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碑碣墓志 |
| 释义 | § 简介 碑碣墓志 墓志亦称圹志，是中华先民追悼自己先祖的一种特殊的纪念物。它记叙死者生平事迹，表彰死者之品德，具有相对固定的形状和行文体例，与墓主一起埋于墓中，记载着墓主姓名、世系、官职、生卒年月、婚姻状况及丧葬地点等。 § 价值 碑碣墓志 石刻文字中藏量仅次于碑碣的是墓志。西安碑林收藏的西晋泰始四年(268)《夫人天水赵氏墓碑》及永平元年(291)《管氏夫人墓碑》等，虽保留碑形并自称墓碑，但形体极小而埋于墓中，被认为是在当时严禁树立墓碑的背景下，由墓碑到墓志的一种合理的演变形式，可以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墓志。石刻墓志到北魏时期逐渐趋于定型，而西安碑林现存“鸳鸯七志斋”藏石，则是中国目前藏量最多的北魏墓志。 建国以来，伴随工农业基本建设，全省各地陆续出土了一大批各个时期的墓志。其中数量最大的隋唐墓志，仅西安碑林就收入近千石。这些墓志不少出于名家之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塔铭是专为死去的寺院僧徒及佛教徒刻立的，它显然不像墓志那样必须埋于墓中，而可以以碑形竖于塔前或嵌于塔上，但其性质和墓志相同，故本书一并归入墓志。许多塔铭，不仅雕工精致，书艺极高，也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资料。[1] § 内容介绍 崔猷墓志铭 碑碣墓志 1983年出土于临淄区大武乡黄山之北，此为北朝崔猷墓葬所在。志石为青石质长方体，高114厘米，宽69厘米，厚15厘米。首题为“魏故员外散骑常侍清河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13行，满行11，行34字，余行18－33字不等；铭文四言句，共４行，满行３，行34字，余行26字；另有夫人、子女和主要亲眷志铭６行，行21～２５字不等。字体为魏体楷书，字迹清晰俊逸，镌刻精细。此碑是考察和研究当时社会状况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藏于临淄文物管理所。 宋四帝御押石碣 在博山区李家窑村凤凰山玉皇宫庙内，嵌于正殿前卷棚东山墙上。正书阴文，碣面镌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一押泐阙。1737年（清乾隆二年）正月初九日，宫被火焚，但碣尚存。唯年代久远，石崩字洼。押后有字７行，据《续修博山县志》载：可认文者仅有24字。《颜山杂记》载：押后有字７行，可认文40字。 大奎山摩崖石刻 位于淄川区昆仑镇奎四村大奎山顶峰东侧石壁上。阴文、楷书。书写不工。 《淄川县志》载：“县南二十五里，山顶峭壁间有大铁环，相传为洪水时系船处。今遗迹犹存。其石壁上，又刻四十三字。为四行，云：‘天圣十年九月一日记（阙三字）住高（阙二字）公起建大寺九座，塔两座。内石峰高四万二千尺大尺，开河一道（阙二字）’右楷书，大二寸许，依稀可辨”。 山顶铁环已无，壁间石刻犹存。只是文字与县志记载迥然不同。现存石刻48字，曰：“记天圣十年九月一日僧道鉴合性高旅愿有心起建大寺九座，塔两座，内石○高四万二千尺大尺，松林九座，开河一道建。” 天圣十年为1032年（北宋明道元年），距今950余年。此石刻若果真为北宋遗迹，对研究大奎山一带古代的地理风貌、自然形胜有参考价值。 斩蛟碑 原在张店区沣水乡范王庄，1982年运往市博物馆。 此碑，有这样一个传说：今范王庄西南约10米处，有个较大的水湾，水盛不竭，相传元代时有一书生赴京赶考路过此处，适见一妇人于湾边洗衣，落水而亡。书 生询问当地百姓，得知湾中有一蛟龙，经常伤害人畜。书生为官后又到此地，便招募壮士把湾中蛟龙斩了，为民除害。村人便于此建庙立碑，纪念此事。今庙废碑存，人们传呼“斩蛟碑”。 此碑系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三月立。