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新民歌运动 |
| 释义 | “新民歌运动”以“大跃进”为背景，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关联，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其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新道路。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中文名：新民歌运动 时期：50年代未60年代初 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 代表作：《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 新民歌运动产生背景1、建构文学新秩序和新模式的需要； 2、“大跃进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疯狂、幻想、浪漫、自我陶醉。 新民歌运动的兴起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在传统的民歌中融入政治情怀。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接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扬作《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由此推展开来。 《三十二条》《文艺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 1958年春，中国作协书记处起草），简称《三十二条》； 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文艺界的全面“跃进” 。 新民歌运动特点1、毛泽东的积极提倡：“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1958年3月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 ） 2、“新民歌运动”的文化内涵 （1）新民歌作为鼓动民众投身“大跃进”的运动的重要工具，有效地体现了主流文坛以建构“新文艺”来为政治服务的明显意图； 郭沫若：“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扬：“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生产斗争的武器。” （2）新民歌运动所依赖的民间文学基础，使工农兵群众真正成为新的文学主体，“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至此被全面颠覆。 杨小滨：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斗争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消灭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从而将之融合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红旗歌谣>及其他》，《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 3、 思想与艺术特点 （1）主题上以歌颂为主，但歌颂的过程更加简单，其中多表现为忆苦思甜和抒发豪情壮志，在艺术上则极尽夸张。 列如:《公社的山羊》 公社的山羊长得壮，上山碰到非洲象。山羊打了个大喷嚏，轰隆一声震天响。大象吓得直哆嗦，扑通跪倒直喊娘：“娘啊娘，还是公社的山羊大，跟它比，我简直就是屎壳郎！” （2）根本缺陷：不是真切的生活体验和自发吟唱，而是服从于政治的遵命诗歌。 新民歌描绘的美好景象是“大跃进”中严重破坏生产力的虚假现象，缺少文学应有的起码的良知。 新民歌运动盛况“盛况空前的图景”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诗，是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 虽然那几年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但即使刨去其中的水分，剩下的数量恐怕也能令人咂舌——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县委宣传部做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决定在3年到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571个,创作量是几百万上千万首。仅许昌一个专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的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地区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 30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因此才打了个大胜仗。 而毛泽东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曾创作出《回延安》的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 劳改犯也要写诗即便从当时的眼光看，“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 新民歌作品赏析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仅举几首为例—— 代表作《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佳作赏析整体水准基本如此，无非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别的选本大致也差不多：“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华南新民歌选》)；“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大跃进民歌选）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诗中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不得不反复修改，这水平能不下降吗？ 新民歌运动的结束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毛泽东，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但“文化革命”没有结束，如果说“新民歌”还可以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便连歌谣这件外衣也顾不上套，只剩下赤裸裸的口号了——八亿人民沉浸在八个戏之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毛泽东在否定全民写诗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说的相当清楚了——“违反辩证法”。纵观整个运动过程，其实不过就是“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一次大体现。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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