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春秋公羊传》 |
| 释义 | § 简介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 中国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据何休《公羊传序》、徐彦《疏》引戴宏《序》说，该书系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写定。该书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多牵强附会之处，因董仲舒的宣扬而较流行，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统一封建社会起了促进作用；同时，该传的某些思想为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发展成“三世说”，并借以发挥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注释本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公羊义疏》，清陈立撰。 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被列入十三经中。 § 理论特色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春秋公羊传》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 流传情况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 胡母生研究传承的《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母子都（生）；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胡母生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1995年，蒋庆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为当代公羊学重兴之滥觞。 § 作者之谜 传说《公羊传》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 公羊学派：梁启超先是师徒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和《左传》、《谷梁传》一样，《公羊传》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著名学者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尊为“经”，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称为解释经书的“传”，后人以传附经，合为一编，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公羊”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复姓，有人怀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转音，近人蔡元培、顾颉刚等认为“公”和“谷”双声，“羊”和“梁”叠韵，因而“公羊”即是“谷梁”，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颐煊《经义丛钞》认为，“明”字的古音读“芒”，“芒”和“羊”同韵，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此说也缺乏说服力。关于公羊子，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 《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公羊传》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传》的成书从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汉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经过了340年左右。第三，汉景帝时，《公羊传》才写定成书。 关于第一点，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论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关于第二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点，说《公羊传》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看来，《公羊传》可能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写成书。 § 史学价值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 《春秋公羊传》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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