青石质，高173厘米，宽75厘米，厚25厘米，圭首，额题篆书“灵显真君庙记”，碑文正楷竖写，其内容多记斩蛟治水事宜。 敕女石碣 嵌于博山区颜文姜祠正殿内东墙上，长95厘米，宽３７厘米，正楷阴文，为宋神宗的敕封文告。 咸平石碣 嵌于博山颜文姜祠西庑西墙上，长70厘米，宽58厘米，楷书阴文。1003年（北宋咸平六年）立，内容主要记述重修颜文姜祠之事。 北岭庄石刻 清光绪年间出土于北岭庄，故名。原在桓台县北岭庄罗氏宗祠内。现存忠勤祠内。石呈长方形，高40厘米，宽80厘米，厚26厘米。刻有隶书108字，尾有隋唐名将“李靖书”字样，为唐代石刻。 水月松风石屏 原在桓台县新城镇司马园中，1983年移入忠勤祠。石屏呈屏风式，主石为方形，边长各2．3米，上镌“水月松风”４个斗大行书字，下款题“晋王羲之书”。石阴镌《麒麟松风图》。主石左右有镶石两块，镌“风竽鸣地籁，云锦发天机”的联句，字近正楷，无题款。主石与镶石下有巨石基座，长280厘米，宽80厘米，厚60厘米，四周饰莲花图案。石屏上盖雕有瓦铛起脊的独石顶帽，将主石及镶石全部覆盖。 蒙古族石碑 位于临淄区齐陵镇刘家营庄，1346年（元至正丙戌年）由僧住忽都所立。碑高51厘米，宽106厘米，厚34厘米。1985年春曾于西龙池村东首，淄河东岸田中出土双龙碑首一方，石高１．35米，宽１．25米，厚０．35米，上题“困宁路达鲁花赤先茔之碑铭。”此铭佐证，该处可能为蒙族一大基地，以待后考 临淄县城四门石匾 临淄县城位于齐故城南部，西与齐都宫城相接，系夯基土墙，高10米，周长３公里，略呈方形，唯东南一角稍亏，外设阔近７米的护城河，为元末达鲁花赤李仲明所筑，明成化二年重修时，于四门建鼓楼。正德七年，西、南、北三门增筑月城。万历二十四年以砖重修，崇祯十六年增筑炮台６座。解放后城墙设施大都被毁，唯城东北稍存残垣，城内清顺治十八年所建的县大堂尚存。 现存的城门石匾共４块，青石质，均长150厘米，宽50厘米，厚20厘米。皆镌篆文，南门《牛峰翠霭》、北门《渑池带》、东门《淄流斜抱》、西门《愚岭遥盘》，为明代重修时所制，1974年存于区文管所。 “山高水长”石影壁 在博山区范公祠内，石影壁上上覆石雕冠，下刻须弥石座，四周镶石框，中为石碣，上刻“山高水长”４个大字，草书阴文，上书天启五年（1625年）小春吉旦，下署张中发。石碣后有其弟张至发题跋，正楷阴文。石碣高95厘米，长215厘米。 张中发字智鹄，淄川人，明著名书法家。豪放善酒、喜临池作擘窝大字，酒酣陈纸于庭，裹败絮，濡墨淋漓，奋臂疾书。相传“山高水长”四字即张中发酒后以荭草濡墨书之。 “环青”石刻 在淄川区杨寨乡坡子村小学院墙上。石刻为横幅，高60厘米，宽90厘米，青石阳刻，行书，“环青”二字每字约４０厘米见方。据《淄川县志》载：张至发有一园，“在水磨头庄范阳河北岸。因山架阁，阁下作洞，洞前凿池，置莲花阁。额题曰‘环青’，因以名园”。今日之环青石刻，即昔日“环青园”题额，相传“环青”二字是明代书法家张中发手笔。 § 石大夫碑碣 位于淄川区洪山镇五松山之东的嬷嬷幢。嬷嬷幢东侧有悬崖，崖上有石庙，叫石大夫庙。庙前有碑碣，高5尺，宽2尺半，厚一尺。立庙年代和碑碣年代不详。据说嬷嬷幢悬崖之上原有巨石一块，高数丈，粗三围。有一年晴空中出响雷，巨石开裂，生出一人形石。该人形石受日月之精华，又得天齐嬷嬷之神道，成为灵石，最能治病救人，且有求必应，十分灵验，人称石大夫。后人在嬷嬷幢悬崖之上建石庙供奉灵石，即石大夫庙。石大夫经常幻化为人，到各地为人治病，深受世人爱戴，所以在各地都留有石大夫庙。解放后石大夫庙碑被砸毁，灵石不翼而飞，破落不堪的石大夫庙被山下村民修复后成了护山人的小石房。 孤石大夫碑碣 在淄川区岭子镇下店村金鸡峪山谷内。碑高140厘米，宽70厘米，厚18厘米。碑青石阴刻，楷书，邑庠生赵诚撰文，1630年（明崇祯三年）孟春立，述建孤石君庙事。石碑保存完好。 毕自严传碑 位于周村区王村镇西铺小学（原毕氏家祠）之前墙上。碑高57厘米，宽121厘米。青石阴刻，楷书。首题曰：“明史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毕公本传”。碑文乃清康熙时刑部尚书王鸿绪奉敕撰。毕自严之孙毕盛钜镌石。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八月立。 