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说

基本释义

起源

言志说定型

核心思想

基本释义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本质或作用的见解。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理想抱负等内在意象的表达和抒发。《尚书。尧典》有“诗言志”说。《诗大序》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说法。

起源

“言志说”最早见诸文字的文献是《尚书·尧典》，但该篇却被疑为战国中期人拟作。这样，《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记载就可能是最早的，其中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这正是当时流行的“赋诗言志”的看法，并不是文论意义上的“诗言志”说。而《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这才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言志说”的缘起。但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观念就已经相当普泛，比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 在同一历史时期，“情”的问题也被凸现出来，《礼记·乐记》就已提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当时，诗、乐是分不开的，《尚书》也是诗乐并提的。这“志”与“情”的两面，到了汉代才终于得到了内在的统一。

言志说定型

对于“言志说”，真正具有奠基性的，是汉代《毛诗序》中的经典论述，它最终使“诗言志”的传统得以定型。《毛诗序》继承了从《尚书》到《礼记》的思想余脉，并将“诗言志，歌永言”与“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结合起来，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样，与中国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同时，也就是道统与政统相互统一的时代，中国古代最具权威性的文论也被确立了下来。《汉书·艺文志》便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这一“言志说”，确立了诗歌抒发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基本内涵，更确立了诗感发之中的“理”的核心作用。在《毛诗序》中，其实并没有否定“情”，“志”与“情”是不可分的，但也不是对等的。“情——志——言”形成了诗性触发的前后相续环节，“情”要经由“志”的中介才能形于“言”从而成为诗，因为诗的本质规定就是——“志之所之也”。如此看来，“情”动于中固然是主要的，是诗之缘发；但更主要的是，“情”要为“志”所调节与节制，“以理节情”才是《毛诗序》的真正立足点。可见，“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是中国古代儒家文论的主导倾向，“志”乃是“理”（即具有伦理意味的理性思虑）的一种表现，无“志”便无以“言”（亦即“雅言”，“不学诗，无以言”的言），无“言”则更无“诗”。

核心思想

总之，中国古代文论最主流的思想，就是认定诗所能“再现”的是诗人之“志”。这是一种强调理性作用的文学观，正如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引《春秋说题辞》所总结道：“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歌的触发，必然要经过由“心”“谋”而外发为“事”的过程，这其间，作为“思虑”的“志”来调控“情”的运动，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如此这般，方能发而为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才志、情并举，得出了“情志一也”的结论，其实他还是主张以“志”统“情”的。然而，“‘诗言志’一句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之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展了，‘言志’以外迫切地需要一个新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