

重庆号舰长海军上校邓兆祥，率重庆号全体官兵574名同叩。

“重庆号”的起义，粉碎了国民党调舰入江，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企图。为此，蒋介石大发雷霆之怒，对桂永清一顿臭骂之后，又不得不仅从名誉上撤掉其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职务：“著即撤职留任，以示惩儆而察后效。”

第一批B-24M轰炸机没有完成任务，又接连派机在海上搜索了两三天，依旧是大海捞针，毫无所获。而王叔铭见蒋介石催逼日紧，急如热锅蚂蚁，赶紧飞奔到奉化溪口，准备去跟蒋介石负荆请罪。

蒋介石闷在溪口乡间，困坐愁城逾月，成天接获前线不利战报，早已想找个发泄怒气的对象，见到王叔铭，也不想听他分辩炸不着”重庆号”的理由了，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狗血淋头一顿痛骂。

错失了烟台炸舰良机，王叔铭被蒋介石“严加申斥”，这意味着蒋介石已经失去耐心。

随后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二军司令陈嘉尚、王叔铭和参谋官陈锺琇等人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议，初步判断，经过第一次惊扰，“重庆号”可能躲进了山东半岛附近的某个港湾内，最好能在山东境内派驻轰炸机，只要侦悉”重庆号”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立即展开轰炸行动。

1949年初，山东全境多数地区已经解放，唯一还掌握在国民党军手里的机场，便是青岛近郊的“沧口机场”。在那里，他们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潜心策动轰炸“重庆号”的“鱿号”任务。陈嘉尚是司令，陈锺琇是参谋官。

到青岛后，他们先从台湾调来一个分队四架P-38侦察机。等这四架飞机派上用场，才发觉P-38滞空时间不够长，又从台湾调来十二架C-47运输机，紧接着又调来十八架B-24M重轰炸机。

3月17日，陈锺琇派出P-38和C-47，以青岛为中心点，往外海作扇形辐射式延伸搜索。当天下午，在烟台东方六十里处，发现“重庆号”正朝北方快速航行。陈踵绣接到侦察机的回报，马上派出九架B-24M，分成三批，一批三架，轮番对“重庆号”进行俯冲投弹，发动攻击时已接近黄昏时分，能见度不佳，九架飞机一路投弹追赶，炸弹全部被怒海吞没，“重庆号”毫发未伤。

直到3月18日清早，国民党才再次发现了”重庆号“。陈锺琇亲自出马，会同陈嘉尚，连着两天，出动轰炸机向“重庆号”投弹。在战斗中，“重庆号”有6名战士光荣捐躯，成为人民海军最早的一批烈士。舰长邓兆祥按党中央的指示，带领全体人员撤离，主动沉舰。

蒋介石在1949年3月19日的日记“一周反省录”条目下，写下这么一段话：“重庆号军舰叛逃至葫芦岛，终为我空军发现，于两日内炸中三弹，已不能行驶，又闻有一艘黄安舰叛逃，亦被我空军炸毁于连云港内，……”

“重庆号”沉没了，“黄安舰”也沉没了，但是，

3月19日下午，党中央指示，为避免更大损失，拆除“重庆号”巡洋舰的一部分设备之后，全体人员撤离，主动沉舰。舰长邓兆祥带领船员在敌机轰炸间隙登上军舰，奋力抢拆舰上的罗经、雷达、通信和帆缆器材以及轻型舰炮、鱼雷发射管等武器装备。

1949年3月20日子夜，几名水兵奉命打开了“重庆号”巡洋舰前后机舱、弹药库的海底门，“重庆号”巡洋舰三个小时后向三号码头东侧倾倒，但是这艘大军舰直到次日下午才完全沉没。

3月2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发来慰勉电，热烈祝贺他们英勇起义，指出：“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在“重庆号”的感召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随后又率领海防第二舰队起义。

1950年2月，国家成立“重庆号”打捞委员会，配合苏联特遣小组开展工作。经过周密准备，打捞工程于1951年4月28日正式开始。5月16日，“重庆号”出水。6月19日，军舰被拖至大连船渠工厂（今大连造船厂）。

在大连修养的周恩来总理来厂视察，指示要恢复巡洋舰的战斗力，准备解放台湾。

1951年初，海军青岛基地工兵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营开赴辽宁葫芦岛，任务是打捞“重庆号”巡洋舰。 当时承担打捞工作任务的除了这个工兵营以外，还有海军某部潜水分队的多名潜水员和30多名苏联专家。工兵营到达葫芦岛的头几个月，天天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主要是学习打捞技术方面的知识。

