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史研究》 |
| 释义 | § 简介 期刊名称：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主编：彭卫 地址：北京市建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7963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039/K 邮发代号：2-532 [1] 刊期：季刊 创刊日期：1979-02-01年创刊 开数：16开 § 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季刊。1979年 2月由林甘泉主持创刊。该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坚持历史学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和支持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及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该刊内容包括﹕史学理论的探讨﹐重要史实的考辨﹐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论著评介等。创刊以来﹐以其严谨的风格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专业学术性刊物。发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读书札记和书评等。以刊登名家名作为主，适当选登新人新作。 主要编辑人员有:李祖德﹑彭卫﹑杜婉言﹑许敏﹑席康元。 § 创刊纪事 李祖德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向我国各条战线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2] 在“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中，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从批判《海瑞罢官》中的历史人物海瑞开其端，一直到批孔子、批周公、批宋江等历史人物收其尾，“影射史学”贯穿在“文化革命”的始终。历史学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被“四人帮”搅乱了的历史科学，如何拨乱反正，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尤其是历史科学如何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一频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是摆在我们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史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创刊的。它无疑给广大史学工作者为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一个舆论阵地。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史研究》的创刊工作，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一直工作了十七年（1978年－1994年）。值此在历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特将我在《中国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情况与体会写下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建立 《中国史研究》1979年创刊，但筹备工作却在1978年。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林甘泉同志。我和宋家钰同志协助林甘泉同志工作。同时又抽调所内的王宇信、王春瑜等同志帮助组稿与审稿。不久，先后从各地各单位调来席康元、肖立岩、郭正忠、田树生、杜婉言、张政、何家鸿、吴翊济、曲鸣丽等同志，组成《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具体分工为田树生负责审阅先秦段稿件，肖立岩负责审阅秦汉段稿件，张政负责审阅魏晋南北朝隋唐段稿件，席康元、郭正忠负责审阅宋辽金元段稿件，杜婉言负责审阅明清段稿件。编辑部下设办公室，由何家鸿全面负责，吴翊济、曲鸣丽协助，主要负责刊物印刷、稿件分发与退稿，以及处理日常事务。从编辑队伍来看，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与其他历史刊物相比，《中国史研究》没有专职校对，没有出版发行科等相应机构，而是每人集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发行于一身，一包到底，全面负责。 来稿实行三审制。负责各段的编辑同志，先从来稿中筛选出不用与可用稿件，提出初审意见，然后汇总到我这里来复审，最后将复审中可用的稿件，供林甘泉同志定稿。1982年，林甘泉同志因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工作繁忙，编辑部工作由我全面负责，处理一切编务工作。 稿件定下来以后，交各段编辑同志加工处理。主要是统一版面、查核史料、文字修饰、压缩段落、改正标点符号、重编引文注号。总之，要将稿件“齐”、“清”、“定”。然后将加工过的稿件交何家鸿统计字数，算出页数，将稿件留存备用。 每期责任编辑由我与各段编辑同志轮流主持。首先将留存备用稿件排列组合，即把类似的题目归并成一组，每期分为若干组。因刊物每期必须是168页，不能多，也不能少。为了凑满这个页数，就必须将文章进行调节，多了要进行删页，少了要加补空白。每期稿件编定后，交何家鸿送印刷厂排版。每期清样校对三次。各段的文章，由各段负责编辑校对。三次校对以后，最后由我与何家鸿到印刷厂核红付印。刊物印完后，搬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或邮局去发行。 以上这些编务工作，一环扣住一环，环环相通，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运作就会失灵。