重修三圣祠碑 1963年发现于淄川区商家乡三教堂庄土地祠庙墙上。碑高40厘米，宽70厘米，青石阴刻，蒲松龄撰文，李元揆书丹。1675年（清康熙十四年）立。 三尚书石碣 市博物馆藏有清初李化熙、王铎、刘余佑三人题名石碣两方，因三者皆官至清廷尚书，故称其为“三尚书石碣”。两碑碣大小相同，两面刻字，均长109厘米，宽35厘米，灰白石灰岩，质地细腻，雕琢精致，保存完好，字迹基本清楚。李化熙，字五弦，号长白小樵。周村人（清属长山县），1634年（明崇祯七年）进士，官至都御使、总督三边统理西征军务。1644年（清顺治元年）降清，累官至刑部尚书晋光禄大夫，加太子太保。1653年（清顺治十年）归县，后卒于家。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孟津人，明天启进士、南明弘光朝官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清顺治初降清，1653年（清顺治十年）迁礼部尚书，不久去世，谥“文安”。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兼工书画，有《山图帖》，诸体悉备，亦善画山水兰竹梅石。 刘余佑，字中徽，号玉吾，明万历进士，累官工部侍郎。顺治初降清，任兵部侍郎，顺治五年起先后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顺治十年再主刑部时受贿，被革职杖徙，不久死去，有《燕香斋文集》行世。 “三尚书石碣”主要是辑录了王铎和刘余佑给李化熙的信札。李化熙珍藏了王、刘二人的信札，并“倩善手上石”，看来主要是出于对其二人书法艺术的钦慕。 就书法而言，“三尚书石碣”堪称上乘佳作，特别是王铎师法颜真卿、米芾，工行草书，笔力遒劲，刚柔兼济，长于布白，曲尽书法之妙，颇受书法界推崇；从内容上看，“三尚书石碣”还从一个侧面道出了部分降清的明王朝的孤臣孽子，政治上仰人鼻息，失意无聊，思想上遭人非议和良心自责的苦闷心情，故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孔子闻韶处碑 在齐故城大城东南部韶院村。相传这里是孔子在齐闻韶乐的地方，据《临淄县志》（民国９年）载：“相传清嘉庆时，于城东枣园村掘地得古碑，上书：孔子闻韶处。后又于地中得石磬数枚，遂易村名为韶院。至宣统时，古碑已无下落，本村父老恐古迹湮没无传，故另立石碑，仍刻：孔子闻韶处”。系1911年立。当是孔子闻韶这段奕世相传佳话的佐证。现该碑嵌于韶院村学校内墙壁上，并加刻韶乐简介与古代乐舞图。 蒲氏始祖碑 原立于淄川区洪山蒲家庄西门外，蒲氏老茔内，蒲氏始祖蒲璋墓前。1980年移入蒲松龄墓园。 碑高185厘米，宽76厘米，厚２８厘米。上有瓦楞状碑帽，下有碑座。碑青石阴刻，楷书。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十月蒲姓合族公立。因自然剥蚀及人为破坏，碑文已模糊不清，有14字不可认。 新建龙王庙碑 龙王庙位于淄川区蒲家庄，建于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解放前毁于兵乱，碑幸存，现存于蒲松龄故居内。碑高142厘米，宽55厘米，有座无帽、上端隆起。碑青石阴刻、楷书，碑文185字，记载了建柳泉龙王庙的经过，由蒲松龄撰文。 青云寺碑 1963年发现于淄川区青云寺大殿残壁下。现存于蒲松龄故居内。碑高170厘米，宽70厘米。青石阴刻、楷书。碑文176字，记述了青云寺的自然景色之美，及天王、祖师二殿重修经过。碑文短小、洗练、优美，由蒲松龄撰文。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夏日立。 关帝祠碑 关帝祠在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东西大街北巷口。祠建年代不详，此碑原在庙墙上，1958年移入蒲松龄故居。碑高119厘米，宽49厘米。青石阴刻、楷书、蒲松龄撰文，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八月立。 