1951年4月起，工兵营和潜水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打捞“重庆号”巡洋舰。“重庆号”巡洋舰沉在葫芦岛港内三号码头东侧，侧翻在水底下。打捞之前首先将舰体外移以与码头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在舰体上拉上钢丝绳，在岸上用搅拌机拉着钢丝绳一点一点把舰扶正，再派潜水员下到舰底部，关闭底部当年放水的舱门，最后放下抽水泵，将重庆舰内的海水抽出去，“重庆号”巡洋舰的舰体就慢慢浮上水面。

打捞的前期准备时间较长，真正打捞的时间很短，也就几个月。“重庆号”出水的时间是在1952年春天。它出水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都专程到现场观看，并嘉奖了参加打捞工作的全体官兵，奖品是每人一双胶鞋、一条毛巾。 当时在东北的很多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团也先后组织到刚打捞出海的“重庆号”巡洋舰上参观。此时的“重庆号”巡洋舰是远东各国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人们期待着“重庆号”能够重新驰骋在海疆之上。

“重庆号”巡洋舰打捞出海后，紧接着就要做舰内清理工作。参加清理的官兵们在舰上除了找到许多武器和弹药，还找到了一些银元。邓兆祥的舰长室也没有损坏，里面的一个小写字台和一把转椅都还完好。

舰内清理工作结束后“重庆号”被拉到大连港进行修理(当时大连港还是苏军租用的海军基地)。我国政府本意是将“重庆号”修好后命名为“黄河”号，重新编入海军部队服役。当时“重庆号”部分起义人员已经被重新组织起来，编为了“黄河”部队，准备在“重庆号”修好后返回军舰工作。但苏联专家视察打捞出海的“重庆号”巡洋舰后，认为把“重庆号”机器零件损坏严重，更换修好需要的代价达到4亿卢布，超过了重新购买一艘新的巡洋舰，因此“重庆号”已经没有修理价值，建议把“重庆号”拆解。苏联专家提出这个意见的动机当时虽然被认为可疑，但是我国军工还没具备自己独立将“重庆号”修复的能力。无奈之下，最后只好按苏联专家的意见把“重庆号”拆解。这艘二战时曾经作为过英国海军蒙巴顿将军旗舰转战大西洋、地中海的一代名舰“重庆号”巡洋舰，最终失去了重新驰骋在海疆之上的机会。自1949年重庆号巡洋舰被炸沉后，中国海军半个多世纪都未再次拥有新的巡洋舰。

“重庆号起义烈士纪念碑”

借着“重庆号”有关历史资料，终于得知孩提时发现的葬于家乡北山坡上的四烈士墓的来历。四烈士墓后来移至龙港区英山公墓。但是，本应是六位烈士，为什么只有四个烈士墓呢？

今年清明期间，在给故亲扫墓的时候，同时祭拜了移葬于英山公墓中的四位烈士。四烈士墓的前面，增立了一块“重庆号起义烈士纪念碑”。于碑后附文中得知，另有史德基、邱标两位葬于锦州烈士陵园。且另据资料得知，乃因史德基、邱标二人当时身负重伤，在转院锦州抢救无效牺牲后，葬于锦州。

葬于葫芦岛龙港区英山公墓的四烈士姓名、生年及籍贯如下：

韩志铭 1927─1949 原河南省桐柏县

刘芳圃 1927─1949 原河南省唐河县

沈桂根 1926─1949 原浙江省缙云县

黄汉民 1917─1949 原江苏省无锡县

1954年苏联列宁格勒设计局认为，全部修复“重庆号”原有武器装置是困难的。据此结论，海军在1954年11月向总参提出“重庆号”暂不修复的报告。1957年4月，海军向总参和军委建议，将“重庆号”作报废处理。

“重庆号”最后命运如下；舰上的火炮、仪器、雷达等一部分做为海军学校的教具，一部分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于1959年11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做为水上仓库，命名“黄河”；1964年又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并改名为“北京”。1974年，已经是英国海军元帅的蒙巴顿访华，此时他当年座下的旗舰的船壳正以宿舍船的形式停泊在渤海之上。

“重庆号”的空船壳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被彻底解体。解体后的空船壳最终在炼钢炉里化作了钢水。“重庆号”巡洋舰的“重庆”二字舰牌在舰体拆卸后在青岛军用五号码头仓库中一直存放到1982年7月后，被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后人凭吊这艘一代名舰的最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