现在看来，这些流程操作十分简单，但在当时《中国史研究》创刊之际，人员少，头绪多，再加上编辑部的同志大部分没有编辑经验，要摸索出这一套切合《中国史研究》实际的流程，并在实践中运用，实非易事。 《中国史研究》创办时，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楼里的办公室都被各组室挤满，编辑部只得在二座办公楼（当时的二号楼与三号楼）中间的空地上搭建了一排木板活动房中办公。木板活动房十分简陋，地板由泥土砸平后用土砖铺成，高低不平，土气霉味熏人，窗户和房门空隙很大，四处透风。夏天天气炎热，大家汗流夹背，有时遇到大风大雨，雨水从屋顶或门窗飘漏进来；到了冬天，由于木板房不能防寒，大家都穿着棉衣，每天要生炉子取暖。每次添煤掏灰，满桌子都是灰尘。尤其是每天下班回家，大家都没有封煤炉的经验，第二天早晨上班见炉子火灭，只得找劈柴用报纸点火再生，满屋子都是烟，呛得大家流泪不断，咳嗽不止，由于办公室地方较小，办公桌排得很挤。办公桌大多是简单的三屉桌，都是从其他组室用剩后搬来的。有几只旧书架，图书资料也不多。 当时物质条件差还不是主要问题，更成问题的是大家都没有编辑经验。编辑部刚成立，人员参差不齐，如席康元、肖立岩、郭正忠、田树生、杜婉言，都是从学校老师队伍里调来的，没有编过刊物。这样的一个编辑队伍，要编辑出版《中国史研究》学术性很强的专业刊物，谈何容易。有的刚来编辑部对怎么审稿、怎么判断稿件质量优劣、怎样写好审稿意见，存在很大困难。稿件如果可用，则如何加工修改，清样出来后如何校对，引文版式与标点符号如何统一，等等，都没有经验。后来从北京出版社调来张政同志，虽然有一定编辑经验，但不久病逝，有许多困难只得每人在摸索中逐渐克服。 《中国史研究》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其中古字（如甲骨文）、难字、繁体字很多，有的能简化，有的不能简化，这给印刷厂工人拣字排版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校对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记得《中国史研究》1979年创刊第一期是在北京房山县印刷厂印制的，离城区较远，原以为经过校对后核红比较简单，但到了印刷厂把清样一看，发现问题很多，例如有的引文版式不统一，有的文字版面排得时松时紧；有的古字、难字因印刷工人无法识别只得等我们去了临时刻制；有的版面改动较多，不得不重新排版或倒版。当时是铅字印刷，每倒一次版就要不断地搬动沉重的铅字版面，劳动量很大。就这样，结果时间拖得很久还不能结束。这天天气还特别寒冷，到了傍晚飘起了雪花，到晚上回归途中，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大家又冷又饿，归心似箭，汽车司机老贾把车开得飞快，不断超车，就这样紧赶慢赶，等回到家中已近晚上八、九点钟了。“风雪夜归人”，至今仍为大家难忘 的记忆。 《中国史研究》创刊号出来后，所内杨讷同志粗翻了一下，发现有一篇文章错别字、标点符号等问题很多，随手改后，有的版面被勾划得满篇皆是，甚至要改正的字已“无立足之地”，可见错误之多。《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改到河北保定新生印刷厂印制，情况有了好转。新生印刷厂是个公安司法机关主管的印刷厂，其中有个刑满释放的老同志，据说古文底子深厚，还懂英文、德文等好几国外语，由他负责《中国史研究》的印刷工作。每期去河北保定联系，虽然路远了一点，但印刷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期刊印刷厂换了多次，如北京医药院印刷厂、北京太阳宫印刷厂、北京翠微路印刷厂，但《中国史研究》印刷有了固定的版式与样板，印刷质量就有了一定的保证。 总之，《中国史研究》创刊之初，各方面的条件很差，既没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又缺少编辑经验，但编辑部的同志通过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了创业中的各种困难，使刊物越办越好，在史学界得到了好评。 二、办刊的指导思想 《中国史研究》是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它刊登什么文章，提倡什么样的文章，实际上起着一个导向作用，尤其在当时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历史科学如何拨乱的反正，《中国史研究》创刊以怎么样的面貌出现，大家都试目以待。 1、坚持《中国史研究》是一个学术性刊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刊物都搞“大批判”，文章跟着“风头”转，满篇都是套话、空话，学风严重不正。《中国史研究》既然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刊物，就要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刊物有所不同，一般不发表政策性、表态性、通俗性的文章，不作时事宣传，不刊登或转载政治性的“社论”。《中国史研究》发表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要占有大量的史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反对空发议论与推论性的文章，提倡实事求是与严谨朴实的学风。刊物一出来，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四人帮”刚倒台后，对历史学的拨乱反正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坚持《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性”，从现在来看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时十年“文革”之后不久，人人还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中国史研究》创刊以来，由于坚持刊物的学术性，刊登的文章就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历年来发表了大量政治制度、经济史和重大历史事件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比较朴实，有较丰富的内容，受到史学界的好评。《中国史研究》一度被评为“全国核心刊物综合优秀奖”。 2、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中国史研究》既然是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但与解放前的学术刊物又有所不同，这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问题。