赵执信石碣 嵌于博山颜文姜祠正殿内西墙上，长84厘米，宽68厘米，四周花边，楷书阴文，题为“重修顺德夫人坟院记”，由赵执信撰文并书丹。 孙廷铨石碣 嵌于博山区颜文姜祠正殿内西墙上，长110厘米，宽56厘米，系孙廷铨撰文，孙宝儒书丹，四周花边，隶书阴文，题为“新置灵泉庙香火房田记”。 风雨竹石碣 嵌于博山区颜文姜祠正殿墙上，长132厘米， 宽４９厘米。“风雨竹”系1826年（清道光六年）博山知县杨春喈的夫人吴静君所画并题诗，杨春喈题跋亦刻于上。 重修七圣祠碑 七圣祠位于淄川区蒲家庄，始建年代不详，20世纪30年代毁于战乱，1956年此碑移存蒲松龄故居。碑高162厘米，宽59厘米，青石阴文、楷书，有座无帽。1646年（清顺治三年）立，蒲兆台撰文。碑上捐金人中，蒲与其庶长子蒲兆专同碑题名。 柳泉蒲先生墓表碑 立于淄川区蒲家庄蒲松龄墓前。碑通高178厘米，宽69厘米。青石阴文、楷书、有座无帽。碑额：“柳泉蒲先生墓表”。表文系蒲松龄生前好友张笃庆之从子张元撰文，略述了蒲松龄的生平、简历。碑阴镌有蒲松龄夫妇生卒年月，蒲氏著作表及奉祀人名讳。 该墓表最早立于1725年（清雍正三年），由蒲松龄四子八孙共立。1966年被毁，现立于墓前的墓表，系1979年依原碑拓为据重刻，孔庆汉书丹。 阿育王塔石级（经幢） 阿育王塔原在临淄西关北侧西天寺内，为后赵石虎所建，已废，仅存塔之中级，即此。石作八面形，皆刻有汉隶佛教经文，故亦称“八棱碑”。直径157厘米，厚50厘米。此石在西关吴承安家中保存多年，1980年，其后代献于临淄文管所收藏。 § 墓碑演变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墓志出现在后汉时期。墓志是由墓碑演变而来，与墓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墓碑形体高大，又都树立在地面上，而墓志一般形体较小，又随墓主棺柩葬于土中。可以说，墓志与墓碑作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对孪生兄弟。墓志作为封建礼教的产物，沿袭近 2000年的历史，往往因其内容真实可靠，故能起到证史、纠史和补史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往往又因其书法精美，雕刻细致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文化历史遗产，也是国家文博部门整理收藏的重要内容之一。 靖江王陵共出土约50方墓志，大多由两方志石组成一合，分志盖和志文。其中等级最高的是王、妃墓志，均为当朝皇帝钦赐，造型一致、文体统一，志盖篆书标题，注明墓主姓名、身份；志文刻铭文，记录主人的生平事迹等，志石边缘均以阴线刻龙凤纹图案。将军以下级别的墓志则略显简单，但造型、文体富有变化，除常见墓志外，还有祭文式、有镇墓道符式、有买地券式等，有些墓志是由当朝显宦或当地名士撰文书丹，文笔优美，书法精深。靖江王陵出土墓志是我们研究桂林地方史、明朝封藩制度和书法艺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 靖江端懿王壙志 (盖) 靖江端懿王壙志 (文) 靖江端懿王妃壙志 (盖) 靖江端懿王妃壙志 (文) 靖江康僖王壙志 (盖) 靖江康僖王壙志 (文) 靖江宪定王壙志（盖） 靖江宪定王壙志（文） 明故悼妃滕氏石刻（一） 明故悼妃滕氏石刻（二） 六府五奉国将军墓志（盖） 六府三奉国将军墓志铭（文） 奉国将军夫人鲁氏墓志铭（盖） 辅国中尉云峰公墓志铭（盖） 辅国中尉云峰公墓志铭（文） 四府奉国中尉约耽草囱府君墓志（盖） 四府奉国中尉约耽草囱府君墓志（文） 福清县君墓志（盖） 福清县君墓志（文） 靖藩莫夫人壙志（盖） 靖藩莫夫人壙志（文） 宫媵黄氏圹志（盖）[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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