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各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在反侵略反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或民族战争中结成的全民性的政治联盟。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既表现在经济上的剥削﹑掠夺以及政治上的迫害﹑压制和歧视﹐又表现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摧残﹑限制和侮辱。虽然承受这种压迫的主要是被压迫民族的被剥削阶级的广大群众﹐但往往也损害这些民族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被压迫民族的各阶级往往结成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反抗民族压迫﹐从而使这种反抗和斗争具有全民族的性质。

发展(世界 中国)

历史背景

坚持独立自主

核心

其他相关

发展

世界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帝国主义列强把民族压迫强加给整个世界。帝国主义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民族中的封建势力﹐对这些国家和民族实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和掠夺。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就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敌人﹔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必然形式和重要武器。由于各国﹑各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单一民族内部﹐由各个阶级﹑阶层所组成的用以反对外部和内部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民族统一战线﹔另一种是在多民族国家中﹐由各民族中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组成的用以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民族统一战线。二者都是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就无产阶级来说﹐它体现了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一个国家的民族统一战线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对于该国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沿着什么道路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究竟由什么阶级充任领导﹐则主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代表各阶级的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

中国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国内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残酷压迫中国各民族人民。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以前者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要战胜这样强大的敌人﹐没有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曾经成立过以“国共合作”为组织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有没有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种爱国政治力量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关系民族民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把正确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毛泽东还根据中国的实践﹐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以自己的正确纲领确立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必须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对同盟者必须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并不断得到巩固﹐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又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人士在内的最广泛的联盟。

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3项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会议前夕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5项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决议案。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为了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1937年2月到9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先后举行了五次谈判。到8月18日，国共双方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又举行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建立。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入了一个全民族抗战的崭新阶段。

坚持独立自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净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尖锐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写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1．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成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国共两党都是“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因此，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2．在依靠谁抗战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他不相信人民的武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迎合蒋介石的"军令统一"的要求，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这实质上是一条军事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正中蒋介石妄图"收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下怀。

3．在组织纪律上，不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其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与中央方针相违背的言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1)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4)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现在中国的实际，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平等权利，"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根据具体情况，在策略上，我们可以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统一战线，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态度。为着克服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南方局和刘少奇负责的中原局。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良好基础。

核心

领导权问题是中心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资产阶级现在来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是好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这个危险是由资产阶级获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产生，最坏的结果可以使统一战线破裂，革命失败，无产阶级受到牺牲。无疑的，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每一个动摇和叛变，都要引起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程度，要看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影响，与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和策略而决定。为着减少这种危险，并使这种危险不至于危害革命，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开始合作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注意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中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加强自己的影响。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危险不是惧怕，不是逃避，而是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克服这种危险。所以，无产阶级不是因有这种危险而拒绝民族统一战线，而是要积极地参加到统一战线中，在长期的工作中去克服与战胜这种危险，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

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

在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将在一些什么问题上最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呢?总的问题当然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在革命领导权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就常常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转变问题不了解，对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因此，就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放弃与忽视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放弃与停止对于阶级斗争的领导，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放弃对于工农群众的独立组织与教育工作，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和领导等。很明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是要葬送民族统一战线与民族革命的。所以我们在提出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就特别要注意到这些问题，防止右倾机会主义。

* * *

所谓革命领导权，就是谁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因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说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所以革命的领导者“当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只能帮助资产阶级革命，待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如是，他们就不参加统一战线的革命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是援助它，将来还要打倒它。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已使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了，在以后还要危害革命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虽然还有暂时的革命作用，但因为这些阶层的特别软弱及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各方面 (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习惯上)的密切联系和无产阶级力量对于它的威胁，它的这种革命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要求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就等于葬送革命。

有人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怀疑或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领袖。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国家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力量上都要强大得多。而无产阶级为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首先肃清封建势力与驱逐帝国主义。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以出路，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而中国资产阶级就不能给他们以出路。因此，无产阶级就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他们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

* * *

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为要组织与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要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加强与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加强与扩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工作。　这些，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如果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任何的忽视，都要成为严重的右倾危险。所以，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认为可以降低入党条件，可以放松党的纪律，可以在党内容许自由主义、投机分子和各种不正确倾向的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思想可以危害党的独立和一致，可以使我党受到资产阶级的侵蚀和破坏。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认为可以放松工人运动和劳苦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可以模糊或者隐瞒党的政治主张与政治面目，都是错误的。因为这要损害无产阶级的独立。