历史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才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歪曲。“四人帮”拉大旗作虎皮，供此唬人。《中国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语句作为“标签”，到处乱贴。要纠正当时风行的一种错觉，一篇文章如果不引经举典，不引用大量“语录”，就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实，满篇引用马克思主义语句，不一定就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相反，有的文章整篇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但不定就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的问题。《中国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必须从“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论中解放出来。 《中国史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不是一句空话，要认真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很不容易，例如斯大林归纳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可以讨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指的是什么社会形态？如何正确理解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如何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文章的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如何正确区分？等等。长期以来，对这些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解决。《中国史研究》要努力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必须冲破当时的种种禁区，营造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允许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 《中国史研究》努力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方针，这就保证了刊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四人帮”倒台以后，社会上出现各种思潮，其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并大量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例如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有所谓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与中国的“黄土大陆文明”的理论，还有中国历史发展中“万劫不复”的循环论，等等。对于这些“奇谈怪论”，《中国史研究》一律不予刊登，并组织文章展开讨论。当《河殇》受到社会上一些人吹捧，《中国史研究》在史学界最早组织座谈会进行讨论，并刊登一组文章，指出《河殇》中的许多论点与中国历史实际不符。长期以来，《中国史研究》努力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方针，因而在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没有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坚持了办刊的正确方向。 3、努力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国史研究》提倡不同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以编辑部或编辑部个人，以及领导人的学术观点为标准，来决定稿件的利用与否。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所的原所长郭沫若同志是战国封建论的创导者，所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也大多是战国封建论的拥护者，但作为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则不能只刊登战国封建论的文章，不刊登西周封建论或魏晋封建论的各种不同主张的文章。《中国史研究》要面向全国史学界，就要提倡“百家争鸣”，尤其要保护不同意见发表的权利。长期以来，有许多文章只搞“大批判”，不准被批斗者申诉或反批评，“百家争鸣”只是一句空话。 这是极不正常的。《中国史研究》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流派之间平等讨论，反对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粗暴做法。在来稿中，凡发现有扣帽子的各种语句，一般都予以删除，有些讥讽挖苦的文字一般也作了改动，以利于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当然，《中国史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并不是为双方无休止的争论提供讨论。在我们编辑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刊物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被批评者可以写文章提出答辩或反批评，但缺乏有力的论据，或者是老观点“冷饭重炒”，编辑部一般就不予发表，这并不是压制批评或反批评，而是更有利于“争鸣”的深入开展，让不同的新观点有充分发挥的余地。总之，有了“百家争鸣”这一条，使《中国史研究》保持了生气，就有了活力。 