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术语，亦称“卢卡斯之迷”(Lueas's Paradox)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的经典论文中指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一些富国向穷国投资的现象，但这种资本流动远远没有达到新古典理论预测的水平”。按照新古典理论，他计算出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大约美国的58倍，并指出“如果事实上面对如此大的回报差距，我们将预期不再有资本投入到富裕国家……资本流动的这一标准的新古典预测毫无精确性可言，产生本例结果的技术和贸易假设也是完全错误的。

简介：

卢卡斯产生的原因：

在解释“卢卡斯悖论”时，卢卡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劳动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即新古典理论将不同国家的工人人均有效劳动投入视为相等的，忽略了劳动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差异；

二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三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或资本市场不完全。

卢卡斯尤其强调前两种原因，通过在新古典模型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外部性，卢卡斯计算出印度和美国之间的预期资本收益率之比减少到1.04，即按照他的方法完全消除了两国资本流动的预期收益差距。因此他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差距将阻碍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可以说卢卡斯基本上否认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本收益存在差距，其推论也必然否认了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本的后发优势。

卢卡斯悖论的提出引起的争论：

“卢卡斯悖论”的提出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

一方面，新古典增长复兴学派相信穷国的资本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认为国际资本不流向穷国的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资本市场失灵，而资本市场的失灵则是由于关税、政策、逆向选择、羊群效应、非强制性产权、不稳定的货币标准以及殖民因素等引起的；

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不流向穷国是因为穷国的资本不具有生产性，这种非生产性是源于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因素，第三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城市积聚效应、特殊的中间投入、社会资本等。我们的观点与新古典复兴学派是一致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影响了资本后发优势的实现。

中国学者郭熙保先生对“卢卡斯悖论”还存在一些异议：

1、关于卢卡斯例子。卢卡斯观察到的资本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现象是基于印度和美国1990年前的资本流动数据，但是印度政府自独立到1991年期间一直采取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不允许国外资本的自由流入，因此“卢卡斯之谜”的立论根据存在较大问题。

2、关于人力资本说。在解释“卢卡斯悖论”时，卢卡斯认为政治风险或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对解释“卢卡斯悖论”作用不大，而人力资本的因素则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可以完全消除富国与穷国间资本边际收益的差距。但是人力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本的后发优势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及东南亚新兴国家吸收的FDI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多得多，而前者的人力资本远低于后者，这说明卢卡斯过高估计了人力资本的作用。

3、关于卢卡斯对印度、美国资本边际产出比的算法。卢卡斯在计算两国的资本边际产出比时使用的计算公式为r=βA(1/β)y(β-1/β)，该公式是从y=AKβ中推导出来的，其中k为有效劳均资本，y有效劳均收入。卢卡斯的计算结果只有在利用有效劳均收入时才是正确的，如果利用印度、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该结果就会发生变化。从y=AKβ中，我们可以直接得出资本边际产出的另一表达式为r=βAKβ-1，Banerjee and Dido(2004)指出美国的TFP是印度的2倍，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印度的18倍，他们利用该公式计算出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是美国的2.8倍(如果利用卢卡斯的计算方法该比率为5)，一般国外学者认为美国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与该国债券市场的收益水平相当即为9％，那么根据计算结果印度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应为25％，Banerjee and Duflo同时也指出根据他们的研究，印度实际的资本边际收益率为22％。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由第二种计算方法得到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和实际情况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卢卡斯在计算资本边际产出比率时利用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