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杭州人，政界人物。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1902年协助其师在沪创办《新世界报》。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其间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加入同盟会。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两级师范校医、北京医专校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 委员长等职。译著有《生物学精义》、《近世妇人科学》、《诊断学》等。其去世后，周作人在其悼念会上致辞，表示深切哀悼。

简介

个人履历(光明正途 玉璧有瑕 其他)

个人作品

汤尔和追悼会致词

简介

汤尔和，原名汤鼐，字调鼐，晚年号六松老人，七七事变后，成为汉奸，1878年生于浙江杭州。1900 年，就读于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黻宸，与马叙伦同窗。1902年随陈黻宸在上海创办《新世界报》。

个人履历

光明正途

190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其间加入了同盟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五百余名中国留学生集会于东京锦辉馆，在声讨俄国侵略行径之后，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汤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队长，和钮永建归国，谒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无果南归。

1904年，任浙江高等学堂音乐教员。

1907年，再次留学日本，改学医学，就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又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10年回中国，任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兼校医。并当选浙江谘议局谘议。同年创办浙江病院，自任副院长兼内科医师。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代表浙江赴武昌，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12月14日，在南京的全体代表会议上（十五省，四十二人），被选为临时议长。

1912 年，民国成立，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佥事。同年10 月，受政府的委托，在北京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并曾于1912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6年8月至1922年4月两次出任该校校长。

1915年，他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任会长。

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

1920年汤尔和奉派赴欧洲考察医学。

1922年初回北京后，辞去了校长职务，潜心于医学研究。

1922年7月，任教育部次长，9月，教育总长王宠惠任总理，“好人政府”成立，王宠惠请他出任教育总长。

1926年10月，任内务部总长，次年改任财政部总长兼盐务署督办。

1929年 3 月再次赴日本留学，后获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30年后，历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曾代表张学良与日本朝野疏通，以缓和日本与张学良的矛盾。

1933年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与日本谈判并签订《塘沽协定》。

玉璧有瑕

1935年被日本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急忙赶回北平。

1937年10月，日本扶植汉奸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以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伪“政府筹备处”成员。12月14日，华北伪组织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责任内阁设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分掌行政、立法、司法权。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长，以王克敏、王捐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为临时政府委员。下设6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

其他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署务由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同年11月8日因肺癌病死于北平。

个人作品

1922年5月，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梁漱溟、陶知行、丁文江、高一涵、陶孟如（履恭）、王伯秋、胡适等十六人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以“好政府”为目标。

1927年6月从事译著。译著有《组织学》、《生物学精义》、《精神病学》、《东省刮目论》、《满铁外交论》等。

汤尔和追悼会致词

周作人

今谨僭越地代表中国方面的评议员各位，略致芜辞。

中国方面大多数的评议员，能够参加本夕这样盛大的故汤先生追悼会，觉得光荣非常，尤其是我个人，今继汤先生之后，在教育方面致其微力，此刻得列末席，觉得是个非常的奇缘，真有感慨无量之思。

诚如适才平贺副会长所说，汤先生在今日中国，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德者。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并不甚频繁。然而对于他的处处，却时时敬慕。此时匆促，不容我将关于汤先生的所闻所见，一一报告，只得略述一点所感。

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然而最近数年，却为别一种文化思潮所推动，以致相互间发生了这次莫大的不幸。巍然逆立于滔滔的浊流之中者，在我中国，则非推故会长汤先生为第一人不可。因为虽说也并非没有不抛弃了原来错误的信念的人，但大多陷于悲观，敢于向着前面奋斗努力的，则几于绝无。事变以后，立刻坚决地主张非复兴文教不可，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他而且痛切指摘时弊，重建文教正统，不仅招来国内的知识阶级，而且博取得日本学界各方面的同情。于是才有了这个东亚文化协议会的成立，使三四十年以来不绝如缕的中日文化提携事业重见复兴。不待说，这意义深厚的协议会的成立，全仗了日本朝野识者的同情；但若无汤先生，这会也许便不能产生。然而如此具有未来性重要性的汤先生，去岁竟抛弃一切而长逝了，这对于中国真不能不说是一桩重大的损失。而可以来慰安我们这种悲哀的，则只有本会的评议员诸位了。今夕承平贺副会长以次日本方面各位评议员诸位，在这种意义之下，举行这个深有意义的会合，中国方面的评议员全体感激莫名，恐怕九泉之下的汤先生也在感泣惟有请今后仍多赐援助，一如汤先生在世之时，使中国文教得以发大光扬。感激之余，语辞错乱，谨代表中国方面评议员表示谢意，献此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