4、依靠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办刊 每一刊物都有自己主要的作者队伍与服务对象。1979年的史学队伍状况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老、中、青三种状况：解放前的一批老年史学工作者，他们史学根底深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老年史学工作者没有系统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文革”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大多出自工农兵学员，也有不少“文革”以后不久成长起来的史学工作者，他们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但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训练，对历史资料也掌握得不多。《中国史研究》既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学术刊物，如果依靠这两部分队伍为主要对象，这是远远不够的，要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要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任务就必然落在解放后至“文革”前培养的中年史学工作者身上。他们在“文革”前受过学校的正规训练，比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毕业后在较长的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一定的历史资料。从老、中、青队伍的数量来看，也是“中间大、二头小”，中年史学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史研究》依靠广大的中年史学工作者来办刊，这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办刊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 事实证明，《中国史研究》从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的中年史学的工作者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填补了历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好评。有的单位规定，凡在《中国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在评职称时可以顶地方性历史刊物三篇文章或十万字资料；有的单位甚至还规定，凭《中国史研究》发表文章所得的稿酬单，可以在单位再领一份相同的稿酬，以资奖励。在《中国史研究》发表文章，成为评定职称的一个重要依据。凡在《中国史研究》当时发表过文章的这批中年史学工作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这一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评为研究员、教授，甚至是博士生导师。 与此同时，《中国史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老专家与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文章。在我的记忆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发表的文章有龚维英的《夏启“荒淫无度”说质疑》，这是一篇补白，作者是安徽六安县肉类加工厂的职工，但就是这样一篇小小的补白，引起了当地社会上的注意，不久他来信说已调到当地广播电视台工作，后来又听说调到一家杂志社当了编辑。就这样一篇被白的文章，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另外还有一个叫毕道村的同志，写了一篇《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刍议》的文章，作者是湖北黄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后他连续在其他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好象以后也调动了工作。还有一个是湖南株州火车站车辆段工作的刘根深，寄来了一篇《“刘氏族谱”对刘邦事迹的记述》的文章，经过修改也发表了出来。这些同志工作在工厂等其他单位，都是非专业历史研究人员，但他们对学术性很强的《中国史研究》如此关心，不但订阅期刊，还专门写文章投稿，实在是很不容易。当然，像这样的来稿还有很多，只是没有发表而已。随着《中国史研究》影响的日益扩大，刊物订数也逐渐上升，一度达到9800多份，对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来讲，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5、要有《中国史研究》的独特风格 每一个刊物，都具有一定的独特风格。从当时全国的史学刊物来看，有的比较重视宏观性与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的比较倾向于具体的考证性方面的文章。《中国史研究》则强调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史料中得出观点，寓观点于史料之中，观点与史料融为一体，《中国史研究》刊登的许多文章，比较注重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阶级、不同阶层的演变，比较重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的研究。这些文章，大多朴实无华，没有大量的资料积累，没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是写不出来的，这类的文章刊登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中国史研究》的风格。 《中国史研究》要求文章朴实无华，对刊物的形成也同样如此。当时有许多刊物对文章的组合分成若干“专栏”，每一“专栏”都冠以各种名称。由于文章性质的不同，每期没有固定的 “专栏”，“专栏”的名称也经常变换不定。《中国史研究》从创刊一开始就不设“专栏”，以后也仅仅搞了些“补白”或“书评”，看上去似乎比较“死板”，不够“活泼”，但刊物每期“老面孔”也是一种风格。