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保持与加强自己的独立呢? (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评论各党各派的主张，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其他各党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在群众面前分别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来选择；(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无产阶级必须如此坚决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用自己正确的革命主张去影响别人，推动别人跟随自己的主张行动，而不至于去接受别人的影响，在别人的主张下动摇自己，甚至作别人的尾巴。

当着同盟者起来向敌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给同盟者以援助是必要的。但无产阶级不只是援助同盟者，必须自己也起来向敌人斗争，而且要站到斗争的最前线，要批评同盟者在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向同盟者及群众提出自己在斗争中的独立主张。最近，有些救国团体在援助绥东事件中，没有提出对绥东事件的整个主张，没有批评晋绥当局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和冀察、南京当局的错误，没有组织义勇军去参战，而仅仅只是募捐援助，应该说是重大缺点。

* * *

在统一战线中，同盟者的错误、动摇和叛变所引来的危险，常常难以事先被人察觉。所以，无产阶级不得不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不得不对于同盟者任何一个小的动摇都给以最高的留心。对于同盟者的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同盟者的每一个动摇和错误都可能给统一战线内部带来危机，都是离开无产阶级的开始。无产阶级如果不给这种动摇和错误以批评、揭发和指正，那就不能提高群众的警觉性，不能停止同盟者的动摇，不能巩固统一战线，而无产阶级也无法在群众面前阐明自己的观点，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虽然这种批评尽可以采取和平诚恳的态度，然而在思想上观念上的明确性，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不应该不使用批评的武器。在细小的不重要的个别的问题上，不应该和同盟者引起过多的不必要的纠纷；但在主要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毫不放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批评要公开进行，要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人觉得对同盟者的批评，会引起同盟者不快的情绪，促使同盟者离开无产阶级，因而惧怕使用批评的武器，企图在统一战线中与同盟者和平相处，抹煞自己与同盟者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无疑的，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与危险的。

有人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应该停止或减弱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是不能联系的矛盾，这也是一种极危险的右倾思想。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社会各阶级间原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这些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所以阶级斗争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

工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参加和积极拥护，统一战线是不能有力树立起来的，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但当工农在重重的压迫与剥削的情形下，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形下，他们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热情，就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就不能充分发扬他们伟大的创造力。只有当他们的生活地位已经改善了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减轻了的时候，才能使他们的热情、积极性和对于革命的忠诚发展到最高限度。所以，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必须为改良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斗争。如果工农群众的这些要求获得满足，就可以发扬数万万工农群众在民族革命战场上无限英勇的牺牲精神，就能造成世界上任何帝国主义不能战胜的力量，相反的这种力量要战胜世界上任何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要不断地吸引这些伟大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因此就不独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拥护工农为改良生活待遇与获取土地等要求的各种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愈是迅速有效而正确地进行，就愈能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相反，如果去阻止与压制这种斗争，就要削弱统一战线的力量，就要失去广大工农群众对统一战线的拥护与热情，统一战线就有被敌人战败的危险。所以，这个问题也是统一战线运动中最基本的重大问题之一。

自然，工农阶级斗争的发展，是会损害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他们以威胁的，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就反对这种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怕吓坏资产阶级与地主，主张停止这种斗争，然而，无产阶级是不能这样做的。中国的封建势力本来就是汉奸的社会基础，是在反帝革命中所必须清除的势力，为着满足对日战争与工农的需求，而牺牲封建地主的利益是应该的。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固然要受到一些损失，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收回海关，抵制帝国主义的货物，提高工农购买力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内市场扩大，又可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开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前途。所以资本家在这种斗争中并不是绝对的损失，部分资本家还有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

* * *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绝不停止与忽略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也需要这种斗争来充实自己。但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故意加紧反对资本家的方式，如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影响抗日军事的罢工、怠工及冲突，用政府颁布法律命令等方式来满足工人的要求，从各方面采取办法来实现工人的要求等。但当资本家顽固地拒绝工人要求的时候，非用罢工不能实现工人的要求的时候，工人就绝不应该避免采取罢工等手段。此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到，一方面不要在阶级斗争中损害他们的利益，在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必须损害他们的一部分利益的时候，就应该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增进他们的利益，如减低捐税等。

统一战线的进行，不限制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自由，这种统一战线才是革命的。上层统一战线是为着更顺利地去组织下层的群众。如果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自愿取消或限制下层群众的斗争和组织的发展，那对于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 * *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之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封建势力与汉奸，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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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并且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紧紧把握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作用及其内容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