刊物也像一个人一样，如果经常变换，昨天是“大姑娘”，今天变成了“小伙子”，不久又变成了“老太太”，给人的印象不深。《中国史研究》刊物的形式不变，长此以往就会加深对刊物的印象，人们只要一提起《中国史研究》，就马上会在脑海里出现《中国史研究》是怎么样的一个刊物，至于是“大姑娘”、“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自有公众定论。 三、不断提高编辑工作水平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刚一成立，由于人员都从外单位调来，大多没有编辑工作的经验，遇到的困难很大。 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校对问题。 一个刊物如果错别字连篇，有的甚至语句也看不懂，有的还可能语意相反，这样的刊物很难在社会上立脚。《中国史研究》创刊号一出来，就有很多错别字，在前面已有提及。尤其是一些相近的字，如自己的“己”，已经的“已”，表示干支的“巳”，校对时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出错。为了消灭错别字，记得编辑部当时规定：凡在一校中被对校者发现一个错别字，罚款一角；二校中被校者发现一个错别字，罚款二角；三校与有严重错误的（如目录、文中大小标题等），罚款三角。大家齐心协力，“横挑鼻子竖挑眼”，每挑出一个错别字，就对被罚者哈哈大笑，高叫“拿钱来！” ，有的三次校对下来，竟有好几元收益，拿出来请客，买了一些糖果一起吃，气氛非常融洽而活泼。通过这种“游戏式”的认真校对，对版式、文句、引文、标点、标题、眉题、页码等等慢慢统一了认识，每人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形成了一种制度，并订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条例”中去。后来有人对各种历史刊物的错别字作了检查，认为《中国史研究》难字最多，错别字最少，标点符号比较规范。一个没有专职校对的刊物，能做到这样，的确很不容易。 第二是如何提高审稿质量 消灭错别字，统一版式，这是刊物在形式上的改进，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审稿质量，把真正有水平的文章筛选出来，这是一个刊物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判断一篇稿件的好坏，除了主题是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之外，就要了解这篇文章的学术研究动态，是“老生常谈”还是“颇有新意”或“填补了某些空白”。编辑部新来的同志大多不搞历史，因此每审阅一篇文章，就得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与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以此来判断这篇文章的优劣。当时编辑部曾要求每个编辑在“审稿意见”里写出查阅过哪些文章，以此来作为稿件可用与否的理由。通过审稿，掌握了这篇文章的研究动态，日积月累，掌握的学术研究动态就越来越多，慢慢地就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编辑水平也就能不断提高。 第三是怎样从“外行”审稿到“专家”审稿 要提高编辑水平，不但要掌握有关的学术研究动态，而且要通过审稿，善于发现问题，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见解，撰写成文章。鼓励大家写文章，这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编辑工作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当时有些同志见别人发表了文章，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我们认为，撰写文章提高编辑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与编辑业务并不矛盾。在做好编辑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应该鼓励编辑同志去研究或撰写文章。有许多同志刚来编辑部，对有些史书或史料不很熟悉，但在审稿中根据来稿的见解去翻阅史书，查对史料，有时会发现来稿中的问题，或者发现过去发表文章中的问题，于是就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刚开始时，这种文章还受到一些非议，认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只是根据别人文章后面的注解翻一些史书撰写而成。但这些文章不论发表与否，这样做对提高编辑水平十分有益。通过撰写文章，掌握一些关键性的史料，史料掌握越多，审稿质量就能提高，以后再遇到这一方面的专题，就能驾轻就熟地写出高水平的审稿意见。事实证明，社会上有许多学者，大多与编辑刊物有关，有的是编辑出身。《中国史研究》也不例外，通过编辑，出人才，出成果，后来都评为编审或副编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郭正忠同志，通过编辑刊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又转到研究室，撰写了许多论文与专著，成为中国古代盐业史方面的专家与博士生导师。又如编辑部的杜婉言同志，也撰写了不少论著，在明清史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其他如曲鸣丽同志，刚来编辑部时，是一个20岁不到的 “小姑娘”，搞些来稿登记与收发等后勤工作，但在编辑部浓重的学术氛围下，耳濡目染，慢慢地通过自学，最后在所内有关同志的指导下，撰写了文章，评上了副编审。《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刚成立时，有许多同志在审稿方面可以说是“外行”，但是通过审稿与撰写文章，慢慢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编辑水平也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是如何提高编辑同志的社会活动与组织能力 一个称职的编辑，除了审稿和撰写文章，还要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与组织工作能力，要思路敏捷，善于抓住一些重要的社会热点，组织并召开一些学术研讨会。《中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这一问题。据我的记忆，从1981年到1989年，《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兄弟单位联合召开过许多学术研讨会。主要有： 1981年在天津召开“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研讨会。 1982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研讨会。 1984年在武汉召开“历史与现实”、“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学术讨论会。 1985年在上海召开“历史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 1985年在大连召开“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学术研讨会。 1986年在安徽歙县召开“历史研究方法论”学术讨论会。 1987年在成都召开“历史认识论”学术讨论会。 1989年在山东济南召开“比较史学”学术研讨会。 在短短的八、九年中，共召开了八次学术研讨会。每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都有大量的组织工作要做，如拟订题目、提出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与代表们联系组织稿源、审阅会议的论文、会议召开时的各种组织工作以及会议的报道与宣传等。这些研讨会，无疑大大开阔了编辑部同志的视野，与许多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交上了朋友，提高了《中国史研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同时也提高了编辑同志的组织能力。 通过研讨会，编辑部还编著了一些书籍，如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与《中国古代改革家》，前者是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刊，后者是为了给当时改革开放提供历史资料与借鉴，由编辑部同志集体编写的。还有二本《系统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书籍，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主要介绍一些自然科学（如系统论、信息论等）以及与历史学有关的论文摘要，汇编而成，供研讨会代表们参考。 第五是如何理顺编辑部的工作程序与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中国史研究》创办时没有明确的工作程序与规章制度。但编辑部是一个整体。它像一架机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机器运转失灵，就会影响整体。尤其是《中国史研究》人员少，事情多，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下，没有严格规章制度与工作程序，工作就会杂乱无章，要提高编辑水平也就无从谈起。在编辑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制订了“《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条例”。“条例”分若干部分。首先是健全编辑部的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尤其分设了刊物主编与编辑部主任。《中国史研究》刚创办时，主编与编辑部主任是合一的。后来为了减轻主编的工作负担，使主编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刊物质量的提高，避免有许多精力消耗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而编辑部主任则可以更集中地管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我在1982年任《中国史研究》主编时，编辑部主任是何家鸿同志，到1985年由许敏同志接替。这一制度一直被沿袭下来，保留至今。其次是关于编辑工作中的规章制度，对各段编辑、责任编辑、审稿、稿件加工、发稿、校对等都作了详细研究。有了这些规章制度，大家有章可循。例如稿件加工，由于来稿各异，引文形式互不统一，稿件加工时必须按“条例”规定统一加工。又如注释，有的来稿是页末注，有的来稿是文末注。《中国史研究》创刊时一律采用页末注，优点是读者方便，但缺点是一篇文章中相同的引文出处，每页都得重复注出，每一注释占版面一行，有时出现注行多于正文，浪费了很多篇幅，出现许多空白且不美观。排版时，正文如有变动而转页，有时注释也必须跟着转页，转页中的正文注释与页末注释编号又得重新改编，给印刷厂与校对带来很多麻烦，容易造成差错。后来改成了文末注，据当时统计，每期可以增加二万多字的篇幅，内容更为充实，版面也比较整齐美观，唯一的缺点是每一注释都得到文末寻找，给读者带来很多不便。当时采取这种注法，也是出于无奈，因为铅字排版，改动十分不便，不像现在采用电脑排版，改动省时省力。其他规定还有很多，如标点符号。由于《中国史研究》引用史料较多，这就有引号与标点符合、注号三者的关系问题。在各种情况下，三者的先后次序都应有各种统一的规定。总之，有了这些规章制度，加快了加工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1995年我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童超同志与彭卫同志任正副主编，田人隆与张彤先后任编辑部主任，我主持制订的编辑部“工作条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但绝大部分的规章制度都基本上保留下来。有了这些规章制度，不管以后人员有多大变动，新来的同志就会很快地熟悉编辑部的工作流程，就会很快掌握编辑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四、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 《中国史研究》面向社会，除了审阅稿件以外，还与社会上各种人员接触，因此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 首先是必须妥善处理好所内与所外的来稿问题。《中国史研究》创刊之际，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历史研究所工作经过“文革”的动乱逐渐走向正规的道路。研究人员充分发挥了科研的积极性，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史研究》要不要刊登这些文章，每期刊登多少，这就产生了所内与所外来稿如何处理的问题。作为历史研究所自己主办的刊物，如果不刊登或少刊登自己本所同志的文章，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如果所内的文章刊登过少，就会对《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同志有意见与不满；但如果所内的文章刊登过多，《中国史研究》慢慢也就成为历史研究所的“所刊”，所外的来稿因录用率低而日渐减少，刊物也就不能面向社会。当时有人提出，不论所内与所外来稿，一切以“质量”为标准，以“质量”取文。但这个问题并不单是个“质量”的问题。当时历史研究所的同志，大多是从全国各地各单位调来的尖子人物，所写的文章都具有较高的质量。如果以质量为标准，每期就可以刊登很多文章。如何正确解决所内与所外的来稿，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中国史研究》要不要面向社会的问题。如何掌握好所内与所外来稿刊登这个“度”，既要让所内同志比较满意，又要让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投稿，使《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同志们煞费苦心。经过多年的实践，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问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 其次是朋友、同学、熟人来稿如何处理的问题。编辑部的同志大都有一些老同学、老朋友、老熟人寄来的文章，要求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还有一些史学界比较有地位、有名望的同志，也寄来了不少文章。他们寄来的文章，不论刊登与否，都是对《中国史研究》的支持，应表示欢迎和感谢。但刊登与否要以文章的质量为标准。凡达不到质量要求的文章，一律作退稿处理，决不迁就。我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主编，就必须严以律已。凡有这方面的来稿，要按审稿程序进行三审，决不擅自决定刊用与否；如初审意见认为未达到质量要求，也一律退稿。为此我也得罪了不少老同学、老熟人，但为了保证《中国史研究》的质量和声誉，不得不这样处理。在这里，我同时要感谢当时历史所的领导，尤其是作为《中国史研究》创始人的林甘泉同志，他把有关熟人的文章转给我或编辑部时，也都是按程序审稿，如若退稿，也从不责怪编辑部的同志。当时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共识，为了办好所里的《中国史研究》杂志，就必须这样严格要求。 第三是要搞好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为了便于与作者联系，进一步了解作者研究的范围与科研成果，编辑部在通知稿件刊用的同时，要求作者填写简历与学术研究成果，然后按姓氏笔划做成卡片，存入档案。有了这些资料，编辑部就可以比较清楚地掌握每位作者的研究范围与学术动向，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史学队伍，这对于编辑部的今后组稿与工作十分有益。 随着《中国史研究》影响的日益扩大，有许多作者要求发表文章时声言“不要稿费”，有的作者发表了文章却将稿费寄回，作为对编辑部的“谢意”，有的还寄来的各种礼品（如茶叶、补品等），编辑部的同志都一律谢绝。有时还出现“一寄再寄”与“一退再退”的现象。“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为了保证《中国史研究》的质量与声誉，编辑部同志们都做得很好。 《中国史研究》每期文章发刊后，经常有一些读者来信反映各种问题。我们都及时与文章的作者联系，请作者写出书面答复，再由编辑部转给读者。这些工作虽然琐碎，但读者来信是对我们《中国史研究》的关心和支持，对我们进一步搞好编辑工作十分有益。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篇文章印象很深，好象是一位研究生写的文章，主要与某一位老先生商榷，文末“附言”中说此文经过研究生导师某某的指导，谨表谢意。文章发表后，被文章商榷的那位老先生非常生气，不久就住进了医院，那位老先生的同事来信反映，原来那位老先生与写文章的研究生导师是老朋友、老熟人，常有来往。老先生认为，如果这位导师对他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写文章与他商榷，而不该叫他的一个研究生写文章来批评他，如果老先生写文章答辩，与一个小辈研究生去论理，觉得不值得，如不答辩，就只能生闷气，不久就住进了医院。编辑部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完全出乎意料，想不到短短一句“附言”，竟会产生如此不良的后果。这就告诉我们，编辑工作必须要仔细谨慎，不能有半点马虎。 除了搞好上述各种关系之外，《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还必须与印刷厂、邮局等有关部门搞好关系，稍有不慎，就会给刊物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在此赘述。 总之，《中国史研究》是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刊物，是历史研究所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也代表了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形象。它刊登什么文章，不刊登什么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际上起着一个导向作用。多年来，《中国史研究》克服了种种困难，艰苦创业，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以上这些文字，大多是根据我在1988年编辑部年终总结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而成的，有许多事情已记不准确，有许多想法也可能有错误，供同志们参考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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